南桥博客

美国总统看闲书

2009-07-19T22:57:00.000-07:00

有人说美国是个喜欢列清单的国家，这从其图书的各样榜单上就可以看出。从过去的《每月新书》俱乐部推荐榜单，到现在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榜单，到书店店员的推荐榜单，各种推荐书目多如牛毛。若想读书，这四处皆是的书单，总有一款适合您。实在不行还可另起炉灶，自己去做一份，就怕不用这个心思，不去读。

什么样的榜单，恐怕都比不过美国总统的书单。时政网站Politico.com介绍，媒体发现奥巴马看的两本小说后，其销量旋即扶摇直上。奥巴马看的一本书是美国作家戴夫·艾格斯和一苏丹难民华伦天奴·阿恰克·邓合写的一部阿恰克·邓半传记体小说《何为何》（What is the What）。这个以苏丹难民邓为第一人称所写的半自传小说中，邓坦诚而诙谐地描述了他在苏丹以及后来的非洲其它难民营经历，还有后来到美国后的遭遇。由于传记记载了肯尼亚等奥巴马的“祖居”，奥巴马很有兴趣，不但自己看此书，还推荐给了自己的幕僚。

奥巴马看的另外一本书是《荷兰》（Netherlands)，这是生于爱尔兰，在荷兰长大，后入籍美国的移民作家Joseph O’Neill所作小说。和笔者去年所译的一荷兰作家作品《万灵节》类似，该书有点“思想小说”（Novel of Ideas)的特征，写的是9/11后一个居住在纽约的荷兰移民的心路历程。奥巴马看完了为此书叫好，接下来的一周，书的销量旋即提高了四成。

奥巴马的前任布什，人们常以其为德克萨斯的“红脖子”乡下佬，有人甚至谣传他宁可烧书也不看书。但这个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小布什总统毕竟读了耶鲁的历史系和哈佛的商学院。或许他成绩一般，或许他能进去和其老爸有关，但是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美国学校总的来讲宽进严出，几年混下来，如果不是一个善于读书的人，也是很难的一件事。虽然小布什总统和读书不多的小城美国人打成一片，但他的“简单”或许只是一种假象。据其好友透露，布什是个狂热的书迷。
他的长期亲信和高级顾问卡尔·洛夫和他有长达近40年交情，他说此间布什总是在看书，除了每年把圣经从头读到尾之外，他读历史，读传记，读小说，每年都看几十本。2005年，卡尔·洛夫和他互相打听“新年决心”，洛夫说他要读书，布什从此就开始和他比赛上了。说完新年决心后的第三天，他和洛夫再次见面，才两三天，布什就说他读到第二本了。仅在2006年一年，布什就读了96本书。他读的书有些让人都意想不到，比如加缪的《局外人》也在他的书单之列。布什甚至还有亚马逊公司的电子书阅读器Kindle.至于布什的老父老布什也同样还是个书迷。根据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朱刚教授介绍，老布什90年代末访问南大期间，还专程去访问了他痴迷的《大地》作者，作家赛珍珠在南大的故居。一个20世纪末的总统，居然会是一个20世纪初作家的铁杆粉丝。

而克林顿总统离任前，还列出了自己最喜欢的图书，包括小说艾利森的《看不见的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还有叶芝诗选。

一个总统看这些闲书有何作用，有何动机，对其执政有何帮助，或许我们不必过多阐释。或许看这些闲书就是一种消遣。

奥巴马晚上晚饭后，等孩子去睡觉了，总要抽出半小时来看看小说，作为一天下来看公文，看简报的一种平衡。之所以被媒体渲染，是因为奥巴马本人文学水准颇高，他的床头书目，就是一个活招牌。

但是不管其动机如何，看闲书未必不能影响到一个政客的执政。政治也是人的学问，一些看似无用的“闲书”，反倒在对人性优劣的洞察上，超过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很多时候，解决问题，领导者缺乏的不是具体的手段和资源，而是对世事和人心的深刻省察。

与此同时，一个社会的文化判断力，是和领导者的导向及判断力有关。作家王蒙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谈及文怀沙成为国学大师一事就曾意味深长的感慨：如果毛主席、胡乔木还在，文怀沙能成为大师吗？一个人怎么能会因为知道几句楚辞，外加长着一把大胡子，就成了大师呢？

可惜这个社会过于功利，大家追捧一些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型”市长和技术官僚。有时候忘了退后一步，从人文的角度去反思一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整合性，故而顾此失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致社会矛盾重重。

从政者只是找些诗词和名言来装点门面，未免会以附庸风雅而贻笑大方，但也不要“忙”得连读书得时间都没有。美国总统都有时间去读闲书，谁还有什么借口呢？抽空去读点“闲”书，一来是种放松，二来提高自身修养，三来也可改变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若一些官员把包情妇的那些闲情雅致搁一边，像布什一样一年几十本这么去读书，我相信这个社会会和谐很多。

Affirmative Action和民族优惠政策

2009-07-07T11:54:00.001-07:00

中学政治课上，我们一老师谈到民族问题时，说了个故事。说刚刚进藏的一个士兵，不知西藏天葬的习俗，看到有秃鹫吃人肉，好意给赶走，结果引发了军队和藏人的冲突，最后这个士兵被处死，事态才平息。我想听说此故事的人，无不为这个小士兵感到惋惜，因为他不过是好心办坏事，不知者不为罪，本不至死。如果真正走法制路线，没有法律依据，就不能将这个士兵处死。

可是这个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了维护所谓“民族政策”，多少无辜百姓做出了无畏的牺牲。其实事情本不应该这么解决，通往民族和解，不应该只是牺牲大民族扶持小民族这条道路。你得让人去相信谅解之道，把过去的交给过去，一手抓疗治，一手抓法制，而不是说给些小恩小惠，以图一时之宁。一个吃糖长大的孩子，长大必然会责怪父母给的一口虫牙。

民族矛盾的增多，说到底并非是“大汉族主义”的问题，而是人为制造不平等问题。给少数民族各项优惠，给人为分配名额，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会说你不鼓励他们平等竞争，养懒汉，让他们的民族越来越平庸，这就是为什么是越优惠，他们越闹的缘故。另外，这种一碗水端不平的做法，尤其是以人为指标（比如60%地方干部必须少数民族），只会强化各民族自我意识，放大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另外，这样去做，也会寒了与其比邻而居的汉人的心，摆明着制造矛盾。现在汉族家长，为了孩子前途，不惜让他们拼命一般上奥数上英语上好高中考好大学，你让一个人因为少数民族就可以加分，谁不气恼？这个政策早就该改了。

我有一次问一美国人为什么美国没有三八妇女节。她说这是因为女权运动的缘故，女性不想被人另眼相看。同样的道理，真正的民族平等，你得把大家平等对待。或许在一定时间内，基础薄弱者会落后，但长久下去，这还是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 Affirmative Action, 现在也越来越被人非议。《多元化的迷思》一书作者David Sacks & Peter Thiel的一文《反对‘支持行动’》（The Case Against Affirmative Action），本来是针对斯坦福大学的少数族裔优惠政策，但是改动几个字，简直和我们的民族政策说的是一回事，摘译几段如下，全文请看这里：

“过去二十五年来，斯坦福大学在录取、聘用、终身教授评选、招标、和助学金发放上，采取有利于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可是直到最近，在针对‘支持行动’的公共辩论下，，校方才开始反思这些政策。

“我们开始发现这是为什么。该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逆转歧视，但这种种族优惠政策实际上反倒强化了歧视。该政策的初衷是促进和谐和融入，但结果却让校园分裂。优惠政策的说辞和现实严重脱节，其不平的严重程度，超过了其它任何公共生活领域。”

“例如，学校宣称少数族裔优惠政策能帮助所谓弱势群体。事实上，胡佛研究所的Thomas Sowell 就发现，优惠政策主要是惠及少数族裔中的中上阶层。与此同时，由于录取是一场零和游戏，这些照顾政策伤害了贫穷的白人，甚至很多亚裔（他们中符合录取标准的人非常之多，比例非常之大）。如果说优惠政策真是要帮助弱势群体的话，就应该严格按照弱势群体标准来实施，而不是以种族为标准。

“另外，凭什么给一个黑人医生（译者注：医生家境富裕）照顾，而不给一个越南难民优惠呢？这些做法，近年来已经让人开始反思 ‘支持行动’的理论依据。现在有人已经放弃了扶持弱势群体的说辞，转而说这是为了促进“多元化”。可是这种推动多元化的努力适得其反，反而让斯坦福有了种族分离的学生宿舍，种族分离的学生入学辅导项目，种族分离的毕业典礼，在种族理论和性别研究学科有种族分离的课程设置。

…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个根本问题是种族歧视的过去，不会因为新的种族歧视政策而负负得正。这些强化种族意识的项目，背叛了马丁?路德?金‘不分肤色的社区’的梦想，强化了种族敏感性，成了鄙夷和对立的来源，而不是产生疗治。

世宗武皇帝杰克逊

2009-07-06T12:55:00.000-07:00

Jon Meacham著，American Lion: Andrew Jackson in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年出版

最近，《美国狮子：安德鲁?杰克逊在白宫》获得了2009年普利策奖（传记类）。和范长江奖一样，普利策奖是一新闻奖，在新闻这一类别，分国际报道、国内报道、摄影、漫画、评论等多个类别。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它的另外一大类是文艺类，分小说、戏剧、历史、传记或自传、诗歌、一般非虚构类作品、音乐几个颁奖类别。这些奖项都没有固定入选标准，是否入选得看评委的喜好，评委认为好就好，这是刻意主观的。但评委眼光一般都还不错。传记类别今年的三个评委中，有两个自己也获得过普利策奖。

除了历史类别外（还必须是写美国历史），大部分作者必须是美国人，所以这是一本土奖项。但美国人可能是当老大当久了，“自绝于世界”，好多奖项不大理睬国际奖项。比如他们喜欢“玫瑰碗”决赛，未必知道足球“世界杯”为何物。同样，普利策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或许都不亚于诺贝尔奖，只是奖金低一些，才1万美元。但是获得普利策，在名声上给作者带来的收益更大，是一般作者和著名作者之间的一道分水岭。例如安妮?普鲁，就是因《船讯》一书获奖，而进入公众视线的。

《美国狮子》这部传记获奖原因是“无所顾忌地讲述了一个有瑕疵的民主党人，一个举足轻重的总统，作者用灵活优美的文字，将杰克逊的传奇鲜活展现给读者。”入围“传记类”的作品还包括一部罗斯福传，和一部本?拉登传。普利策奖最终花落《美国狮子》家，恐怕也和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有些许关系。从精神气质上看，走群众路线的奥巴马更像平民总统杰克逊一些。

一年前去田纳西州，途径一条路叫Old Hickory Road，给我开车的当地朋友介绍，“老核桃”（Old Hickory）是田纳西人、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的绰号，当地人对杰克逊很有好感，认为他是美国民主真正的先驱，也是一位真正的民间总统。那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家现在院子里就长有一些核桃属的树，是那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树，见缝插针地长。杰克逊年幼丧父，刚刚当选就死了老婆，一生和印第安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打过战，还有华盛顿政坛的腥风血雨，他一路闯了过来，是美国政坛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个总统。不过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有不少“瑕疵”，比如他和夫人结婚之时，夫人事实上还没有离婚。从法律上说，他是一位犯了重婚罪的总统。另外，他担任总统的时候，也闹了一些荒唐事，比如他为了维护自己军务卿（Secretary of War）伊顿的夫人，不惜开罪华盛顿政坛无数要人，包括他的副总统凯尔汉姆。谁要是反对这位名声不大好的伊顿夫人，他就认为是和他自己过不去。这场红粉之争闹得华盛顿政坛沸沸扬扬，几乎造成总统和一些阁员反目成仇。

他是一个民主党总统，后来的民主党总统或其候选人自觉不自觉地在效仿他的榜样。他的遭遇，也被后来的民主党要人重复着，如他曾在初次选举时失利，原因和普选获胜当选举人团选举败北的前副总戈尔一样。杰克逊和美国第二银行等机构的斗争，也会让人联想起目前正在“修理”金融体系的奥巴马。

他最为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在民主制度方面。美国的民主制度虽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创立，但是其逐步成熟，也得感谢一代代人的筚路蓝缕，尤其是安德鲁?杰克逊这样中流砥柱的力量。杰克逊坚信必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the majority is to govern），并身体力行处处争取为大众效力。他心目中的民主是这样的：大部分选民选举总统，总统选出他的内阁，内阁根据人民的充分监督下施政，四年后，人民再次决定是否让这总统、内阁继续。不符合他这种民主理念的官员统统让路。他上任后，立刻换了38个官员（约翰?昆西?亚当姆斯才换两个）。上任后，他立刻要解决是否实施死刑和官员任免问题。这在当时的政治精英中引发了一场地震。其政敌克莱描述：“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掉自己的人头，或者是谁下一个丢官，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丢官和丢脑袋其实也差不多。”

作者称他为“美国狮子”，也颇形象。他自称“我生来喜欢风暴，不喜欢平静”。他是一个好斗的人，参加过多次战争，还曾亲自参加过数次决斗，身上到死都有一颗决斗时候留下的子弹。当年和英军作战期间，英国军官跑到他家，罚他给自己擦皮鞋，杰克逊坚决不肯，英国军官举起长剑，作砍人状，杰克逊伸过手就去抓剑，把手割得鲜血淋漓也不肯屈从。后来带着这刚强的性格进了白宫，和政敌相争，从不示弱。因骁勇善战，孔武有力，在中国网络上有人戏封他一谥号为“世宗武皇帝”。这个武皇帝最大的污点是和印第安人动武，最终逼迫他们西迁，迁出一条通往保留地的“血泪之路”。

不过他留给美国他给美国最为重要的遗产，是再造了美国的民主，有人甚至称他为美国“第二国父”。他是一个来自平民家庭的总统，以代表大多数美国国民的利益为己任。我们这里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代表大多数的“民主”到底会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和中国一样，也一直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一些议员会为了地方利益，提交一些议案，用联邦政府的钱，去达成地方的目的。当然他们不会直接说是为了地方的利益，而会作出种种包装，作出惠及全国的模样来。这种拨款，不知何故，被称为“肥肉”（Pork）。这不过这种事情，不是各地“驻华盛顿办”操作的，而是各州议员在幕后操作的，他们的外围又有一些游说团体和地方政府。我以前所在的西弗吉尼亚州，就能看出到处都有这种“肥肉” 的痕迹。连任了无数届的老参议院罗伯特?博德（Robert Byrd），就争取了无数这种拨款，给西弗吉尼亚修建公路、桥梁、研发中心，等等。地方也投桃报李，给这些公共事业统统命名Robert Byrd, 博德路，博德桥，博德研发中心，另外，一届接着一届把这个“不忘故乡”的博德选举为参议员。但是日子久了，能看出这个州靠输血过日子，始终还不能摆脱贫困。更为重要的是，拿联邦的税务，去扶持某个地方的事业，会滋生各种不公、腐败。但是这种结果，一些短视的政客是看不到的。这种项目看似为民做主，造福一方，但只是一种狭隘的民主。杰克逊那时候就遇到了这种肥肉拨款的情形。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决定动用否决权，否决这种做法。当时提交的议案，是要用联邦的拨款，修建肯塔基州的一段道路梅斯维尔路。杰克逊决定，联邦的钱，只能用来修建跨越州线的州际道路，但凡惠及一州的拨款议案，他一一否决。今日美国州际公路十分发达，追溯起来，还得感谢他当时的决策。

梅斯维尔路议案即将被否决的消息传出后，肯塔基州的众议员理查德?约翰逊找了过来，伸手要和他握手，还说：我伸出的手就好比铁砧，您的否决，比那铁锤还要厉害啊。等于是说：你为刀俎，我为鱼肉。杰克逊没和他玩这比拟游戏，说不否决也可以，给贵州加税何如？约翰逊说那比否决更黑。杰克逊后果断否决了这议案。

这种否决，才显出一个总统的杀伐决断来。这是以前总统所罕用的，约翰?昆西?亚当斯称，此前六任总统，否决的法案不过四五个，但杰克逊三天否决了四个。拜杰克逊所赐，日后利用宪法授权动用否决权，逐渐成为惯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时还问一下幕僚有没有什么东西可拿来否决否决的。这也是三权分立制度下总统的一大法宝。有人说美国由于制度健全，总统几乎是可有可无的，国一日无君，美国照转。这个说法是很偏颇的，制度再健全，也得靠人去实施。盲目崇拜制度是很危险的，任何决策，都是制度、个人意志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在制度实施当中，个人的意志可由制度来制衡，亦可借助制度而放大，发挥平素发挥不了的作用。

这个作用是好是坏，留给历史什么影响，得看这个总统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杰克逊自诩民间总统，他认为他代表的是广泛的民意，他所否决的，是地方和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当然时移世易，这种代表有些在今日来看是错误的，比如曾经作为一个将军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杰克逊，之所以让印第安人西迁，当时就是为了维护狭义的“人民”的利益，而当时他所认定的人民乃是占人口多数的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杰克逊不惜开罪一些反对迁徙的宗教势力。这个孽债，今日的美国人在偿还。由于祖上受到不公待遇，而今的印第安人后裔上学，学费可全部免除。其实中国也是一样，对特定地域、人群（如农民）的社会不公，子孙后代是要还的。

由于美国的政体从初创到如今一脉相承，作者约翰?梅钦（Jon Meacham）回顾历史的时候，将其和日后的发展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能看出美国政治制度的传承来。在诸如“肥肉”拨款的话题上，杰克逊的决策，和背后的理由，放在现实的语境下，有如空谷之回音。2008总统竞选的时候，奥巴马和麦肯二人都把反“肥肉”拨款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拿出来辩论。因为联邦的资源，究竟用在什么地方，如何使用，事关社会公平的原则，而从长远来看，这个原则远比一些局部利益更为重要。

历史的重要关头，决定其方向的，未必是某个看不见的宏观规律，未必是其实无声的大众，而只是某个人的想法，他在当时当地的决定。了解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或许我们可以去看看他给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拐点，究竟做出了什么决定，为什么会这么做。今人可否将自己放入当时的场景之下，去以古论古，设身处地去思考当时的“情景”，想想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决定。从古至今，事件或许会有差异，而决策的依据，信仰与信条，人性深处的那些东西，是从古至今没有断流的。这是一本传记，但是很多话题对当今美国政坛都极具借鉴意义。

传记作者约翰?梅钦是一新闻人，极其尊重事实，这本书的注释就有101页，参考文献小字密密麻麻达14页之多，作者参考的文献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汗牛充栋。笔者最早翻译的《赛珍珠文化传记》(彼得?康著)也是每一章都有大量注释，十分严谨。有了这种严谨，那么穿凿附会的成分就会少很多，读者大可去看“放心”传记。

但是严谨不是拘谨。考据的严谨和写作的文采并无内在矛盾。看此传记的时候我看得津津有味，简直像是在看二月河笔下的“康熙大帝”，唯一不同的是没见多少“戏说”的成分。唯一的演绎，是作品中画龙点睛的一些评论，不过这些评论多半是点到为止。例如前总统亚当姆斯1829年9月因为对长老会牧师坎普尔的行为不解，写信给妻子说他很“困惑”、“无从理解”。作者说他困惑不解的原因可能是“知道内情的人不说话，知道点皮毛的人在大说特说，这是华盛顿生活的常见特征。”（Those who knew all were not talking much, and those who knew only a little were talking a great deal）看来不由让人会心一笑。作者可能是做新闻编辑做久了，积淀深厚，偶尔会“薄发”一些这类杂感吧。

传记写的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头绪众多，作者有时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比如写杰克逊遣使去土耳其，说到不久前发生的希腊、土耳其战争，这时补了句：拜伦（英国著名诗人）就是这场战争中为希腊而战死去的。与正文叙述似无直接关联，却旁枝斜逸，横生妙趣。写这种传记写得不越雷池半步那也是很没意思的。

一些传记作家同行也佩服作者的行文。同样获得普利策奖的林肯的一传记作者Doris Kearns Goodwin说梅钦写杰克逊，和沃尔特?伊萨克森写富兰克林总统，大卫?麦克库罗写约翰?亚当姆斯一样绝妙。另外一位杰克逊传记的作者罗伯特?莱米尼称他的文字“华美”。我们不妨看看传记开头：

“战争的气息浓了。在白宫二楼摇曳的烛光和油灯中，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盛怒，斗志昂扬。他刚连任总统，南卡罗来纳州就来向他发出了挑战。”

这段描述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三言两语，就让一个易怒、好斗、“美国狮子”般的总统，跃然纸上。传记作者约翰?梅钦（ Jon Meacham）新闻、文学并驾齐驱。作者是一个不甚出名的“南方大学”的毕业生。他读的是英文专业，所以在写作上他技巧娴熟，文笔优美。论职业，他是《新闻周刊》编辑。他业余也写一些历史著作，包括一部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单的关于罗斯福和邱吉尔友谊的作品。现在据他同事的描述，梅钦虽然年轻，但是思想老成，刚进《新闻周刊》的时候，大家发现他的朋友“多半是比他年龄大一倍”的人。梅钦和杰克逊总统的田纳西老乡，生于1969年，还很年轻，纯属少壮，前途不可限量。

《布鲁克林有棵树》序言

2009-07-06T12:54:00.002-07:00

有幸请到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教授给《布鲁克林有棵树》（http://www.douban.com/subject/3826899/）一书作序。征得曹教授同意，转载如下：

序

曹文轩

《布鲁克林有棵树》与《安琪拉的灰烬》属于同类小说——是“成长小说”，也可称为“家小说”。它写了弗兰西一家子的故事。一个感人的大故事里镶嵌着无数的小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都围绕着一个词：感动。这个词是一颗巨大的钻石。

若从文学史的第一章看起，你会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个结论：文学就是为做感动文章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后来文学改弦易辙，不再做这个文章了，只一门心思地想着思想的深刻和如何深刻。爱思想胜于爱美、爱情感，已成潮流。尽管，没有任何人向我们证明过思想的价值就一定比美和情感的价值更重大，但文学差不多都朝着这个方向去了。本来有着许多纬度的文学，到了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纬度：思想——除了思想还是思想。作家们一个比着一个地追求深沉和深刻，唯恐自己不是一个身在巅峰的思想家或大哲。“恋思癖”，是新世纪的流行病。

《布鲁克林有棵树》似乎回到了老路上，依然做着感动的文章。作者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思想是重要的，还有许多和思想同等重要的东西，比如美，比如情感。这部小说中，有许多让人为之心动的叙述和描写：孩子们之间的感情，父母和孩子们的感情，还有那位个性独特的茜茜姨妈与孩子们以及与孩子们的父母们的感情，都不时无声但却很有力地撞击着人心的柔软之处。

像其他许多小说一样，这种感动并不一味地显示在完美无缺的、心怀悲悯的人那里，也会出现在那些似乎有缺陷的、冷漠的、没有责任感的人那里，而这种峰回路转时的感动，却格外地使人心灵的暖流环绕不息。在这个坐落于布鲁克林的平常家庭里，父亲显然不及母亲伟大。父亲甚至还是一个醉鬼。但，到作品的后面，这个父亲却又是光彩照人的，他让活着的人深感歉意，并为他的行为而感动。弗兰西在父亲去世六个月之后的毕业典礼上，却收到了父亲生前托茜茜姨妈送来的鲜花和卡片。那卡片上写着：献给弗兰西，恭贺毕业。爱你的爸爸。读到此处，无论是弗兰西还是我们，心都会微微颤动。

让情感得以升华，其实是文学的一贯价值，这份价值丝毫也不亚于什么深刻的思想。

《布鲁克林有棵树》很像是一首歌。

这是一部有旋律的小说。好的小说，其构思与一个曲子的构思大同小异。没有旋律的歌是最糟糕的歌。对于时下许多歌曲，我是很不以为然的。那些歌很糟糕，而糟糕就糟糕在没有旋律。一句是一句，说是一首曲子，其实是支离破碎的。我很难理解，这些曲子是怎样被那些“粉丝”们记住的。我知道，好的歌总有一个旋律，这个旋律是圆形的，是转动的，它似有似无，有时飘飘而逝，但却总在这个曲子的天空下回旋。我们在一种荡出，回归，再荡出，再回归这样一种循环往复中感到了一种美丽的眩晕。我们看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完整构思。也正是这个飘荡的旋律，让我们记住了这个曲子。我不懂音乐，但这并不妨碍我去欣赏音乐和评价音乐，因为音乐是与人的心灵相通的，是与人的血液流淌的节奏相和谐的。我只知道，这些年的歌，凡我喜欢的，它都流传了下来，凡我不喜欢的歌，都没有流传下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旋律的有无和旋律优美的有无。

《布鲁克林有棵树》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变成了段子，这些段子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整部小说。觉得它很像一首歌，有音乐的感觉，还因为这部小说总在歌唱。爸爸的歌唱、爸爸和孩子们的歌唱、孩子们的歌唱、孩子的独唱。这部小说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我是一个喜欢在小说中嵌入童谣和民歌的人，因此看《布鲁克林有棵树》有一种亲近感，觉得它很投我的口味。

《布鲁克林有棵树》显然是一部老式小说。

在现代主义泛滥的今天，“老式”越来越是个迷人的字眼。人们发现，“现代”因为过于花样翻新，过于迷恋非常态的情景、人物与物象，已经很让人厌烦了。阅读者甚至起了疑心：这样的文学究竟给了我们什么?道义感吗?美感吗？情感吗？抑或是其他什么重要的、宝贵的东西？那些让人费解的“意义”由于过于形而上（几近玄学），使阅读成了受罪、受苦、受难的过程。那些背后的、底部的、黑暗深处的“哲理”是要通过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们加以暗示和明示后，才得以显示的。主题显灵，是这种阅读中的一个痛苦的企盼。由于艰深和玄奥，“现代”养育了一大批阅读的牧师，这些人负有解释和阐释权，阅读是在他们的复杂的指导下而得以进行的。从前朴素的、明朗的阅读，现在越来越具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此阅读，与其说是在阅读，还不如说是在考验人的耐心和智力。阅读的快感是在九死一生之后才获得的，大多数“俗人”都半途而废了。除去耗费我们的心血，“现代”给一般阅读者的直接感受是冷酷的、压抑的、沉闷的、无望的、绝望的、向下的、堕落的。当越来越多的人从“皇帝的新衣”现场效应中脱出时，一个简单的念头在升起：如果没有这些文字，世界是不是会更美好一些？这个发问，对于“ 现代”几乎是致命的。

《布鲁克林有棵树》讲的就是那样一个正常的故事，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小说历史上最常见的方式，主题也是无需用脑袋撞墙然后才能有所悟的，更不用去聆听阅读牧师们的布道了。看了，你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会平添一份坚韧。你是向上的，你会听到你一路向前时耳畔响起的生动的风声。它是属于阅读大众的，而不只是属于阅读精英的。它不是畅销书的路数，却绝对可以有畅销书的天下——一望无际的天下。它不是靠故事的离奇，而是靠故事的质量；不是靠主题的新颖，而是靠主题的份量；不是靠人物的怪诞，而是靠人物的真实和富有。阅读这样的小说，不必装模作样，不必煞有介事，读，就是了，平等的，平常的，平易的，而读完之后又是受益匪浅的。

所有这些，都是从前老式小说的基本品质。

最近装修房子，几乎天天去装修市场和家具市场。看来看去，还是觉得古典风格的和田园风格的家具可靠和经看。总觉得它们的骨架和肌理之中藏着岁月，藏着难以言说的美感。那份庄重，那份质地的背后，是千年历史的影子。那些现代家具，倒也新颖别致，并且能一下子揪住你的目光。但，看久了，总有点生疑：它们可以长久吗？过于风格化，可能反而会容易过时。最后，统统选择了古典的、田园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古典的、田园的家具，其实已经融入了一些现代的元素——“现代”为“古典”和“田园”注入了生命的一些新鲜元素，这大概就是“现代”的意义了。

别忘了这部作品的名字与这部作品价值之间的关系。一部好作品必定有一个好的名字。极端一点讲，看了名字，你也就能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一部好作品了。

2009年6月1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施瓦辛格终结纸质教材

2009-07-06T12:54:00.001-07:00

因高达28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预算危机，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该州学监欧康奈宣布开展免费电子教材方案，向该州公立高中学生免费提供电子版数学和科学类教材。这些学科由于教学标准比较统一，教材的内容也相对一致，容易电子化投放市场。但施瓦辛格所终结的，或许不仅是这几个学科的纸质教材。

以电子教材取代纸质教材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很久。就在去年，控制教材成本还是马里兰州议会审核的一个热门话题。早在2000年，《麦肯锡季刊》就曾登载过以按需定制的电子教材取代纸质教材的文章。可惜长期以来，由于需要改革的人缺乏去改革的动机，所以一直没有本质性进展。希望“终结者” 施瓦辛格在困局下的振臂一呼，会歪打正着地打破纸上谈兵的局面。美国的教材费用奇贵。这一点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可能都深有体会，普普通通一本教材，动辄上百美元，而且有些课有三四本教材，一个学生如果一学期学上四五门课，教材费用上千元是常事。所以我们那时候读书，学生各显神通。有的找老生买旧书，有的去Half.com或者ebay.com淘旧书。有的几个学生合用一本书。还有的学生更神奇，居然用数码照相机，将教材一页页照下来。后来工作后，我有个实习生是经济专业，索性上网从中国买教材，因为诸如《经济原理》之类著名教材，在中国也以英文出版，但是价格低廉得多。高校非义务教育，成本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所以教材问题也会比中小学更为突出，因此，加州的改革，其影响会超出加州。

根据美国政府2005年发布的一项报告，自1986年到2004年间，美国教材的费用就上涨了186%，上涨速度远超过同期内的通货膨胀速度。在公立高中，由于施行免费教育，该费用皆由纳税人承担，改纸质教材为电子教材，可立竿见影地降低相关费用。施瓦辛格的计划刚一宣布，便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比如英国《卫报》随后就预言，加州的做法一定会被其它地方效仿，包括英国本身。

教材费用居高不下，说到底还是因为教材市场的特殊性。该市场背后有着各利益集团，他们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主动放弃即得利益。这个市场并非完全市场化。最终的消费者（学生和家长）对教材的选择并没有支配权，就如同病人对自己的用药没有多少支配权一样。支配权最大的是老师，就如同看病的时候开药的是医生一样。选择教材时，老师可以在学术自由名义下，自由选择教材，他们可以去为学生着想，去考虑成本，但是这种考虑是一种选择，而非义务。教材出版商有时候为了让老师选择自己的教材，会邮寄一些“免费试用版”。一旦采用该教材，老师可将这些免费试用的教材转卖，换些所谓“带配偶出去吃饭”的小钱。另外，有些教授本人是教材的编写者，希望更多出售自己的教材，没有理由去帮学生去寻找价格低廉的教材。我以前的一个教授，写了本很受欢迎的教材，该教材几乎一两年就出一新版。新旧版内容出入不大，但页码出入很大，学生上课用旧版很不方便。这就是为了让一届一届的学生少去市场淘旧教材，而一直不断买他的新版。但这些收入毕竟稀少，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站在学生一边，呼吁降低教材费用。可是经营教材的学校书店，一般都有利润上缴给学校，学校也没有理由去降低教材费用。那么最终的受害者，在私立学校，是学生。在加州公立高中这样的地方，受害者其实还是纳税人。

这个不正常的模式显然不可能长久支撑。一些有远见的出版商在做纸质教材的同时，逐步提供电子版本的辅助材料，以预备教材无纸化的未来。在加州提出电子化教材计划后，美国最大教材出版商之一皮尔逊公司就出人意料地表示欢迎，甚至主动提出要配合加州的改革，提供更多的电子材料。从事网络教育的这些年间，笔者也越来越多地发现出版商越来越注重提供“电子包”（epak）的电子课程材料，从单纯卖教材，到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教学过程当中。可以想见，这渐渐的改变，最终会汇聚起来，形成更为深远的变更。

当然，成本因素只是改革影响的诸多方面之一。环保也是电子化的诸多好处之一。要知道，印刷一张A4纸，光是用水，就要耗费10升。而电脑、各种电子设备和网络在普及过程中，已经成为沉降成本，不用白不用。在“泛在计算”的时代成长大的孩子，人们常称其为“数字原居民”。在阐释其改革原因的时候，施瓦辛格说：“如今的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就好比我自己用铅笔和蜡笔一样得心应手。既然这样，为什么加州的学生还要背着过期的，沉重的教材呢？” 更为重要的是，教材的修订周期一般是六年，在这电子时代，六年无异于一个光年。网络教材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更新，宣告一分钟前美国一个黑人总统的产生，而根据六年前修订的教材，冥王星还是一颗行星呢。

电子化是大势所趋，开源也大有可为。希望施瓦辛格给学生教材“减负”的做法，在问题重重、利益纠结的中国教材和教辅市场，同样能引起关注、思考和行动。

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5日思考周刊

网络对话录

2009-07-06T12:53:00.000-07:00

最近同时在看两本书，第一本、是《大卫大军》（An Army of Davids），说的是普通人可以利用技术和市场，打败大媒体、大企业，等等。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博客instapundit.com的作者，格兰? 雷诺兹（Glenn Reynolds）. 书中呈现了一个技术时代乌托邦式的景象。可是接着看的另外一本书是唱对台戏，这本书是技术评论人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写的，书名为《票友教》（The Cult of the Amateur）, 提出了与雷诺兹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以上的这种票友作派，毁了我们的文化。本来想写两篇书评，回顾过去的Web2.0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但是我想可能让两个人在一起辩论一下更有益一些。

南桥：首先欢迎二位专家。（雷诺兹: 我不是专家。）我是在公共图书馆同时看到二位大作的，不知什么原因放一起，我于是借回来看，先看的是雷诺兹先生的《大卫》一书，看得睡不着觉。第二天我又看了基恩先生的《票友》一书，就好象一盆冷水浇了下来一样，所以把二位请过来，给和我一样困惑的读者解答一下你们书中分别提到的有关问题。

首先我想问雷诺兹先生，您认为草根阶层可以借助技术力量，干成一番大事来，有什么好的例子没有？

雷诺兹：有的，一般来说，大家喜欢据大媒体的例子，但是我跟你说一个不一样的例子，反恐。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我们美国有一些民间的 FBI，业余的FBI. 他们上网，伪装成恐怖分子，做个网站出来，套取恐怖分子资料，然后上交给了FBI. 这就是民间人士利用技术力量做出大事的好例子。

基恩：我可不可以打断一下，你这里说最后，这个人还把资料交给了FBI。这正是我书里说的一个观点，就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专家出面，他们的经历、专才、教育，不是一个普通票友可以拥有的。

雷诺兹：这个我承认，可是您听我说完，这个人和 FBI联系，五天时间才接洽上，而且跟FBI说的时候，FBI根本就是在翻眼睛，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FBI这种机构官僚作风严重，所以根本无法面对这些信息做出快速反应。第二，FBI显然是对如今网络手段的反恐缺乏正确认识，网民和专家之间，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之间，相隔的不是其专才和专业知识的差异，而是这种数字的鸿沟。

基恩：但是你的书里并没有提到这个票友业余抓恐怖分子到底抓到了什么恐怖分子没有，还只是获取了一堆无用资料。因为专业机构他可以多方筛选、比较，能确认数据的来源和可靠性。你突然冒出一个毛头小伙子出来，说自己掌握恐怖分子的资料，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而且此人不再整个体系之内，即便他获取的资料是可靠的，也无法及时发送到其它职能部门手里，继而促发进一步行动。

南桥：但是在中国，有很多网民就通过网络，做了“业余中纪委”，把一些贪官给搜索出来了。因此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雷诺兹先生的看法，认为网民起码是多了一双眼睛，起码是拾遗补缺。

雷诺兹：岂止是一双眼睛，是千千万万双眼睛的众目睽睽。这就是Web 2.0时代的妙处，就好比维基，很多人都认为这些业余的人能整理出什么高质量的信息出来？可是问题是有千千万万人在看，那么这就有个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功能。

基恩：我反对这个观点。如果说群体就能产生智慧的话，那么布兰妮应该最智慧，她粉丝那么多，我没法跟她比。

南桥：集体未必能产生苏格拉底那样的智慧，但是没准可以辨明一些简单事实呢？我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看到，英国有人做过实验，一头牛放市场上，让所有人去猜，最后取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和牛的真实体重几乎相差无几。

基恩：那我希望你不要让中国13亿人来猜我的体重。

当然这些简单事实的确认，我会承认集体的力量，但是我不认为你让一千个人在一起七嘴八舌，就能产生出高质量的观点出来这个说法。你如果这么去讲，等于是你给一千只猴子一千个键盘，让他们去乱打，指望他们最终能够打出一首十四行诗一样。

我认为Web 2.0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大家都以为数量可以转化成质量。这怎么可能？首先大家的关注点是分散的，整合不到一起来，另外各人水平千差万别，汇到一起来更多是噪音。而且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网络上，你看到没有，写的比看的多，大部分人都忙着自我广播，都自恋得要死，谁会一起努力，整合出对于一个话题的比较高质量的看法呢？这个很难。我难以接受网络乌托邦主义者那种狂热。

2004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IT峰会，组织者用Web 2.0的方式组织，让所有人自由发言。结果我发现所有人都在讲，没有人在听，发现这一规律后，我决定闭口不讲，专门来听，结果我发现，这样下来，会议毫无成效。那次会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转变，我开始冷静思考所谓Web 2.0到底有什么意思。

雷诺兹：可是你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因为现在的Web2.0活得越来越好，比如Twitter之类的网站，就连一些传统媒体也开始使用了，一些风险投资，都投给了这些。

南桥：确实我也注意到很多传统媒体在裁员，甚至整个报纸都没了。

基恩：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关于Web 2.0活得越来越好，关于人们都在用Twitter, Facebook，我一点都不怀疑，因为我们人都是自私、自恋的动物，这些网站不过是投其所好罢了。我也承认，Web 2.0催生的一些“公民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导致了一些人的关门歇业。

但是我想提出的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是：Web 2.0在版权共享，Remix, Mashup这些幌子下，破坏了很多，导致了很多人丢了工作，可是它产生了什么利润没有？它创造出了什么工作没有？它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雷诺兹：这个问题我相信可以探索，因为传统媒体流失的一部分收入，就是广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网络投放广告。这里有一个诱人的前景。

基恩：那我只能祝您好运了，我只能给你一组数据。全世界最走红的博客之一Guy Kawasaki, 他2006年的时候，通过他浏览极大的网站赚了什么大钱没有？没有。他不过是通过Google广告，有了区区3350美元的进账。所有A-list 博客加一起，他的广告收入加一起，如果能超过一个小镇的报纸，我的姓倒写.

南桥：那不难，恩基，Ng, 吴。

基恩：或许你们中国人多，点击率更大，情况会好一些。

南桥：也不乐观，今天我还看到著名博客王小峰在问：怎么就没人在我博客上投放广告呢？

基恩：也就是说，或许你“公民新闻人”把人传统媒体干掉了，自己也没落到什么好处。

雷诺兹：我不认为你这个比喻恰当。这不是谁要替代谁的问题，传统媒体就是死了，也未必是网络干的。

基恩：难道它们由于害怕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自杀了？

雷诺兹：这可说不准。

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讨论有个误区，就是谁会取代谁，其实真正的影响过程不是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我喜欢喝啤酒，我喝那种品牌啤酒，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些啤酒味道越来越淡。后来我开始自我酿制，就像你说的，做了个酿酒的票友，结果我酿出来的当然有的好有的不好，可是总的来说，口味比较有特色。后来有些朋友效仿我，我们形成了一个自我酿制的风潮，这个现象被啤酒产商注意到。为了收复其销售的失地，他们也不得不改变其酿造工艺。这就是我们这些票友影响到大产商的一个具体事例。同样，网络时代不同的玩家，大家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这个不用紧张，更多的时候，我们普通人，票友，公民新闻人，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影响、改进某个社会体系或者现象。你老是说取代，是…

南桥：别有用心的。

雷诺兹：谢谢。

南桥：我觉得这么讨论下去，最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可否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讨论，同时欢迎给二位专家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走过寒冬，我闻到阳光的味道

2009-07-06T12:51:00.000-07:00

《布鲁克林有棵树》一书已经出版，感谢大家的关注。这是以前发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评论：

美国经济现在仍处在衰退状态，山姆大叔开始束紧裤腰带过日子。由于这些原因，一些描述艰难时代的旧时经典，又重新热门起来，例如斯坦贝克的作品《愤怒的葡萄》。次贷危机中不少美国人面临自己的房屋被银行没收风险，看到《愤怒的葡萄》中主人公丢失房屋的场景，想必百感交集。如今，很多美国人开始收集折扣券省钱。感恩节后的大减价，甚至造成一些商场的踩踏伤亡事件。美国电台、电视台开始播出如何用一块钱活一天之类的节目。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繁荣，萧条说来就来。这种时候，大家一边寻找出路，一边寻找意义，寻找独自和解的方法来。

也可能因为这一原因，描写艰难时代的成长小说《布鲁克林一棵树》在出版50多年后，于2008年被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推荐，也被纽约公共图书馆推选为20世纪最佳作品之一。作为一部成长小说（coming-of-age novels），它还曾当选为亚马逊网站评出的最佳儿童图书之一。在好图书网站（Goodreads.com），这部1943年初次出版的小说仍不断受人关注。截至本文写作时（2009年6月2日）为止，有23882人给予评分，评分高达4.23，评论多达3402条。此书还被收入多个书单，如“最佳读物 ”（Best Books Ever），20世纪最佳图书（Best Books of the 20th Century）等。译林出版社已经推出此书中文版，现在在各大书店有售。也希望此书能像在美国一样，给读者以启发，帮助大家在困顿之中寻找尊严，出路和意义。

此书1943年初版便大受欢迎，长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连好莱坞和百老汇也搭起“顺风车”。1945年，著名导演卡赞（Elia Kazan）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电影随后获奥斯卡奖。小说还被改编为音乐剧，上演267场。如今，在我所在的美国小城，小说的海报和《小推销员之死》、《瓦尔登湖》等书一起，挂在附近巴恩斯-诺贝尔（Barnes Nobel）书店的墙上。昨日带孩子去书店看，又发现此书被列为图书馆的暑期推荐读物之一。无疑，它已经成为一部现代经典。

这部小说影响了很多作家。《大海的深处》作者杰奎琳·米查德（Jacquelyn Mitchard）就曾生动描述了她与此书多年的感情：“几年前，在我生日那天，挚友兼代理人简·盖佛曼给我寄来了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之后，我顿时热泪盈眶。里面装着我最喜欢的书《布鲁克林的一棵树》的第一版，而且还有作者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写给自己代理人的题字，书里还夹着作者的亲笔信，信件保存完好，丝毫不见60年来风雨洗刷的痕迹。目睹此情此景，连围坐在餐桌旁的孩子们都不禁眼眶湿润了。他们知道我心中对这本书、对该书作者和书中的女主人公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关于城市
贝蒂·史密斯（1896-1972）生于布鲁克林，是德国移民后裔，童年家境贫寒。她没有上完高中，但是后来和小说主人公弗兰西斯·诺兰一样，在大学修课，后终身从事写作。她虽然写过其它作品，也有其它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但是她的名字，始终和《布鲁克林一棵树》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的布鲁克林位于纽约，这里分片居住着来自各国的移民：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个社区生活五彩斑斓：犹太老头当街卖老咸菜；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圣诞夜在各自对歌较劲；意大利乐手和歌女在街头卖唱……作品对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生活给出了百科全书似的介绍。有些介绍，我们今日看来仍会会心一笑。比如德美交战期间，德国酸菜不准叫“德国酸菜”了，变成了“自由菜”。不久前，美法两国因为伊拉克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也曾有人建议将薯条（英文 French fries）改称“freedom fries”。

小说把二十世纪初的布鲁克林，写成了一部风土人情长卷，将一个原本普通的地域，再造为一个人文景观。贝蒂·史密斯笔下的布鲁克林，就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因此，文学批评家艾尔弗瑞德·卡增（Alfred Kazin）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鲁克林一棵树》是布鲁克林的完美写照。”卡增写道：“布鲁克林是一个所在，是纽约城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教区之一。可是布鲁克林本身，‘布鲁克林’这字眼，却又在纷杂的美国体验中凸显出来，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它集朴素、简陋、庸常和可爱于一身。在无数人心目当中，‘布鲁克林’这个词本身，和难忘的早期家庭体验联系在一起，渐渐成为一种化身，象征人生早年的贫困，象征着邻里生活，象征着青春本身。同样，它也象征着渴望、追求，象征着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梦想。”读罢此书，我很难想象我还能对周遭事物熟视无睹地走过布鲁克林，或是我们居住的其它城市。确实，一本好书会触及一个人的灵魂，深刻地改变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

关于尊严
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弗兰西，她还有个弟弟叫尼雷。姐弟俩生活在20世纪初布鲁克林的一个赤贫人家。妈妈是清洁工，靠给人打扫卫生，换取免费住房。爸爸约翰尼是一个打散工的歌唱侍者（singing waiter）好酒，好幻想，能歌善舞，迷倒姑娘一大片，唯独缺乏挣钱养家的本领。两个孩子于是也就常常挨饿。他一辈子穷愁却也总不潦倒，总是把快乐播撒给所有人。小说中的凯蒂，在丈夫过世，家里几乎上顿不接下顿之时，酒吧老板故意“还钱”给她，她坚辞不受，不受嗟来之食。这个清洁女工人穷志不短，她的作为，一定会让蝇营狗苟的势利者汗颜。

没有人希望自己贫困，但贫困未必一无是处。它可以磨砺性格。这部小说中有个地方十分耐人寻味。苦水中泡大的弗兰西和尼雷一起谈到不用吃苦的小妹妹，反而表示出同情来，说可怜的劳瑞没有了那苦，也没有了那苦中的甜了。相信从困境中走过，后来又超脱了困境的很多读者对此都有同感。人可以受困，受穷，却可以不失骨气和乐趣。

《布鲁克林一棵树》中说的树是臭椿树。这臭椿树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叫 tree of heaven，亦即天堂树。这是一棵少有的连水泥地上都能长起来的顽强的树。小女孩弗兰西星期六的时候，会去图书馆，想把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从A到Z，每一本都看过。星期天下午，她会拿着借来的书，在布鲁克林，坐到太平梯口，藏在浓浓树荫里，在这里看着书，做着白日梦。这样的闲暇，让她超越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困顿。穷人是怎么快乐起来的？他们的快乐是那么少，所以当他们拥有的时候，就千百倍地去享受，以至于你给他们一棵臭椿，他们能看到天堂。

艰难时代给人的另外一个馈赠，是让人产生悲悯情怀。小说中提到：人们对待自己贫困的背景通常有两个办法：“一个通过自身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拉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未必所有人都有这种同情和理解，小说中写道了好多“站在玻璃房里扔石头”的人，明明自己也是穷苦出身，却以践踏同类为乐。小说中写到一个布鲁克林的护士，本来自己家出身也很贫寒，却附和着势利眼的医生，骂穷人的小孩。

而弗兰西后来处境改善后，却不忘回到糖果店，默默做个好事，给某个幸运的穷孩子一次摸中大奖的机会。人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但未必有同样的心态。人与人的差别，大抵就在这里。

关于成长
贝蒂·史密斯的小说有点“大女子主义”。小说中的男女对比鲜明。弗兰西的妈妈坚强似铁，爸爸柔情似水。她的几个姨妈也是一样，姨妈贤惠能干，姨夫则软弱低能。弗兰西妈妈凯蒂在生活重担之下越来越坚强。而弗兰西的爸爸却更有女性那种好交际、软心肠等特征。这位父亲为了让女儿上她想上的学校，不惜造假，冒充他人地址。弗兰西和爸爸更亲，和妈妈疏远。但是最了解女儿的，却正是这个母亲。在生产第三个孩子，几乎要死掉的时候，她吐露了心声，说是儿子本来不喜欢读书，如果停他的学，他永远都不会再回去。“而你不一样，你会拼，会斗，你还会回去的，就如同太平梯那里的那棵臭椿树。”这再一次彰显了这个家族女子的坚强。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吸收父母的精神传承。弗兰西的坚强像妈妈。这坚强让她超越前人：外祖母连字都不识，母亲上完小学，弗兰西则要去上大学。她的坚强，让她超越困难，实现家族的美国梦。如女作家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在评论此书时候说的那样：“生活并不公平，可是总能应付过去。”

弗兰西的想象力来自她爸爸。她的想象力让她超脱了生存的艰难。老师也表扬她的想象力，人类正是由于想象力，才活得不那么困顿。小女孩弗兰西的想象，有时让她不切实际，可是也使她摆脱了现状对自己思想的捆绑。她的外祖母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识，却建议凯蒂给自己的孩子读圣经，读莎士比亚，讲述民间故事和各样童话，好让孩子处在困境当中，也不至沉沦。弗兰西姐弟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却意外地拥有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可是成长，也是“天真之歌”无可逆转地向着“经验之歌”转换。小女孩弗兰西在楼梯间遇到色狼，差点受袭。稍大后，她在感情上又受人欺骗。世界的玫瑰色彩在一点点消退，少女弗兰西带着童年练就的坚强，迈入未知的未来。

小说中记载了成长当中的一个个小故事，作者写得不厌其烦。很显然，她这是一部纪念年轻时光的纪念碑式作品，这是贝蒂·史密斯自己的故事，一个一定在她心头酝酿已久，乃至于不吐不快的成长故事。作者似乎是想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要把成长一寸寸铺开在我们面前。因此，小说到了后来，显得有些拖沓，不如童年部分那样精彩。即便这样，它仍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小说，一部老式的小说，看过一些当代过于“炫技”的作品之后，这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让人怀旧。这是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的小说，一本看了会哭也会笑的小说，希望各位读者和我一样喜欢。

一次汉译英引发的惨案

2009-06-30T00:39:00.000-07:00

我一老友，常年做汉译英，越做越瘦，皮肤黝黑，脸上写满沧桑。他的导师更惨，也是做汉译英的，翻这些东西的时候从头到尾抽烟，后来得癌症死了。我这里并非是在诅咒做汉译英的同行，而是我发现，做汉译英，但凡想赚钱的一些商业翻译，你都有可能面临一些惨不忍睹的中文，你又想忠实于原文，把它给翻出来，又不想毁掉自己的名节，起码翻出来像是人话，结果就为这一点臭钱，老鼠钻风箱，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两头受气，最后活活郁闷死。从健康角度来讲，这些活接下来是得不偿失的。

大家不要笑话《北京周报》和《中国日报》的那种特色英语，翻译的人也实在没有办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人原文中说：“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这样的说法，你叫人家怎么信达雅去？当然翻译出来很简单，但是对于英文受众而言毫无意义，甚至只是一种荒谬，他们还会以为这是翻译的问题。可是翻译又能怎样？多半时候，只能无动于衷，照着去翻，读者是哭是笑，那就听天由命了。

在以前的单位，有一回遇到一上司给我看的“公司形象设计说明书”，一广告公司写的，全是一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堆一处，内容空洞无比，八成是广告公司刚毕业的小毛孩刚喝醉了酒，又吃了点摇头丸加阿司匹林，又被人打了一记闷棍后，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写的文字。这叫什么形象设计，简直就是毁容。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那么喜欢，并让我翻译。我看到不好，跟老板直说，老板批了我一顿。他请了一英文老教授，老教授也怀疑我年轻气盛，事情做得不多，牢骚还是不少，从他的口气上看，这是我人生观不积极的问题。对于这个他还没有看过的文本，我看他有一种万夫不挡的豪迈气慨。我肃然起敬，但没说话。

老板接着把这事委托于他。老教授是一辈子教文学的，也不大做商业翻译，对外面一些广告公司没文化的程度显然缺乏清醒认识，拿到材料一看，心脏病差点发了，赶紧推脱该任务溜了，我是员工跑不掉，所以最终事情还是落到了我头上。

照说经此考验，以后碰到别的什么烂文章应该不怕了，可是如爱因斯坦所言，人世间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无法肯定，比如宇宙有多大，人类有多蠢，还有翻译的原文有多烂。以后我注定还会遇到这些文字，如房地产商的楼盘广告，如官腔的学术文章。有时候是熟人找我帮忙，不太好拒绝，硬着头皮给翻的。可是以后，不能心太软，把所有这些文字都自己扛。不然，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么去做，究竟是要闷死憋死，还是被这些文字雷死？

今晚上又遇到一些这样的文字，大怒，写完这篇博客，才感到好了一些。

热

2009-06-29T18:52:00.000-07:00

周末去得克萨斯北部拜访老同学。得克萨斯在俄州南边，所以天气更为炎热，外头马路上我相信放个鸡蛋都能煮熟。好在同学家的小区有游泳池，家里还有个洒水的滑滑梯，所以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我当初买房，唯一遗憾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小区没有游泳池。美国中小学的暑假都长达三个多月，在这炎热的三个多月，没有一个游泳池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夏季美国人的去向好像也只有两个，要不去附近什么地方的游泳池。上上个星期父亲节的时候，教会牧师问孩子们：你喜欢和爸爸一起做的事情是什么？很多孩子回答是“去游泳池。”我准备过几天还得去YMCA办个会员证，接着去那里的游泳池。要是条件许可，美国人出去度假，一般是往海滩跑。以前有听力老师说，你一听到“度假”，接着就要想到Beach(海滩)，这几乎成了条件反射。

总体来说，白人怕热喜寒。冬天天一放晴，就有人敢穿短袖出门，这是东方人所不解的。这盛夏在办公室，空调开得能把人冻死，我办公室专门放了一外套，进去还得穿上。我记得有次坐火车去华盛顿，也被空调冻得够呛。诗云：南桥出差一千里，鸡皮疙瘩一车皮。回到家，美国人很多整天整夜把空调开着，害得有些小区断电。

造成了这种体质的差异的，很可能是饮食结构，中国饮食摄入的热量比较低。另外，一般来说胖子怕热。中国人的肥胖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男性）和1.8%。而美国分别为37%和42%（数据来源：What the World Eats, by Peter Menzel and Faith D’Aluisio）。

这种对热的恐惧，也体现在其文化当中。当人们说到天堂和地狱的时候，地狱总被描写为一个酷热的，硫磺火湖的地方。有一回一传教士在中国绘声绘色描述地狱的酷热和烈火，观众无不惊恐，唯有一个男子无动于衷。传教士好奇地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我南京人。

杰克逊和英语听力

2009-06-25T23:01:00.000-07:00

今日请假在家，没有上班，结果迈克尔·杰克逊死了。

在杰克逊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正好在Twitter上，看见一会儿有人说他死了，一会儿有人说他是昏迷，由于消息反反复复，也有人后来不耐烦了，说杰克逊怎么死后又昏迷了，是不是诈尸。MSN新闻最有意思，头条版块上说杰克逊昏迷了，但是在“爆炸性新闻”的标题栏位置，说巨星杰克逊死了。一个网站，两种消息。可见两个不同的值班编辑，在每分钟每秒钟都在搜寻他的确切消息，不断更新，以满足公众难以阻挡的好奇心。我学校有个同事在自己的 Facebook上写道：我其实不关心杰克逊是生是死，可是怎么了，我也在不停搜索关于他的新闻。

就这样折腾了好半天，后来大家才一致确认他真是死了。

这个消息几乎成了所有网站的头条新闻，覆盖之广，不亚于当初戴安娜王妃去世。为什么这么一个歌星的去世会引起这么多关注呢？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杰克逊的影响之广，倒是大有领教。杰克逊其实93年后在公众场合的露面就已经不多，倒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亦即90年代初，他在中国大学校园里火得不得了。由于那时候我我基本上是一书呆子，对时尚反应缓慢，我一直很纳闷他到底是男是女，是白人是黑人。要知道如今像李宇春那样的中性美还挺流行的，像奥巴马那样黑白兼有也可以理解，可是那时候我们毕竟刚上大学，哪里知道这个磁带上看上去挺女性化，但是名字挺男性化的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起杰克逊我就想起我们的英语听力。有一回，有个师兄拿着杰克逊的磁带告诉我，你要是把杰克逊的歌词听懂了，那你英语也差不多了。我拿去一听，发觉难度很大，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我当时的听力考试都不错，可是一想到杰克逊我就觉得完了。

这位歌星很特别，他那后来常被人称为“劲爆”的音乐节奏，我这慢性子的人不大容易接受。我一直活在一种惶恐当中，害怕有朝一日我不幸被捕，有人冲我一直放这音乐，那么不到半小时，我估计就全招了。当初美国拿下巴拿马总统诺列加，就是用大喇叭音乐一直播放，导致诺列加崩溃的。在这样几乎让人疯狂的伴奏音乐之下，能听懂杰克逊歌曲的歌词，委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可是我那时候毕竟没有如今这样容易认命，这么老气横秋，那时候血气方刚，心想杰克逊的歌曲很不容易听懂是吧，越听不懂我越听，不把你听懂我誓不毕业!

走出这个郁闷的原因，是学校外语系的一次晚会。那次晚会上，我和一美国留学生Todd坐一起，晚会上有一节目是跳迪斯科表演，表演时背景音乐就是一个和杰克逊风格很像的一种快节奏美国流行音乐。音乐一响起来，Todd捧起自己的头，脸涨红得如同猪肝，然后在大喇叭音乐的掩饰下，狂笑不已。

我问他笑什么？

他反问我：你能想象到的最脏的词是什么？

我说是：操！（Fuck!）

他说：这歌词比这还脏得多。

我四周一看，所有同学都入迷地在欣赏着，老师们，包括教授、副教授，都在严肃地欣赏者，没有人发笑，也没有人感到难堪。

我终于明白，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听不懂杰克逊。这个音乐的风格和杰克逊也差不多，可是不但我听不明白，外语系的各位老师也没懂。可能是涉及到了什么复杂的关于性的黑话。那时候我们都还纯情得很，很可怜，根本没机会看A片。唯一的接触，是和几个男同学一起去录像厅看了一部“新婚学校”的疑似A 片，结果发现是科教片，从头到尾是一男一女穿着衣服示范按摩放松的方法，唯一涉及到性的地方是有两条红色鲤鱼在池塘里相互追逐的场景。如果这个做法换成高考作文，那根本就是离题万里，根本就是零分。我们几个兴冲冲过去试图自我启蒙，但结果一无所获灰溜溜回来。我们几个小伙子怒不可遏。

但无论怎样，那一刻，看周围大家都无动于衷，我顿时大彻大悟。从此不再苛求自己去听懂杰克逊。那个难堪的一刻，未尝不是一种释放。

今天接到杰克逊的死讯后，我又去听了一下他的音乐，发觉在美国生活多年后，他的歌词还是有好多听不懂。当然你可以说是我这人天天看中文写中文，英文进步不大，但另外一种可能，是很多东西，包括听力，词汇量，我们实在有太多“迷思”了。我就这个没有听懂杰克逊的水平，这么个不大的词汇量，都不妨碍我在这个国家的工作和生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讲不清楚，日后再说。回想起那个拿着杰克逊磁带考验我的师兄，突然想起他可能也没听懂，可这也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一名外交部的杰出人才。

杰克逊一生什么事情都是新闻，可是他可能到死也没有想到，他的音乐曾经成为听完美国之音和BBC慢速英语之后一个新的挑战。别了，这位从未谋面的听力老师。

Fox News报道我们的Iphone App

2009-06-18T06:48:00.001-07:00

过滤，拦阻，担忧。面对网络，有人将其当成洪水猛兽，且看我们这个全校所有师生员工和学生都人手一台电脑外加一部iphone(或ipod Touch），全校被技术武装到牙齿的地方如何使用网络：

KOKH FOX 25 :: Top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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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才别有用心

2009-06-17T23:12:00.000-07:00

今日查阅美国中小学安装过滤软件的有关资料，发觉自从2000年针对儿童互联网保护的立法时起，历时5年，屡经波折，美国公立中小学才普遍装上了该软件。儿童色情内容的过滤中国不是唯一，但是这么霸王硬上弓的作派恐怕是世界唯一。

面对质疑，我想还是放软身段的为好。但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反倒为该软件冲冠一怒，向一国外记者发难：你家有没有孩子？针对绿坝抄袭的指责，金惠公司已经公开回应，称相关指责是“别有用心”。

用户从技术、隐私等方面的质疑都是合理的，不要说过滤软件，就是豆瓣改回版，都被人骂个半死。如果是仅仅给中小学安装，我想事情本不至于闹得如此复杂，可是所有个人电脑都装，又说是保护孩子，这才是前后不一，让人疑窦重生的地方。既然是“花季护航”，那么一个60岁独身老头去买电脑，也预装一套花季护航，请问这时候要过滤做什么？
这件事，要想从坏事变成好事，其实办法太多了（不是有的人不知道，恐怕是不愿意放弃各自的利益而已）。

1.既然是纳税人的钱在采购，有必要允许多家公司竞争，正式招投标；

2.国家出钱购买，则提供免费下载和升级，让个人用户自行决定是否下载和安装，不要跟微软学，让人用惯了再来收账；

3.新售机器上不预装，而提供光盘，由用户自行决定是否安装，因为不排除有些家长真的希望安装此类软件，保护青少年不去查看色情内容；

4.可规定涉及到青少年儿童的学校等机构安装，我想这一点我想公众都能理解；

5.修补密歇根大学和网络上一些行家指出的安全漏洞，解决可能被攻击问题；

6.承诺不收集包括网银等方面的个人用户信息，仅作过滤用途；

7.侧重色情、暴力等内容的过滤，要是要想过滤点别的什么的话，我建议能让用户自行设置过滤内容，比如我就特想过滤“沙发！”“顶！”之类留言，大部分政治套话，鸡毛蒜皮的明星新闻，各式各样关于保健品的劣质广告等。要是能这样过滤，不劳国家赠送，用户自己都会掏钱买。

这些都太常识了，为什么会被误解为别有用心呢？

父母的四种

2009-06-15T10:36:00.001-07:00

记得费思刚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家里睡觉。因为腐败分子生了半天没生下来，便嘱咐我回家等消息。第二天早晨，正睡得香，突然电话铃大作，有护士叫我立刻来医院。我说我马上过来，马上打马，不我是说打的，就过来。小护士又问，那十分钟能不能赶过来，我说从我家到妇幼医院，十分钟，坐火箭还差不多。说完我电话一撂，就飞也似地出去打的了。结果腐败分子等不及，自己签字打麻药生了。

就那么一天早晨，我突然变了，变成父亲了。这中间没有见习期，也没有岗位说明书，直接上岗就业。

最近在给一个老师开发一门课程，是关于家庭的，我想要是我早些年上过，倒是会有些启发。这课程把平素我们自个儿摸索的东西给整理成语言了。要说经验，或许最后都能摸索出来，可是有了一套相应的语汇，我发觉上路子可能更快一些。比如平时说孩子要不要管，管得松还是管得严，当然这个讨论没错，这个老师告诉我，其实大体说来，育儿的方式，管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支持不支持。他说的支持是support, 指的是引导、辅导、培育、鼓励这一切牵引孩子走向理想言行的行为。

根据“控制”和“支持”而论，有四种风格，这里不妨写出来和其它父母共享：

第一种为集权型（Authoritarian style），属于严格控制，但是很少支持的那种（high control, low support）, 对小孩管得很严，纪律很严格，但是很少帮助孩子，支持孩子，引导孩子往好的方面走。换言之，你告诉孩子“不可以做什么”，但是你不告诉他“可以去做什么 ”。这种孩子长大以后，如果当了父母，他还会这么对孩子。孩子会听话，可是这种听话是出于恐惧，而非尊重。这种孩子长大一不小心当官，要是进了工信部，宣传部，他就只会封堵，过滤，强令安装绿坝软件等等，他不晓得用支持(support)来平衡控制(control)。

第二种孩子为民主型（permissive style），管得少，支持比较多（low control, high support），基本上是Spock博士教育大的那一代。现在美国的育儿又很多是这样，对孩子鼓励多，支持多，但是管得比较少。长大后，孩子们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但是稍微碰些钉子，不合适的言行倒也可以改正，孺子尚可教。

第三种为权威型（authoratative style），管得多，但是支持也强(high control, high support)，和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还是孩子，规则严明，不和孩子讨价还价。这样孩子长大后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知道如何尊重权威，也知道如何合理使用权威，因为看过父母的例子。这是最好的方式。圣经上也教导人成为这样的父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指教)。”（箴言1：8）从这里看，训诲（control)和指教（support)是应该结合的。或许可以在父母二人之间结合，严父慈母，或者严母慈父。

第四种为放任型（neglectful style），这种最可怕，控制低，支持也少（low control, low support）.和孩子没有建立关系，没有情感交流，对孩子也没有指引，孩子们只得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决定何为正误。他们没有规律，没有榜样，没有规则，长大后很困惑，不知道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信仰、价值、行为方面，他都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体系。这种孩子长大后，没有教养，不负责任，和家庭关系差，为人处世很散漫。由于一直没人管，内心很希望有榜样，希望有人替自己拿主意，所以一遇到黑帮之类比较威权的角色，一下子如鱼得水，很容易加入。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管教”二字。管教管教，是管和教的结合，管而不教，为集权；教而不管，为纵容；不教不管，为放弃；既教又管，才叫育儿。

引申开来，为人父为人母，种类何止万千？因此这也只是个粗线条的大道理，因此这位老师也没有说出很多“实施细则”来，说完反而开始“自我解构”，说也不要太迷信包括他在内的“专家”角色。因为“建立良好关系比一些所谓‘技巧’更重要。”。另外，你“知道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自己心里是有本帐的。比如有些做生意的人把孩子丢家里给保姆，既不去管，也不去教，典型的放任。那他们内心是不是知道这种做法不对呢？肯定知道，肯定内疚，就是不去改正而已，或者只是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弥补（如买东西，给钱），这样的父母其实是缺位的，以后的孩子，可能只有别人去管教了。

绿坝软件的国际玩笑

2009-06-13T11:21:00.000-07:00

华尔街日报9日登出一文，称中国的“绿坝护航”软件“挤压PC产商”（华尔街日报的全文要要注册才能看到，这里有转载）。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是规定强制安装，那么戴尔、惠普等国外PC 产商一下子陷入两难，是要得罪中国政府部门，违反中国法律法规，还是要被国内民权团体和用户控告呢？就好比古时候处决高官一样，一瓶毒酒和一把长剑放面前，到底选择怎么去死呢？

我想很多PC产商肯定都在会议室里咒骂：工信部啊，工信部，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getting into? 由于维持中国市场，国外有些IT巨头，如Google, 微软，雅虎都因配合中国有关审查政策，在美国国内被批得焦头烂额，还曾被叫到国会，在听证会上，被人当孙子一样训。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IT业是软件、硬件多类子系统的一个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强制安装的做法是十分外行，也没有考虑到后果的复杂性。至于因为侵犯个人隐私问题而在网上引起一片叫骂，甚至引起主流媒体反对，这也是正常。

绿坝软件之所以再起波澜，是因为涉及到诸多IT业的敏感问题，如审查，个人隐私的保护，以及诸多可能的安全隐患。不然我想美国驻华使馆，也不会为这个平素是小技术问题的话题专门发表评论：

Susan Stevenson, spokeswoman for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said the embassy was studying the new rule to assess its impact. "We would view any attempt to restric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with great concern and as incompatible with China's aspirations to build a modern, information-based economy and society," she said.

从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来看，这个软件的涉及必将面临一些它自己无法调和的矛盾：第一，如果它够强大，则收集信息的能力超强，不然它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收集信息的能力超强，则会不会把一些不需要的信息，如用户的个人网络银行密码给一起收集过去？不知道最终会是谁在收集、分析这类信息，但如果系统内有人居心不良，利用了此信息怎么办？不久前，美国的国税部门就有一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盗用纳税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后来受害者中还包括华裔中国音乐家张贻泉和夫人吕爱夫妇。幸亏我不在国内，不需要安装，不然我会去改用打字机。

该软件看似只是一个信息屏蔽的问题，但根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的一位业内专家的话，该软件可能和操作系统形成冲突，从而导致错误，甚至系统崩溃等。

Moreover, Green Dam, which is designed to work with Microsoft Corp.'s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could also conflict with other applications, causing glitches or even system crashes, industry officials said.）

不知道该软件有没有Mac版，若没有，也不强求，倒是给了苹果一个乘机做大的机会。如果是国家部门要求安装，那必须有一个严格的招标过程，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有必要公众披露该过程。如果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好，甚至没做，就强制安装，不引起反弹才怪。

另外，PC杂志还报道，该软件的代码涉嫌从美国儿童软件保护Cybersitter抄袭，该杂志描述：

Solid Oak Software, the developer of CyberSitter, claims that the look and feel of the GUI used by Green Dam mimics the style of CyberSitter. But more damning, chief executive Brian Milburn said, was the fact that the Green Dam code uses DLLs identified with the CyberSitter name, and even makes calls back to Solid Oak's servers for updates.

这是个天大玩笑，由于抄袭后，没有“处理”干净，居然软件更新的时候，还在访问被抄袭软件Solid Oak Software的服务器，强制安装后，该公司的服务器届时会受到无数中国网民的访问，即便不瘫痪，也会无端增加其扩充带宽的成本。该公司考虑要不要索性来一次反封锁，就和中国屏蔽国外一些网站一样，屏蔽所有中国用户的访问，但是这样一来，又会影响到该公司在中国的一些合法用户，如安装了其软件的一些在华国际学校等，详见此文.

抛开侵犯公民隐私权问题不论，这绿坝护航能否起到保护青少年的作用，我表示怀疑。在技术部门工作几年来，我一大感触是你不能指望纯粹用技术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我也是家长，当然不希望孩子接触“不良信息”，可是在美国，Solid Oak Software 公司的cybersitter 软件也是有争议的。良好的教育环境，应该是内容，媒介，方法三方面的优化结合。技术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你不能指望通过它来解决所有问题，它制造的问题或许会多过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行讨论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屏蔽问题。我感慨你再怎么屏蔽，软件都没有办法挡住一些“漏网之鱼”。这位同行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不是软件好不好的问题，是做家长的好坏问题。（It’s not bad software. It’s bad parenting.）

政府总不能代行父母职责吧。

禁忌

2009-05-21T08:23:00.000-07:00

在这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其实生活在海外，和祖国之间相隔的，不是太平洋，而是伟大的防火墙。去年受美国一小学之托，试图组织中美儿童的笔友交流活动。美国的小学希望通过网络平台，用集体博客之类方式推动该活动。谁知道这边使用的所有平台，如Word Presss, 当时国内都封了，也不知现在解禁没有？国内的老师也很忙，没空天天琢磨怎么去翻墙，而美国的老师和学生看不懂中文，也无法利用国内的博客空间，我也没时间老这么折腾，故而此事无功而返，不由扼腕叹息。

所以我经常感叹，这种封锁就好比90年代的深圳边防，那时候正常进去做事的人，会因一纸“边防证”之隔进不去，而真要进去干坏事的人，花点钱就可以设法让有些专门做这些事情的人带进去，所以有“坏人挡不住，好人进不来”一说。你说中美少年的交流能破坏多少安全和稳定？可是你还就干不成。而千方百计要阻挡的某某功，却是总有办法逃开这封锁。除了干扰正常交流，封锁什么用都没有。真是无聊得可以，有这等功夫，怎么多用在禁止贪污腐败、禁止拐卖妇女儿童，禁止马路飙车去？有关部门，这个世界上有更为重要的问题要你去解决！我不多说了，否则又犯忌了。

再比如传照片，我发觉由于捉摸不定的封锁，今天封flickr, 明天封web shots, 我都已经废了很多账户。录像也是，现在youtube也不能用了。我曾用Youtube贴出录像，有位朋友留言说：这位大哥真天真，居然用Youtube，不晓得这个被蔽了啊？不是大哥天真，大哥一点都不天真，而是老大哥太厉害了啊。

于是只好改为优酷。刚去优酷上传“26个字母歌”，却发现出现了禁忌词。这26个字母，到底哪一个是禁忌？

我倒是被逗得好奇了起来，想知道到底是哪个字母犯忌？只好26个字母一个个删，发觉都不对，最后才发现是我提供歌词作者Dr. Jane的链接出了问题，成了“禁忌”。这是一儿童教育歌曲的作者，能犯什么忌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网络上并没有“禁忌词汇列表”。人生病，会有忌口，比如不能吃黄豆、鲤鱼。那么有关部门得的是什么病？忌的是什么口呢？这个不知道，都好像是地雷，踩上去炸了才知道它的存在。我想出一对联来：字母二十六，个个可禁忌。汉字四五千，字字有问题。

与此同时，我有两段视频被屏蔽，是我在亨廷顿的时候拍摄的独立日花车游行（Independence Day Parade）视频。理由是“含有低俗内容”。人家上街化妆游行都不嫌低俗，我贴个视频倒是低俗了？

作家安妮•普鲁预言猪流感

2009-05-07T11:20:00.000-07:00

此文原发于博客，但后因用于《南方都市报》，暂且删掉，修改后重发于此。

《老谋深算》，安妮·普鲁著，方柏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版，定价24元

豆瓣地址：http://www.douban.com/subject/1142165/

猪流感威胁全球。现在人们发现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不是吃猪肉引起的，因为在不吃猪肉的伊斯兰国家和信封犹太教的以色列，也发现了这流感的病例，我们不禁要问，当这种问题袭来的时候，丧钟为谁而鸣？

但是根据初步估计，流感虽然不经吃猪肉传播，但和养猪方法有关系，虽然这个假设还有待验证。人们怀疑病毒最初来自墨西哥一家臭气熏天的养猪场。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养上很多头猪，不出问题才怪。如果猪是放养，是不会有这些问题的。这让我回想起2003年我翻译的《老谋深算》一书来。此书中安妮·普鲁花了好大劲，通过一个名叫老艾斯（Ace）的人，表达对工业化养殖（industrial farming）的极端反感。此书后被美国文学研究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授与年度最佳外国文学奖（美国），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没有做过什么宣传，出版后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如猪沉大海。反倒是安妮·普鲁的《断臂山》，因同名电影的缘故，为众多读者所知。

我觉得这《老谋深算》才是安妮最好的作品。当然作为译者，我肯定有偏见，但这作品是最具普鲁风格的作品。普鲁以前读过博士，后来没有读完，但是学会了其研究方法。她不喜欢写自己熟悉的话题，她嫌写自己的小我乏味无聊，她喜欢通过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深入了解一个陌生的现象，一个话题。因此她写的”工业化养猪场”带来的各种健康问题，也只有一个作家才能想到。而卫生、养殖、屠宰、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人，都只能局限于自己各自的领域和视野，无法四通八达地看到问题的相互关联，也缺乏必要的预见性。

普鲁在作品中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她安排主人公鲍勃·道乐最后留在他来给养猪场选址的地方，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同化，而不是让工业化养猪场代表的工业养殖来征服俄克拉荷马-德克萨斯交界处的那片长条地。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对过去的留恋，和过度浪漫的幻想，可是及至猪流感气势汹汹席卷全球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她的远虑，如何迅速发展成为全人类的近忧。

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呼吁农村土地灵活使用，国家政策也逐渐向这方面倾斜。以后像《老谋深算》中所说的那种“环球猪肉皮”公司下乡寻地开发“工业化农业”的情形势必会越来越多，还不知道接下来又没有鸭流感，鹅流感出来？圣经《出埃及记》曾记载，埃及法老心肠忤逆， “硬着心肠”，上帝见它屡教不改，先后降下七灾，法老才转悔。人类历经疯牛病、禽流感、SARS、猪流感，我们是不是也是硬着心肠，在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从接连不断的古怪病症上看，大自然大概是在变着法子在报复我们。

工业或商业开发造成了很多这类问题的产生。工业模式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反思这类发展存在的各种问题。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最近报道：印度早些年，曾借鉴美国的灌溉和农业技术，开发印度的“绿色农业”，灌溉、施肥，果然产量大幅度提高。但是过了一些年，印度人发现”绿色农业”一点都不绿色，因为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施化肥把土地害得胃口越来越大，如同吸毒，长此以往，入不敷出。一代人的绿色农业，变成了下一代人的噩梦。

有很多科学界人士在科学的幌子下为各样的开发鸣锣开道，只是专家意见可能只“专”一个领域，看不到一个改变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哥伦比亚教授Mark Taylor 2009年4月27日发了一篇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其中就举了个例子，他说社会问题，如水资源的问题，其实真正研究起来，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那么一个水利项目得“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得人都叫过来，得有医学、法学、商业、工程、社工、神学、建筑等学科的专家的参与。”（A Water program would bring together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arts,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professional schools like medicine, law, business, engineering, social work, theology and architecture.）不能由靠某个领域少数专家说了算，不然他们只看树木不顾森林，大众以后要吃亏。更不能任由官员经济挂帅，为了发展不顾一切。

目前，人文关怀在社会发展中比较边缘化，我倒觉得不应该忽略人文学者和作家的声音。需要安妮·普鲁《老谋深算》式的通盘考虑。文学干预社会不是什么稀奇事，小说《屠场》就改变了美国食品安全的立法。像安妮·普鲁那样，一些作家如果心存关怀，会观察到一个小小的变更对人生活的深刻改变。经济学家或许会说昆明蝴蝶翅膀的振动引起了东京的风暴，至于其所以然，其过程，描述起来反倒是一些作家的长项。

在美国，一些地方社区对抗工业化开发的抗争始终在进行，多半理由甚至不像“环境破坏”那么直接，而是“生活方式”被破坏。比如笔者以前所在的西弗吉尼亚亨廷顿市，当地市议会和市民坚决反对在市内建一大型购物城，结果该购物城挪了地方。后来又反对高速公路途径本市，高速公路有趣地到了这个城市的时候绕了个小弯。因为这城市的人不怎么喜欢繁华带来的喧闹。以前在纽约一个小镇马龙镇旅游，当地人居然连沃尔玛也给抵制跑了，因为沃尔玛以来，本来是小镇生计的那些“爸爸妈妈”小店就全完了，那么人们记忆中的小镇也就没有了，大家就只好全去给沃尔玛打工。

工业化农业的问题性质更严重，它会破坏自然景观的问题，也会改造人文景观。大型养猪场会使得四周臭气熏天，甚至侵入到地下水，影响方圆无数里人们生活的改变，而且这些开发会更加深入地破坏一个地方古朴的民风。这一点已经在各式各样的旅游开发中一览无余。李浔阳说某旅游地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农民招待游客，让游客“鸡你随便去抓，看中哪只是那只”，人一多，农民也学坏了，开始哄抬物价了。

读者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国内几家偏僻寺庙，已经被温泉洗浴之类商家包围，好在寺庙的抗议，还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如果有一天，农村一亩三分地被人占据，做成臭气熏天的工业化农场，那么这广袤的大地上，恐怕就只有去少数一些景点，人挤人看青山绿水了。

《老谋深算》中，总部在东京的“环球猪肉皮公司”派鲍勃·道乐出发之前，公司叫他低调，瞒着自己来寻地、征地的实际意图，就说是来考察。这些大公司知道它们的进入，会对本地人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所以都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十分低调，及至站稳脚跟，做大了，掌握了话语权，就由不得当地农民、牧民，甚至当地政府怎么想了。

《老谋深算》里老艾斯是个老牛仔，但是他以前做过石油，有的是钱，财大气粗，有实力与跨国公司抗衡。农村的开发如果农民利益受侵害，他们没有经济后盾，也没有多少话语权，纯属弱势，谁能为之请命？等他们农民赖以寄托安全感的小块土地一点点蚕食，谁去为这些土地奔走呼号？

另外一个同样值得担忧的问题是，如果不去开发，不允许流通，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痛，那些进城求职无门，在家又只有受穷的农民，其长久生计又将如何？这确实是个矛盾。不是说现状必须维持，而是说如果要改的话，不应该只考虑“科学发展观”，也要考虑“人文发展观”，就像普鲁那篇田园牧歌式小说所要阐述的那样。

或许有第三种模式，那就是用生态的、自然的方法去开发农业。我有一友在上海，原本和我一样来自农村，所以始终有一种农业情怀，以前常和我探讨生态农场的话题，我们两个比较互补：我只说不做，他只做不说。做生意有了一定积累后，他最近在苏南一农村买下了大片农地，按照天然方式开始养殖。最近他还给我寄来了一些他的茶场产的一些新茶来，其味很是优美。他甚至嘱托我泡茶后的茶叶不要扔掉，炒鸡蛋很好吃。

我在异乡吃着茶叶炒鸡蛋，遥祝他的事业发展壮大。安妮·普鲁在书首把书献给她的一个朋友，“愿她所有的鸡，都是草原鸡。”我将此文献给这位为了生态农业而努力的朋友，愿他养的所有猪，都是生态猪。

《老谋深算》摘录:
　　　
　　　…

“你见过他那些文身了吗？哇-咳！哇-咳！”

“你咳成这鬼样子干吗不开点咳嗽糖浆吃吃？还有，要是吃菠萝舌头会肿，你就别再吃了。”

“这都是你们长条地养猪场害的。我在墨菲农场运猪粪。这咳嗽是职业病。上周我下岗了，所以现在好转了。”吉姆·斯肯恩站起来，重又回到餐台那边，这回没拿炸菠萝圈了，而是取了些清淡的通心面和奶酪。

艾斯•克劳彻又把毒毒的目光盯在鲍勃身上。

“道乐先生，大公司的养猪场害得人咳嗽得厉害。还有，吉姆·斯肯恩扔猪粪进去的化粪池影响了地下水位，肯定渗到奥格拉拉了。”

鲍勃想到了环球猪肉皮公司的宣传手册，回答说，“我看书上说，化粪池里面都铺了密封的塑料，定期清空，肥料都散到田地里，让土更肥啊。”

老人干巴巴地笑了。“小子，人造的塑料哪有不渗漏的道理？至于撒粪肥在田里，我看田地里的粪也忒多了点，无处不在，看了都害怕。如果只有一点点粪那倒不打紧，但现在是年复一年这么堆下去，都一英尺厚了，那多余的氮总该有个去处啊。如果你觉得化粪池和排气扇都发出臭味的话，等哪天你到刚撒了猪粪的田里去呼吸呼吸。那氨气能把你眼珠子都能呛出来。你的头发都会掉。把化粪池盖起来，或者充充中和的气体，就不会这么臭，但这都要花钱。干脆让它们原封不动，这样还省钱。州政府也不怎么管。”

“但是养猪场给当地人带来了工作机会啊。我是说，这里的工作机会并不多，所以这也很重要。会不会对经济等方面有利呢？斯肯恩先生过去就给他们工作。”

“哎，我说鲍勃，你是不了解生活真相。养猪场能创造几个工作？还是最低工资的。他们是三班倒，但是现在什么都自动化了，电脑控制了。大公司也不从本地采购。他们向全球市场集中进行大宗采购，用卡车运进来。生意不错。养猪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好像能给地方开辟财路，所以地方上某些人巴不得他们进来。还给他们减税。一开始他们的猪还只有八千头，一不留神就到五万头了。塔尔萨的水源被他们给污染了。他们还把北卡罗莱纳州的河流给败坏了。还在俄克拉荷马胡作非为，最近俄克拉荷马定了些规矩，他们才开始收敛。所以他们开始到得克萨斯长条地来了。你想这些个养猪场对长条地的乡亲们有啥好处？”

“我不知道，”鲍勃说道，他想风车工对养猪场的怨恨已经积聚好久了。他私下里决定去实地参观参观养猪场，看看到底是什么这么招人厌。

吉姆·斯肯恩端着他的通心面和奶酪，走回到桌子。他还是抵挡不住菠萝的诱惑，所以在面条上面，依然有一个菠萝圈。“哎呀，艾斯又溜出来啦！”他对鲍勃说。“他住在养猪场那边。”

确实如此。艾斯的眼睛总是闪闪发光，就像见了猎物的狼。他的声音又高起来：“养猪场把这地方搞得没法住人，就像到处都埋了地雷似的。大公司有啥权利跑到长条地来，把祖祖辈辈在这边扎根的人害得这么惨？”

艾斯，他们在这儿不假，但也不能就这么赶走吧。人也有权利做生意的呀。” 吉姆·斯肯恩从菠萝圈上切了一片，冲鲍勃眨了眨眼睛。

“这也得有个限度。这该说到牡豆兄弟讲的‘道德地形’。过去哪里有什么养猪场？或许有五、六十个农民、牧民自家养几条猪，还是用老式方法。每家都从本地进货。孩子在本地上学。乡亲们一起跳舞吃饭。有钱存本地银行，让本地区富起来。”

“小农场的猪就不臭吗？”鲍勃问，他觉得自己又占了一分优势。

那老人狠狠盯了他一眼，把鲍勃看得不敢再说了。“当然，但是，它们分布得广，而且在外面跑。这气味和大规模圈养的猪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群猪在草地上吃东西，被你开车遇见了，你是不会闻到什么味道的。你开车经过养猪场看看 —— 臭不死你！养猪场嘛，就是一大批被圈养的动物。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我兄弟泰特尔就住在养猪场下风头，那臭味，熏得他都害了病。谢特尔家住在养猪场边上，一家人都住院了。你再看看吉姆·斯肯恩，把肺都要咳出来了。”

“阿门！哇-咳！哇-咳！” 吉姆·斯肯恩回应道。

“头痛，嗓子痛，头晕。这些猪都是猛灌抗生素和生长激素长大的。你吃那猪肉，这些药就会钻到你身上。细菌和病毒都适应了抗生素，总有一天，我们得了病用抗生素就不管用了。”

我经历过的时代

2009-05-04T13:58:00.000-07:00

看到艾小柯写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也照葫芦画瓢写下一写，看看不同年龄段长大的人，如何看时代的变化。

我在家排行最小，但有幸生在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前，混到了世上，不久，开始计划生育了，一开始是鼓励，而不是政策。推行者之一是妇联主任。妇联主任很有趣，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有时候会把安全套给小孩子玩，小孩子用它吹气球。家长看了劝阻，说是干嘛干嘛的，妇联主任也有意思，说这是包雷管、包炸药用的套子，孩子们信以为真。

邓小平、刘少奇还是被打倒的，有天鹅从天上飞过，孩子们就说：雁鹅啊，一样齐啊，打倒刘少奇啊。

唐山地震期间，我们在外用高粱杆搭地震棚，在外头睡了几夜。那时候资讯不发达，也不知道唐山地震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一个姓吴的同学爸爸在唐山，从二楼跳下，捡了一条命。

接着四人帮被打倒，村里搭了戏台唱戏，我们小学数学老师扮演张春桥。

孩子的主要娱乐是下河抓鱼，上树，上山挖映山红，摘毛栗。那时候打猎还没有怎么管制，偶尔还能买到猎人卖的野物。

家家户户墙上都有毛主席语录。

大队发放“实现四化”的指示给各家各户张贴。

计划生育渐渐变成了国策，村干部开始强令推行，不乏使用暴力手段，比如交不出超生罚款的，扒稻，牵猪，都有。

我最后一批上了复式教学的小学一年级。生产队一二三五年级学生在一个教室里，我大叔一个人当老师给所有学生上课，我那时候一年级，四年级没人，我们隔壁是牛栏，这注定了我长大后会变成一个牛人。

复式教学没拼音，未来的牛人没法子，只好在拆掉复式教学后，去正规小学留级一年。啊，那漫长的一年级。

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记得全生产队的人一起跑到稻床上分“大集体”的财产，我们家抓阄分到的东西不多，其中包括一只里头有只公鸡的闹钟。我家分了一片很好的山。由于一包三十年，到目前为止，这山还是挂了我的名字的，应该还有我的一份。

公社拆了，改称“乡”，有了“乡长”，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总想起万恶的旧社会，乡长保长。

生产队和大队也拆了，变成了村和庄。生产队、大队领导不服大集体土地被分，领导家的人到私人土地上拔菜苗，拔瓜苗，全生产队陷入公与私的大争吵。当然，那都是当时，现在大家早和好了。

家门口池塘被承包给了私人，钓鱼不行了，但是我偷偷钓过，钓了大半桶，直接就扔院子里。那时候鱼很多，后来就没有了。

化肥过度使用，环境日渐恶劣，家门口的小河断流了。

上二年级我们成了唯一一届使用第二次简化字的学生，大雪的“雪”可以写作“彐”，数学的数是左边是“由”。如果有人想考古这第二次简化字，我倒是还有一些印象。一学期后，第二次简化字就没了。

大约三年级的时候，四处都在搞民兵训练，到处都有射击、打靶的，我们学校附近是一手榴弹训练基地，老听到扔手榴弹爆炸的声音。部分村民被抽调到县里训练。

不久，越战爆发。姨妈家表哥参战，打到了越南境内，我在家听收音机，听人讲参考消息上关于攻打谅山的消息。

四五年级的历史很空白，只记得小学挖了一口井，倒是挖到一般没钱修，就一个大口子在地里仰望苍天。新校长上任前酒后大哭，说要去的学校有个“万人坑”。我的大部分老师都是民办老师，那时候转成公办是一件大事。学校经费很紧张，有一年下大雨，我们正上课，有个老师咚一脚把门揣开，叫我们全出去，因为有件教室倒了。

初中时流行武术。体育课上，老师在操场教我们打醉拳、青年长拳，下雨天他在教室里给我们念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孩子们开始看《霍元甲》。《少林寺》也出来了，我那时候很想习武，跟小伙伴们想了个办法，将日历捆在树上，嘿嘿哈哈地打，一天撕一张，希望一年之后，一掌下去，树就给我们劈断。20多年后，也就是昨天下午，我在院子里收拾，想将一些杂树砍掉，我还气力不减当年，啪，将一小松树连根拔起了。

那时候农村孩子出人头地有两条路，考试、当兵，家家对教育都重视。父亲给我订了好几份报刊，如《中学生学习报》，《英语学习》。《英语学习》其实那时候对一个农村中学学生来说太难了，但是我不知道，以为是我水平太差，所以啃啊啃，看懂一段话后高兴不已。我英语是这么学出来的，有点偶然。

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我们远远地为一块块金牌喝彩。

脑膜炎很流行，很多孩子胸口挂一大蒜。顺便说一句，据说常吃生大蒜可以抵抗猪流感。

参加了中考，那时候要填志愿了。我成绩很好，志愿填错，父亲、姑妈奔走多时，改了过来。

在高中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他们古文都颇好，还有个老师教我们吟诵《归去来兮》。

那时候学费大概是70多，学生要带米到学校搭伙。周末回家，骑个破自行车，后头扛一袋米去上学，经常米袋被车轱辘刮破，一路走一路洒，到学校都快洒差不多了。

高中遇到汪教授，此人是一奇人，练气功，饭票撒一床，没事想校花，高考前人人都瘦，他却越来越胖。

那时候高考入学率很低，但我们学校很好，比如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后来全部考走了。由于学校水平高，一些高干子弟也通过关系来入学，使得这么一个县城高中成了一个很古怪的地方。高干子弟中还包括一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国舅”的同学。有几个高干子弟常和本地学生打架，学校很伤脑筋，经常开会，纪律是大问题。

很多女孩看琼瑶，男孩在写朦胧诗，朦胧得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包括北岛、舒婷，甚至还有汪国真。

学校里充满了过剩荷尔蒙的气息，打架的打架、恋爱的恋爱，除了看书学习，大家也不知道干嘛，晕头晕脑的。那时候没有网络。文学青年满地跑，每个班级都有一份油墨印的刊物，人们在上面写诗写文章，有时候还办诗朗诵。会写文章的学生是很酷的，大家都羡慕。

总的来说，八十年代确实还比较有意思，我很想看看《闪开，让我说说八十年代》这本书，老六的描述我一定会感到共鸣。

班上有个成绩很好的女同学自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都很难过、郁闷。

市场化越来越严重，开始有了一些“钢材生”，也就是因为家长的后台，能给学校建设搞到紧缺物资钢材从而入学的学生。我们班也有了很多花高价进来的学生。

英语已经开始走红，一个叫扶忠汉的人很出名，报纸整版整版登他的消息。学校英语老师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学外语的好处，以至于我们那年的班上，很多学生后来学了外语。入学后，我们那所师大学校的49个学生中，居然一下子有九个桐城人，桐城方言成为我系官方语言之一。

刚进高三那年正闹六十四，我们收听美国之音新闻。

进大学后，我们成了第一批被军训的学生，第一次射击，打了五发子弹，三十九环。大一那年还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每个星期三下午都有。

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一个来自美国伊利诺州的外教，他教我们打棒球，结果把一个同学的眼睛打肿，远看像熊猫，近看像乌鸡。

安徽发生大洪水，不久，战胜了洪水，英模报告团来学校做报告。

由于在外语系，男生少，女生多，可是外语系女生也不稀罕外语系男生，肥水流到了外人田，尤以体育系为甚，外语系男生义愤填膺，可是又打不过体育系的，只好以泪洗面，或寄情围棋、吉他、朱光潜《谈美》以及叔本华的哲学等。

学校那时候还有不少好老师，如张春江、刘珠环、衡孝军、蒋道超、仝晓红。师大的老师教书都很厉害，比一些名校的老师强。有个老教授是板门店谈判翻译，成天跟我们讲各样的掌故，甚至讲这些掌故超过了正题。我记得他创造了一个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能打破的记录，用了一个学期时间，只讲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一幕。因为他每讲一个字话题就发散得收不回来了，我恐怕也受其影响不小。

那时候学校外语系只有英语、俄语二专业。我和俄语系的几个哥们关系很好，称兄道弟，见面就是“哈啦绍”，分手就是“打死鬼Daniel”。俄语系有很多新疆学生。毕业后，有很多去了独联体国家跑生意，发了。

城里突然来了很多俄罗斯老毛子。

来中国留学的学生也多了，一伙日本人，中国话说不利索，跑学校附近一地方照相，被当成民工，照相的小贩狠狠地教训他们。

后来埃及人来了，好像还是埃及高干子弟，很流氓，见到中国女孩就问：“你知道金字塔吗？我可以带你去。”有个埃及人闹得不像话，喝醉酒了用刀子架日本人脖子上要他们跳迪斯科，又跑美国人房间里呕吐，学校将他开除。

那时候外国人还少，稀罕物，所以统统都是外宾，遇到什么菊花文化节或当地其它重要活动，都要将其请过去撑门面。

那些年广东经济发达，我们系有了个三水班。

后来海南建省了，系里多了个海南班。

很多人在准备考研，热门专业是国际政治、外交，双学位很流行，也有不少学生考上了法律、外贸类双学位。

后去南京读研。那时候有了浦口校区，给一本科班代课，很早很早就得起来赶去浦口的班车，所以我一般用两个闹钟把自己弄醒。晚上没什么事，主要是写日记，后来都一把火烧了。周末看五块钱三场的电影。后来经常打牌，在过道一喊：一缺三，人很快就齐了。

开始翻译一本传记，开始使用机房的电脑，第一次发电子邮件。

97毕业，去了深圳。人们扛着麻袋装身份证买深发展的日子已经过去，我来晚了。那时候深圳还需要用边防证才能进去。那时候深圳还挺好的，感觉挺自在。我在深圳遇到了刚去那里工作的腐败分子，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嘱咐我多照顾照顾她，结果我将她照顾到家了。

香港回归了，在深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深圳一民营企业呆了两年，故事很多，我特别怀念那些天南海北来的同事，大家在一起相处得挺好的。觉得他们比外企那些过度职业化而显得乏味、做作的员工有趣多了。企业每年组织旅游，去肇庆、韶光。岭南是中国一片特殊的地方，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韵味。

99年去了上海，那段时间房价还便宜，郊区的一些地方，不过三四千一平方，地铁只有两条线。

进新单位后不久，网络股高涨，员工纷纷辞职，去开各样dot.com. 每天都收到管理顾问们用煽情的言语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舍，但终于还是要离开的邮件了。

管理咨询那时候特别受欢迎，他们把很多新概念和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带入中国。好多企业刚刚改制，急需要专家来帮他们找一找北。

我不大喜欢管理顾问的装腔作势，和他们只顾初一不顾十五的做事风格。一管理顾问给银行顾问，为提高效率，建议人家裁员，“分流”。银行说社会问题怎么办？一管理顾问说：你得决定是要做社会主义者，还是做银行家。他们帮一些操蛋保险公司设计了很多跟国外模仿的险种，后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中国社会的改制，有很多是这些国内外的专家背后策划的，可是当这些改制失败的时候，人们往往想不到背后的那些推手。

几个月后，跳槽去了一培训公司，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从此开始了教育和培训的生涯。后来产生了兴趣，就开始去学教育。

再以后的遭遇，好像都写博客上了。

百草园与植物园

2009-05-04T13:57:00.000-07:00

门口的杂草多得数不胜数，成了典型的百草园。为了环保，我没有请人来喷药，自己去拔，拔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什么结果。其实说句实话，我无所谓杂草不杂草，我看杂草也挺好，我只是怕邻居控告我，所以经常出来拔一下，做做样子。我想邻居看到我的草肯定摇头，可是看我经常也在外面治理，也就没有办法，因为不是这个国军无能，而是野草太狡猾，就是要让此人的草坪变成百草坪，天意如此，又有什么办法？他们这么一想，就不去物业管理处投诉了。

屋后的杂树更厉害，跟植物园差不多。有个小朋友跑我们家来玩，说我们家屋后是Jungle. 原始森林。首先是竹子，蔓延得很快，但是我一吃二挖，控制住了。然后我发觉到处都是小树，蹭蹭蹭长了起来，有榆树，有紫荆，有枫树，一开始我以为是原来那户人家种的，后来发现是小鸟带来的，风吹来的。

由于树多，落叶多，化作了春泥，土壤肥沃，种子一飘来，几乎都可以成活，基本上形成了良性循环。四月的雨一下，院子里不知长了多少东西出来。院子现在就已经挤得不得了，不能再有树生长，长出来见不到阳光，迟早也会死掉。我看到夹在竹子和院子大树之间的那几棵树，为了争阳光，拼命拼命往上长，都变成了苗条型，但是最终还是体力不支，死掉了，然后被我砍掉。还好这些树都还不大，我砍得动。两边都是人家，树要是真长大了日后砍起来就成大问题，请人来砍，动辄上千块，所以必须从小就治，今日下午我砍树砍得手软。

除了目前不认识的树和花之外，我发觉院子里有松树、竹子、玉兰、花有菊花、牡丹、鸢尾，若干叫不出名的攀墙植物，另外还有少许草莓、刺莓。我又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了白菜、韭菜、西红柿、辣椒、西瓜、哈密瓜，也不知道有限的阳光下，能否生长出来。很有可能是有心种菜菜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行。

不过，不管是什么树，我基本都喜欢，我觉得是实现了我住进大自然的梦想。只是担心会长得大乱。

因院小树多，长得十分密集，自然招蜂引蝶，且招来了很多小鸟，小鸟在竹林里做了个窝，在一柏树上做了个窝，成了我这个暂住人口家的永久居民。我不知道造窝的到底是什么鸟，但是看到两只红画眉老是在，不久前我还看到了蜂鸟。那两只红色的画眉老是对鱼塘里的鱼虎视眈眈，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鱼大了，它也叼不动。有只小点的鱼，常年隐居，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池塘还有一只蟾蜍，呱呱呱在叫个不停。我将其翻译成了现代汉语，觉得它好像是在说：

“同志们，此屋土壤肥沃，树大草深，仲有各样昆虫，快点来啊。”

次日，我就听到了有两只蟾蜍在叫了。

造时势者为俊杰

2009-05-04T13:56:00.000-07:00

造时势者为俊杰
作者: J.C. Larreche
书名: The Momentum Effect
副标题: How to Ignite Exceptional Growth
isbn: 0132363429
定价: USD 29.99
出版社: Wharton School Publishing
出版年: 2008-04-05
豆瓣地址：http://www.douban.com/subject/3447172/

欧洲商学院教授J.C.Larreche写了一本书，论述“势”效应（The Momentum Effect）。书中说，很多企业做法大家都比较类似，比如生产、研发、营销一应俱全，但是有的做得成，有的做不成，何也？他总结的结论是有些企业有“势”（momentum）。少了这个“势”，就好比好厨师做菜少放了盐，菜配料再齐全，味道就是不对。这里的势，如物自高空而坠落，或大河至悬崖而倾泻时释放的巨大能量，放在经营管理的语境里，它指造就成长的巨大能量。

过剩营销

说到势，人们最多联想到的肯定是营销中的造势。但这本书却让人反思当今社会的过剩营销。作者、这位欧洲商学院教授说了一句中国民工也会说的一句话：很多营销和促销活动，是意图掩饰或粉饰，多半名不副实。从行走江湖的“策划人”、点子王，到形形色色的“现代营销”，中国自开始市场经济以来，在营销上下的功夫可能最多。

九十年代初，常听说一些“点子大王”的故事。例如“点子大王”何阳“一个点子卖了40万”。他说有商家的一次性杯子卖不掉，何阳建议他印地图，结果据说产品大销。但其策划同行指出：40万人民币需要厂家销售1亿只纸杯，就是在每列1500人的火车上，有1/3的人购买，也要60年。那些其它的策划成功故事，真伪无从查考，可查考的是，何阳后因诈骗被捕判刑。

后来人聪明了，不信这些“金点子”了，显得自己好像没有头脑，没有点子似的。但是很多人开始迷信洋咨询的营销术。以前在培训行业，教人思考的课程始终难以启动，而科特勒等营销大师很受追捧。很多企业再苦也不苦营销，事实上营销或许成了他们最大的业务，四两鸭子半斤嘴，都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迅速去占领市场，而不是扎扎实实，通过对客户的深刻认知，依据对未来的想象，做好产品，而只是在营销上、广告上玩点噱头和小聪明。很多人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过时概念，所以宁可兑假酒，不惜血本把钱花在广告上。

作者说很多企业“做势”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本末倒置，把本来应该培育、改良产品的钱花到了营销上，以至于在过剩信息当中，营销的钱白花，产品又上不去，所以眼睁睁看别人走到了前头。很多广告和营销是很浅层次的，顶多是“露脸”式营销，让人知道自己的存在，混个脸熟，属“加强认知”（awareness building），未必能够强化客户对产品的情感认同，甚至恰恰相反，如一些在电视上疲劳轰炸的流氓式营销的保健品公司。当一个公司只求露脸而不要脸的时候，它的发展是很难长久维持的。

而有“势”的企业，虽然也营销，但不把宝押在上面。那么势从何来？作者从诱人的认识、诱人的价值、诱人的资产、强劲设计方面论述了“势”的成因，又从执行、满意度、驻留、内部造势、势型领导等方面，论述了如何保持、强化“势”。作者是个教授，所以书的结构上像本教科书，对如何造势写得面面俱到。但在这里，就不去“剧透”，掠人之美了。

一人得出的洞察不亚于对千万人的调查

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这个手把手教人造势的过程，而是他的一些独到见解。比如如何去深刻认识（而不是通过调查问卷而产生的泛泛了解）客户的需求。他发现，好多势不可挡的产品，最初出来的时候，不是问了上千个客户得出来的认识，而可能只是产品设计人的个人体验（样本规模为1人）。这种一个人得出的洞察（insight），不亚于对千万人调查后得出的平均值。

苹果、戴尔、斯沃琪、沃尔玛，其发展势不可挡，就是因为它们分别在某个方面，得到了这种深刻认识。近来苹果公司产品就很有“势”。Apple还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开发人员在上面发挥。业内到处都是开发Itunes App一夜暴富的传闻，造就了一个个都市传奇。ItunesStore里的音乐也是，0.99美元一首，简直是论斤在卖。不过是几年前，Napster还很红火，因为大家都想得到免费的音乐，谁会想到Itunes会因卖音乐发达呢？其实没有人会专门去上网偷音乐，但唱片公司把价格抬太高了，人们买唱片吧，其实一张CD，人们喜欢的不过也是一首单曲，你让人花15美元买碟，或许对方更愿意花0.99美元买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好比金山词霸，如果正版不过一二十块，谁会去下载盗版，害得自己的电脑一身是病呢。同理，如果有一两块钱的小软件可买，谁会花这闲功夫去破解呢？时间不是钱啊？苹果卖硬件，也是一个小应用、游戏、音乐的大卖场，作为卖场，它坐收渔利。将该公司推入这高速发展轨道的，是对客户心理的洞察，这种洞察，挠到了客户的痒处，或是避开了客户的痛处，由此产生的产品、服务能在市场领先便丝毫不奇怪了。

少分析，多探索
书中还有一说值得注意。作者建议大家少分析、多探索（less analysis，more exploration）。在以前强调竞争战略的年代，人们很重分析，分析优势、劣势、问题、机遇，将现有市场、客户分析个底朝天，却没有半点主张，脱企业于困顿。分析能让你清楚你自己知道什么，但是未必能让你知道客户需要什么。这里IBM就是个例子。重倾听，重探索，此IBM之所以兴隆也。轻客户，重分析，此IBM之所以衰落也。90年代初，IBM认为它搞懂客户了，结果陷入了困境。新统帅葛思特纳（Gerstner）上台后，决定少分析，多探索。作者认为：一旦你对客户的理解形成一个思维定势，你发展的势能就没有了。相反，必须对客户需求“如饥似渴”，那么机遇总是在你不看的时候，从你视野的盲点里突然跑出来。

书里很多地方仍旧是商学院的空话，且过度使用二元式矩阵，过度简化现实，但是不少例子倒是鲜活。要知道，这年头说道理听的人少，讲故事听的人多。例如：3M公司是公司科学家阿瑟·弗莱在教堂唱诗班的时候发现，他原来用书签标出要唱的赞美诗，但是书签老是掉，当时就想，要是有一种标签能贴在上面不掉，但是又能够撕走，该多好啊，这个想法，导致了最常用的产品黄色及时贴的产生。这样一个个小故事串在一起，要比它的造势模式更能启发读者。只是商场变化莫测，今天还拿出来当例子讲的成功企业，明天或许就“式微”，要去申请破产。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

动物学校

2009-04-29T14:47:00.000-07:00

辛辛那提大学一助理学监写过一个著名的动物学校的故事:

The Animal School: A Parable

Once upon a time the animals decided they must do something decisive to meet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ir society. They held a meeting and finally decided to organize a school.

The curriculum consisted of running, climbing, swimming and flying. Since these were the basic behaviours of most animals, they decided that all the students should take all the subjects.

The duck proved to be excellent at swimming, better in fact, than his teacher. He also did well in flying. But he proved to be very poor in running. Since he was poor in this subject, he was made to stay after school to practice it and even had to drop swimming in order to get more time in which to practice running. He was kept at this poorest subject until his webbed feet were so badly damaged that he became only average at swimming. But average was acceptable in the school, so no body worried about that – except the duck.

The rabbit started at the top of her class in running, but finally had a nervous breakdown because of so much make-up time in swimming – a subject she hated. The squirrel was excellent at climbing until he developed a psychological block in flying class, when the teacher insisted he start from the ground instead of from the tops of trees. He was kept at attempting to fly until he became muscle-bound – and received a C in climbing and a D in running. The eagle was the school’s worst discipline problem; in climbing class, she beat all of the others to the top of the tree used for examination purposes in this subject, but she insisted on using her own method of getting there.

The gophers, of course, stayed out of school and fought the tax levied for education because digging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They apprenticed their children to the badger and later joined the groundhogs and eventually started a private school offer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试译如下：（因时间充裕，添油加醋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曾几何时，动物们决定干出点丰功伟绩，于是开始组建一个学校。动物们觉得人类凶猛，为了对付这个天敌，他们必须强化奔跑、爬行、游泳、飞行、外语等多项技能。动物们本来想各学各的，但是校长猫头鹰不同意，觉得操作麻烦，不便管理。教务长，一只名叫墨哥哥的猪，患猪流感在家休假半年，所以也没有去管。猫头鹰校长平时都是夜间上班，也不知道白天都发生着些什么事情，所以只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认定所有技能必须齐头并进一起发展。由于猫头鹰向来是智慧的化身，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按照他的课程表来。

鸭子的游泳课学得很好，事实上它比教练学得更好，它的飞行也得了个及格。可是它跑步课上得很差，由于跑步学科偏科严重，它留了一级，后来放学后又留下来继续联系跑步，两个鸭脚爪都跑破了，结果连下水游泳都困难，可是这个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是按照教学大纲奉命行事，鸭子自己痛自己知道，天天叫唤个没完。

兔子跑步课上一直名列前茅，可是一想到要游泳，立刻就崩溃了。后来有一天，精神崩溃的兔子跑到一个悬崖顶上跳下来自杀了。

松鼠跑步课很不错，可是飞行课让它十分紧张。它提出从树顶上往下飞，但是老师说，由于鸭子和兔子反对，这种从高处飞的“高考”已经废除了，学校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叫“不然一个孩子落下”（No child left behind）, 要求大家一起，从地面同一个起跑线起飞。松鼠从地面“飞”了很多次，摔得鼻青脸肿。另外它爬树的姿势不够标准，得了C, 跑步得了D.综合成绩不及格。

老鹰是班上的调皮生，被整得够呛，比如爬树到树顶一项，它其实是最快的，但是由于它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到树顶，不理学校意见，结果被开除。老鹰于是转学到一飞行专科学校，学有所成，日后自己创业，开了一个空中飞的公司，发得一塌糊涂，可惜后来得了禽流感，早早死了。临死之前，老鹰仰望苍穹，长叹一声：虚空啊虚空。

公鸡飞能飞一点，跑能跑一点，扔水里扑腾扑腾也淹不死，所以综合成绩都很好。但是它的外语成绩不过关，它有个毛病，发音不大标准，老是说：“个个个。”狐狸老师说它发音不饱满，也不是标准的“美音”，应该叫：Cocka doodle doo。老师叫它每天清早天不亮就起来，不管天冷天热，站到高处练习Cocka doodle doo. 而且最好一起晨练。在把其它动物吵得神经衰弱之后，公鸡终于练会了标准的Cocka doodle doo, 想学点别的，哪知道狐狸老师溜掉了，去教鸭子说Quack, quack, quack了。这个老师总是捞一把就走，不会教你超过三句话。

土拔鼠因为平时不在地面之上，被动物们看成外来户，学校拒绝开挖掘课，它上不了学。于是开始了反抗运动，联合田鼠等，组织了拒绝交贡粮的活动。学校本来是要靠这些贡粮来存活的，所以一度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学校后来找了一些蛇来维持秩序，让土拔鼠们又恢复了供应。

一只八哥，由于参加歌唱比赛得了第一，被学校破格录取，免试跑步、游泳、爬行等，直接读发声学博士。但是业余这八哥必须给学区主任公牛身上啄虱子。

由于学校管理混乱，各种飞禽走兽无不怨声载道。猫头鹰被革职了。学校想请一个见过世面的动物来管理，于是找了一只见过很多世面的海龟。

海龟上任后，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粉的，把两个尽职尽责的土鳖老师开了，请了一只原来在海里一起玩耍的大虾来一起管理。大虾不懂跑步、飞行这些，但是它很会夹人，于是开了一体育课，专门教大家夹人。海龟自己最擅长的技艺是在海滩孵蛋养小海龟，于是它开了一门课，教学员如何用海带等，将一串海龟蛋连起来，拖到沙地里藏起来。这门课叫“扯蛋学。”

海龟、大虾都不适应这陆地环境，不久自己死的死，逃的逃。

老校长猫头鹰官复原职。但是这时候学校的学员已经七零八落，流失得差不多了。老校长想了个办法，想搞搞远程教育。他请来一直蜘蛛，蜘蛛名叫夏洛特，说：“ 唉，你不是会网络教学吗？”夏洛特于是开始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让学员一个个上网。学员上去之后，蜘蛛采用游戏教学手段，让它们角色扮演，比如公鸡扮演自己是老鼠，鸭子假装自己是猪，等等，都说这叫“第二人生”，蜘蛛小姐说这里无所不能。你要月亮就有月亮，要星星就有星星，Sky is your limit. 这位老师说。

一直鹅愣愣地过来说：老师，我要星星。

蜘蛛说：你将头往墙上撞，撞几下星星就出现在你眼前了。

鹅撞一次，眼前就全部是星星了。鹅说：噶噶，我好幸福好幸福喔。

于是皆大欢喜, 原文结尾是…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The end.

但愿如此。

高考：独木桥下有扁舟

2009-04-28T08:56:00.000-07:00

高中学历，8个月前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的蔡伟，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就凭这一点，得为复旦叫好，因为它的做法，为一些特殊人才的选拔，打开了一条通道。它的做法不是空前的，也一定不会是绝后的。龚自珍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是不拘一格地被降下来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教育的十项全能。十个指头有长短，人都是独特的。考试是选拔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是necessary evil, 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办法。

与此同时，教育部最近有人提出要改革高考，说日后不再一考定终身。从该新闻的网络留言上看，改革引起的反对居多，因为整齐划一的高考是普通家庭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你要是稍微放开，那么腐败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个担忧有一定道理，可是不能因为有失公平的风险，放弃选拔的多元。不然的话，一考定终身，考试就会成为最终的指挥棒，教育整个沦落为应试教育，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祸害更大。上次回国，去逛一个小城的图书市场，此市场绵延数里，里面绝大部分是应付考试的图书、教辅材料，这么一个城市，哪里消化得了这么多教辅？似乎违背常识，可是它存在，说明市场还是有，这书市谁看了都刺激。所以，是沦落为应试的战场，还是腐败的温床，两害相逢，如何去选？要是考虑儿子女儿，或许不要改最好。要是考虑孙子孙女，那还是要改进的好，哪怕要经历一定的混乱和弊病。

如果是我，我宁可冒着有可能滋生腐败的风险，去选择改革。第一，只有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社会才会进步，而不是陷入“绝对公平” 捆绑下的平庸，这跟经济改革一个道理。第二，只有开始去改革，才可能去改革绝对公平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公，比如区域的不公。第三，意识到有可能腐败，就有可能同步去思考规避的办法，若是如此，问题或许根本不会像人们想象地那么严重，而收获则十分明显。第四，现有体制之下，一样会有不公的可能，只是比较隐蔽一些，不那么容易看出来而已。不知统计部门有没有做过相关调查：即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去分析考生的成绩。我们的常识是，寒门出学子，可是我在这边经常看到这样的研究，就是将学生的家庭收入等因素和学生平时成绩相比较，其结果往往成正比，不是这些学生更聪明，而是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供支配。所以为了避开这些问题，考试才尽量使用SAT之类的能力测试，亦即尽量不受应试（test preparation)的影响。在应试教育下，有钱人有更多资源投入，补习，上辅导班，会不会更多地提高学生考分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觉得值得去研究。无论如何，我无法轻信现有做法对考生最公平的说法。就像我以前看到的一本论教育公平的书里说的那样，一些表面上的择优录取制度（meritocracy), 深究起来是择家长录取（parentocracy). 第五，我觉得目前来说，最有可能了解学生的中学老师在人才选拔上发言权太少。比如现有的体制，可能会把蔡伟这种严重偏科的人才给漏掉，中学老师可能很了解此人才干，但是面对高考的总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事实上这不是极少数个案，而在相当普遍。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专业课成绩第一，但是政治差一分，从而无缘他心仪的研究生学习。当然，政治课要不要考，根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但是并不需要什么讨论，请允许我直接跳到结论上：除了相关专业，根本就不应该去考。

还有，不能将所有老师都想成一个个潜在的腐败分子。我上大学、读研究生，都是保送，侥幸逃过了高考。如果参加高考，有可能考得更好，有可能根本考不上，可见这还是机会。我一农家子弟，什么背景都没有，要钱没有，要势无势，要色无色，可是当时的班主任、辅导员，还是让我去上，今天看这是境界，可是当时这些事情并不希罕。我再举个例子，上大学时，我一同学为了考试过关，送了几条烟到一老师家，这位五十好几的男老师一看，居然眼圈一红，掉下眼泪来：某某，我是你老师，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位同学事后和我一起喝酒，十分纳闷地一再说：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哭了。

我想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还多呢。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可以把他想得再坏一点，也可以把他想得再好点，本来就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就看社会向其发出什么信号了。事实上我回顾来路，发觉一生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师了。担心中小学老师或者学校腐败，我看是过了一点，几乎就要因噎废食了。

高考改革要不要改几乎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改。任何改革，如果不能解放学生的潜能，如果不是减轻而是加大压力，那一定是失败的。怕就怕将高考的大一统地位取消，行成多元测评体系之后，一个大高考成了三个小高考的局面，学生更苦了。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发明多重智能一说后，本意是要老师、家长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可是他自己在书里说，到了亚洲一些国家、地区，变成了八种智能一个都不能少的局面，学生压力更大了，这就违背了他的初衷了。现在在美国，小孩升学，家长就常常困惑，因为我们家长大多都是高考考出来的，也不知道美国的游戏怎么个玩法，好像社区参与、平时参加各种比赛都会计入评估范畴。所以家长经常发愁，说不象中国，准备一高考也就完了，现在得全面去耕耘。不过发愁归发愁，我看大部分家庭出来的孩子上的学校都还挺好的，毕竟中国人很能学习和借鉴。所以，改则改也，怕他做什么。问题是逃不过去的，不如早日行动，早日面对。

夕阳无限好

2009-04-27T15:44:00.001-07:00

老家在农村，农村的老人很苦，也没有医疗保险，要是生病，遇到儿女好的，还能照顾，不然的话，病则病了，死则死了，又什么办法？多少悲剧，凝聚在一个个这样的角落。但是在城市里是另外一个景观。李浔阳在街上转悠，而后记录：“我顺着小路随便走，到处都能见到晨练的老头老太太。我一边走一边纳闷，多少岁月，才能凝积成这么多老头老太太啊。南桥感叹，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地狱。中国跟美国不一样，是儿童的战场，中年人的地狱，老年人的天堂，你看晨练的老人们多滋润啊。昨天一个老革命跟我说，你知道我一个月工资多少？8000！他好像怕我听不懂，拿手比划着在我眼前晃，晃得我直眼晕。我说我知道了，夕阳无限好啊，心里想怪不得那么多啃老族呢。”（生活流水）

我不是说老年人锻炼有什么不好。但是想到这月薪8000炫耀无门的老革命，再想想千军万马四处求职无着的青年学子，真不知道而今的社会，上演的是哪一曲悲喜剧。人苦了一辈子，到了老年，物质需要低了，反倒是应有尽有起来；而需要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年轻人，反倒活得人不人鬼不鬼，两相对比，委实觉得荒唐。美国人年轻的时候，房子越住越大，因为家庭在扩张。到了年老，孩子出去，家里空巢，没有精力打理，也渐渐看开了，尽量将物质需要简化，所以房子越卖越小，最后索性住老年公寓去。

很多老年人非常热衷于保健、保养。所以如果去看电视广告，很多都是在宣扬保健。好多网友都说过这样的经历，说父母迷上了某种药，某个专家，子女知道靠不住，但是父母宁可信电视的也不信子女的。随便一个什么专家跑出来，说“白开水可以抗癌”，或““白开水可以致癌”，很快就可以走红。为什么，因为好日子都想多过几年，怕死。如果日子苦，那么活着都不怕，谁会怕死呢？可见物质上，社会还是进步了，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可是这个进步给人带来了什么？亨廷顿于教授说过一句名言：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一辈子荣华富贵的所罗门王说到一生的享受时候说道：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传道书》1：8）…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1：14）。人如果终其一生，关注的只是自己的皮囊，那么慢慢会陷入越来越深的绝望。这个皮囊会朽坏，缩小，终归虚无，以后无人纪念。 C.S.Lewis说过一句话：你要是把生活包在自己的周围，你只会变成个小包裹。所以那月薪8000的老革命，不是我在这里说反话，我真是觉得他也可悲，他还有什么别的寄托没有？还是只能从他人羡慕、嫉妒、反感的眼光中，给他的余生，找到一点安慰？

我也看到一些反例。也有一些有信仰的老年人活得很豁达，不讳言死亡，其世界也更开阔，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身体的各项指标。我们这边有对老华侨夫妇，成天在家培植菜苗，分散给有所需要的家庭。另外，看谁家水管什么的坏了，他们就带上工具去修，成活雷锋了。这对老夫妇都是基督徒。信仰在他们身上的作用一目了然。人这一生不过是对永生的一个预备，死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有什么好怕的？最大的保健，是人的信心。

前几天，我们附近一小区在搞车库拍卖（Garage Sale)。我跑过去看，有对老夫妇在清理自己的东西，我在车库里看到一个牌子：Bury me in Walmart so that my wife can visit me often.我死之后，将我埋在沃尔玛，这样我老婆就会经常去看我了。看后大家哈哈一乐，觉得这对夫妇都挺豁达的。当时想到了这么一句话：夕阳无限好，好在有无限啊。

安能辨我是雌雄

2009-04-27T09:11:00.001-07:00

昨天遇到两件小事，毫无关系，却又相互关联：

下午和副校长以及“技术与教学委员会”主席三人一起开会讨论网络教育问题。这里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是网络课程，学生考试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判断张三就是张三，而不是李四在代考？新出台的美国一高等教育法规定，网络教育必须采用一定的监控手段，确保网络测评的真实性。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成见，我觉得如果教育者总担心学生作弊，那么不如就因势利导，你就采用一些比较另类的测评方法，比如合作项目（collaborative projects）、作业展示（electronic portfolio）这些测评方法，这些测评方法根本不怕你“作弊”，甚至索性鼓励你去找，去找人合作。彪悍的学生不用作弊，彪悍的老师不怕作弊。

比如，假如我这门课的作业是让你出去观察，找人访谈，根据你提交的访谈稿等评分，我怕你作弊做甚？可是高校老师是不是真会这种测评的创新呢？未必。我上次去开会的时候，有个人说美国的小学讲究的全部是“教学法”（all pedagogy）, 到了中学，教学和内容一半一半（half content , half pedagogy），到了大学，全成内容（all content）了。所以大部分大学老师不是不愿意用另类的测评方法，而是不会。所以目前很多还是在用考试这种传统的手段定胜负。虽然很多人鼓励e-portfolio这些测评方法，很多教育者自己并不会使用，所以只是大家口头说说，倒是学生为了找工作，把自己的portfolio做得很好。

既然很多人仍然在用闭卷考试类型的测评，那么《高等教育法案》的要求就有些道理，不要说你全程监控了，最起码你得知道对方是他所说的那个人吧。怎样才能完成新法要求，对远程教育中的学生进行身份认证呢？很多学校在探索这个问题。有个大学，和一家摄像器材公司合作，定制了一种摄像设备（“远程监考系统”），能360度监控考试时的学生。有趣的是，这家大学名叫特洛伊大学，和“特洛伊”木马的“特洛伊”一个名字。

该系统另外还有指纹识别功能。这个可别用在中国人身上，因为一提指纹，就想起了黄世仁和杨白劳。政府要求（比如驾照、护照等），那没有办法，考试要打指纹，可不太好。

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或许我们得去问问王帅，他是怎么匿名发帖被人抓的。

下面说个同样是昨天发生的小故事，非常能说明问题，只是请汪汪的目光不要越过如下分界线，否则视为军事挑衅。

————————— 三八线 —————————

同样是昨天下午早些时候，Vanderbilt大学一个老师举办网络讲座（Webinar）, 我们以前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他对我当时的发言（关于电脑在课堂里的干扰）印象很深刻，所以让我做特邀嘉宾参加一起主持一网络培训。在四五十个学员的名单当中，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好像是我以前的一个女同事莎拉（为了避免被搜到，我要越来越多地使用译名），但是我想重名的很多，也就没有贸然打招呼，也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泪汪汪。

但是过了一会儿，有人来了条标记为“私聊”的信息过来：南桥，我是某某大学的弗洛伊德啊！

这下我想应该没错了，弗洛伊德我认识，也是这学校的。我想是我以前的学校派了两个人在参加这次用视频会议软件操作的网络培训。我想从下拉菜单中找弗洛伊德的名字，没有找到，很纳闷。我想马上我就要发言了，赶紧准备准备，先跟莎拉打个招呼吧：

“你好，莎拉！！！”我问候了一句。由于是打字，没有表情，我用了三个感叹号，以示友好。

这时候“莎拉”回答说：我是弗洛伊德，她今天有事没能来，我代她参加培训。

我晕了。弗洛伊德肯定在想：我开始跟你打招呼，你不理，倒是跟莎拉套近乎，你这色鬼！流氓！重色轻友的家伙！全世界光头的敌人！我在想，网络那头一定是这样在骂的。我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光辉形象轰然倒塌。

确实，莎拉是个美女，弗洛伊德是一光头男，这不假。但是这次，弗洛伊德的想法肯定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反正他想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他想的那样的。对我来说，我很冤枉。是他代莎拉出席，名字没有改过来，我找他弗洛伊德的名字又找不到，才先跟莎拉打招呼的。当然，解释这么多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他又看不到，我总不能追过去一封邮件解释是怎么回事。但是仔细想想，我倒觉得我的做法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我是说女士优先。

想想网络真是有意思。前几天，看到纽约时报一评论，说有了Facebook之类东西，很多过去的文学选材怕是要完蛋了。过去的经典文学，最喜欢身份错误啊、亲人不能相认啊之类话题。而今，这位纽约时报作者说，用Facebook一查，全明白了，大不了还可以验DNA。是的，如果早早使用现代科技，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可以互发短信，也不至于一场误会，双双死去。

可是，如果李鬼代李逵去考《中级板斧操作》，又如何去验证呢？

花花草草

2009-04-24T08:35:00.000-07:00

春天到了，院子里的花、菜、竹笋全长出来了。

匪弟

2009-04-23T15:13:00.000-07:00

费思和总统两个总打架，或是一起调皮捣蛋，我说你们两个哪像姐弟，应该是brother-in-trouble, sister-in-trouble.这是套用brother-in-law的说法。

费思说：“应该说brother-out-law. Outlaw是土匪，我有个土匪弟弟，哈哈哈哈。”

话音未落，她的brother-out-law已经捏着拳头冲过来了。

考试的通胀

2009-04-22T14:36:00.000-07:00

前几天朱老师回国，我送他回家。之前我们聊到的国内教育问题。他说现在奥数简直成了祸害，小小孩子的考题，他，一个英语专业博士生导师，居然不会做。当然我们可以说反正又不是数学系博导，怕什么？但是总的来说，一个小学生做的题目，不应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人都不会做，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奥数是个特殊的例子，好在还可以选择不上。其它各样的考试，比如升学考试，题目还不一样是越来越难？以前高中的题目，现在属于初中生的题目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人越来越聪明了？不是。是因为本意要检验学习成果的考试，变成了一个筛选的工具。

考试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将一个人跟一个特定的标准比（criterion-referenced）。比如二位数加减，你会了就会了，不会就不会，达标了就达标了，不达标就不达标。但是目前大部分考试却不是按这个绝对的成绩定胜负，而是把一个考生，放在一个人群里，看你在人群中的分布，从上往下截，或是按平均值和标准差来定一个人的水平，属常模（norm-referenced）型考试。高考就是这种基于常模的选拔考试，分数线不是按照答题对错的绝对值来定的，而是按照在人群中的相对水平来定的。这样的话，人一多，如果选择的数量不变，那么势必会越来越难，通货膨胀于是在所难免。过去或许六十分就万岁，而今95分还挨打，因为同学们也都考90多了。

然而教育本意是要塑造一个人，让人学会一些东西，或是掌握特定的学问、技能、态度，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叶圣陶、晏阳初能成为教育家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舍本逐末，他们直接发力于教育的最终目的。但是考试却遵循另外一个轨道，不是要考人“会不会”，而是考人“比其他人多考对了多少”。关系到考生命运的不是考题，甚至不是他们对答案的掌握，而是那看得见看不见的千军万马。这样的对比，家长很急很操心，孩子很累很痛苦。

让这种类型的考试主导，会造成教学手段和目的分道扬镳。英语就是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考试考得很好的人，其考分和实际使用能力可能毫无关系。因为考试有考试的游戏规则，你把这套规则掌握就好了。那么英语运用能力本身，则又是一套规则。学习规律要求老师使用达标式的测评，但升学却又是选拔式的, 更关注你比其它人多考几分，那么你到底运用能力怎样，这考试体制并不关注。所以一个很极端的情形，可能是所有人相对使用能力都很差（或者都很好），但是大家都考得很好，那么一分上下，就能决定几千人的命运，而实际上，考79的人，说不定运用起来比考80的人还强。

这个问题美国也一样有，比如费思前不久就参加了一个Cogat考试。考试就跟GRE一样，分Verbal, Quantitative, Non-Verbal几个部分，学校的汇报，就是说比同龄的全美所有儿童相比，她在verbal上，分别比百分之多少的小朋友强。这一点各地皆同，但是他们的做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借鉴：第一，是有个全国的数据库，而不是分州分地区。中国教育不公平，就是各省各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如果你不幸生在人口大省，那么算你倒霉，没有什么地域公平可言。北京一个很平庸的考生可以上名牌，河南出色的考生，或许一般本科都上不了。第二，这考试不是这种定胜负的终结性测评（summative evaluation）,也是一种帮助学生改进的反馈式测评（formative evaluation）. 终结性评估是要决定一个人上还是不上，成还是败，但是反馈式评估是为了让学生改进。其实教育当中，应该越来越多地使用反馈式评估，让人得到不断改进。比如我刚才说的cogat考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终结性考试，因为只有95%以上的学生才可以进入“特殊才能班”，但是它同时也是反馈式评估，因为考完了会出来一个各人的情况（profile），告诉学生的各方面发展的好坏，以及改进或扬长避短的办法。

说到底，教育到底是要做什么？老师是要干什么？要“传道、授业、解惑”，终极目的应该是让人过一个富有成效的美满人生。和这些目标比起来，现在的考题到底是要做什么？它压根不是考你学会什么了没有，而是要把大部分人考倒，好让小部分人脱颖而出。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现在的状况，是十分失败的。它是一种侧重于让大部分人失败的教育，而不是让大部分人成功的教育。我记得以前我们高中语文老师的一个说法来：现在考题，是要把人一棍子打昏再说。解个什么惑？简直就是在布迷魂阵。

知识不是力量

2009-04-21T14:05:00.000-07:00

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

知识的英文为“knowledge”。它的第一个音节是“know”，知道。但是knowledge这个词的末尾是edge, 是边缘。我们可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它并不能让我们处在领先地位（leading edge）。中文也是一样，“知识”中，只有“知”与”识”结合时，它才能产生edge, 成为力量。狭义的knowledge本身是没有力量的。

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的是知道，比如鸦片战争哪一年爆发。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常识，比如一年有四季。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见识，比如认识到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一个知道很多事实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叫他知识分子，而称之为知道分子。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那么又有什么意思呢？

钱钟书的《管锥篇》，是好书，但余英时说它是 “一地散钱”。李浔阳就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钱钟书到底提出什么创见了没有？没有印象。这可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做这样的学问更安全一些。你可以旁征博引，天花乱坠，可是那又怎样？如今，天下文章一大搜，掉书袋没价值。久了，人们会发觉，很多文章写出来，隔三四里都能闻出Google和维基的气息来。过去学人引用文献冷僻，人以为奇，可是如今我发现，古腾堡项目把所有古代稀奇古怪的文献都在往网上搬，以至于过去的海量文献离我们只有一个鼠标那么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诸如《四部文明》齐、大、全、备的纸质文献库价值十分可疑，因为稀缺的不再是信息资源, 而是在运用信息的能力。

1956年，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发现，美国学校的测试题95%以上是在考学生的记忆。他于是发明了一个新的学问分类法，就是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该分类法说学问由低到高，分知识（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应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综合（synthesis）、评估（evaluation）几个类别。这个分类法在美国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几乎是人所共知。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是以布老的分类法为依据，经过两代人的时间，美国的教育成功地走出了“记忆”为主导的测试方法。即便在小学阶段，如我们家费思这个年龄段，它这些分类技能也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应用，我看小孩从小就在学着如何将自己的知识用在实践当中，比如我记得她一年级就有“访谈”作业，让他问家里人喜欢香草冰淇凌，还是巧克力冰淇凌，然后制作成图表出来。我看这就是讲究多项认知技能的组合。

现在我们常讲“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也就是大脑一部分（如记忆部分）被解放出来，被电脑、手机等外部智能辅助设施取代。那么大脑干什么呢？得侧重于分析、应用、综合、评估这些“高层次思维”（higher order thinking）.当然，思维的类别不能简单用低层次高层次这么来区分，因为有些“低层次”技能，也具有高价值，例如“知道”吃毒药的危害，或许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一些“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低价值，比如对赵薇着装的评估。但是总的说来，低层次知识和技能容易复制和传播，而“高层次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培养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且宜早不宜迟。

人们常说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其实再往下走，应该叫“学习经济”。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过去的大学学历是“四年制”（four-year degree）。现在是“四十年制”(forty-year degree)。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样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 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过去，一个人掌握一门技能，一门知识，可以管他一辈子。现在的好多职业注定要终身学习。比如IT，简直就学得没完没了，一有松懈就要落伍。IT的老师常常拿英文系老师开玩笑，说还是他们好，学会一样管用一生，反正莎士比亚死了就死了，不会冒出一个莎士比亚3.0, 莎士比亚XP出来。但即便是在英文系，据我所知，学习方法和领域也在更迭不息。老师的知识，更新换代慢一些，但是学生如果也是抱着一定的知识一辈子，那就只有自己慢慢落伍去了。

本文开头，我们说知识的第一步是“知道”（ know），最终的目标是产生领先（edge）.那么know和edge中间这个L 是什么呢？它就是热爱（love），它就是学习（learn），它就是生活（live）。

维基革命：“平民窟”的百万富翁

2009-04-20T06:49:00.000-07:00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电影中，印度青年贾马尔参加“谁想做百万富翁”，一路过关闯将。后来组织者怀疑他作弊，将其逮捕，在警察办公室，他讲述了他的一生，是如何让他在“社会大学”中发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1957年，美国发生了一件真实的“贾马尔”事件。大学教授查尔斯•范多伦（Charles Van Doren）和贾马尔一样参加了一次这样的“知识竞赛”，历时两个月，他赢得了大奖138000美元，上了《时代》封面。但是后来调查中才发现，这位范多伦被人揭发，公众发现他原来是在作弊。这位辉煌一时的教授灰溜溜走出象牙塔，改行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了。

如果知识竞赛中除了“观众提示”、“电话联络”等求助方法之外，允许查维基百科，那么贾马尔不会被警察抓走，范多伦先生也就有可能货真价实地获奖，而不用日后去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个年头举办形形色色的知识竞赛其实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它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对知识的掌握、控制、是一种力量。这样的认识，才造就了贾马尔，毁了范多伦。在后信息时代，这样的知识竞赛其实应该取消。在网络的江湖，知识本身已经不是力量了。
　　
　　在信息技术领域，如今大家都在谈Web 3.0了。那么 Web 2.0留下了什么遗产？其最大的思想遗产，就是人们认识到信息没有那么值钱，知识也没有那么神秘。一个普通人只要拥有网络，就可以飞快地搜索到他所需的信息来。作为一个翻译，我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在谷歌和百度之前，一个翻译遇到了不理解的东西，他或许要乘车去图书馆，在里面猛查资料。而现在，可以通过维基百科，轻而易举地找到疑难的解答。以往被精英阶层掌控的知识，现在人皆可获。更好的是，你不用去学习，去记忆，它会一直在那里等着你去查。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每个人的大脑都可以解放出来，去做更为复杂的思维活动，如分析、评估、综合、创造。
　　
　　换言之，在知识领域，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平民”窟的百万富翁。
　　
　　这也是正是新媒体研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Andrew Lih在其2009年的新书《维基革命》中要表达的一个观点。这本书有个副标题：一伙无名小卒如何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来。
　　
　　维基百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百科全书，向所有受众免费开放，也是维基社区的无数志愿者自己添加条目，自己编辑的。它是网络2.0时代最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现象。维基人一个个就如同叠罗汉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去扩充网络上的知识。就这样，人们看到了历史不过才七八年的维基百科，发展成网络巨无霸。这过程，就好蚂蚁建造复杂的蚁山或地下通道一样。让人困惑的是，在维基百科，很多人是义工，是他们自己要维护维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维基地图的制作过程。2002年10月，电脑工程专业的学生 Derek Ramsey待业在家，在求职过程中，发现维基上找不到相关的城镇信息，他于是开始了通过美国的人口普查信息（公开数据），生产一些城镇的页面。这个拷贝加粘贴的过程很枯燥，于是他设计了一个程序，自动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库中抓取信息，生成维基页面。此后，另外一个维基人Seth Anthony, 开始手工制作各个县，各个城镇的地理方位图。后来又有一些其它的维基人加入进来，参与了地图的制作。本书作者感慨，制地图这种事情枯燥得不得了，一般情况下，你给钱让人做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可是这些维基人却像着迷一般在做这事，而且是利用自己的时间，这就是一种维基精神。
　　
　　中文维基百科的发展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侠肝义胆的维基人。中文条目增加的过程中，一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繁简体的转换。大陆用简体，港澳台用繁体，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又用一种“马新简体”。那么不同人输入的条目，字体不一样怎么办。这个问题困惑着维基中文的发展，直到后来马萨诸塞大学中国博士生郑竹（音译）发明了一种转换程序，能在不同字体间自由转换。顺便说一句，现在广东话版的维基都出来了，上书：“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歡迎嚟到維基百科！人人都寫得嘅百科。” 郑的程序后来又用于其它维基字体的转换当中，如塞尔维亚的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拼写的转换。郑的做法被其它人沿用，这也是一种共享、参与、延伸的“维基精神”。
　　
　　所谓“维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借用群众的力量，共同营建一个社区的革命。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网易很早就提出了“网聚人的力量”一说。只是很多时候网络并没有聚集人的力量，只是暴露出了众多网民的存在，可是这种存在本身是不具价值的。众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产生的信息，往往并无价值。人的力量能否聚集得起来，要看这个网络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维基的开放性和编辑特色，使得人们有可能产生知识，但是并不相互重复，而是借助于众人的力量，产生了一种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另外，作为开源运动，有一种浪漫色彩，认可普通人在知识创造中的贡献，也不知不觉激发了一些人深层的“利他主义”情怀。维基在本质上假定每个人都有知识创造的平等权利，所以当一个人在维基百科上找不到理想的信息的时候，它鼓励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鼓励你自己去提供这些信息。维基的一句口号是：找不到合适的信息是吧？那么你来整！（SOFIXIT）。这种认可和平民化特色，是维基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
　　
　　维基的模式也在诸多领域被人模仿。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就是一种维基式竞选。他将自己的竞选改称“运动”，从而赋予了一种理想的、革命化的色彩。这过程当中，他也充分调动了群众的力量，只不过维基上大家是作者，而竞选中大家是义工而已。而维基的编辑，在这开源竞选的活动当中，成了社区的组织者。可能是受到了维基的启发，苏斯•凯恩斯坦（ Cass Sunstein）写了《信息乌托邦：众人的智慧如何产生知识》一书，探讨这种“维基式”模式下，人类能否产生比少数精英更好的信息和智慧。但是这种模仿未必可以照搬。美国有家报纸受维基模式的启发，决定将其“社论”维基化，比如一篇关于布什伊拉克战争的社评。可想而知，这维基社论以惨败告终。这个话题十分具有争议性，是无法用中立客观的维基原则，产生一个一致的话题的。
　　
　　维基运动有其明显的长处，比如它及时、相关、丰富。很多话题，探讨得相当深入，由于参与者多，更新得也快。这在传统百科全书的编辑当中是很少见的，比如我们无法想象麦当娜的词条以及近况会出现在百科全书中。而在维基百科当中，麦当娜今日去非洲领养儿童，法庭对她领养第二个孩子的宣判，当天就有可能出现在维基百科中。在这一点上，网络有着纸质媒体无法企及的优势。
　　
　　由于维基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爱好者的业余工作，维基条目的数量和质量上，个人爱好的特色很明显。比如关于计算机的条目就很多很完全，质量也很高。关于小甜甜布兰妮、星球大战、科幻电影等的条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流的。毕竟很多写作者和编辑是年轻人，对这些话题更有兴趣。可惜的是，关于文史哲类的条目就比较浅薄，缺乏传统百科那样的份量。维基百科在内容上有一些厚此薄彼的倾向。比如至本文写作时为止，当我去查看的时候，关于苏格拉底的条目为15屏长度，布兰妮为22。是不是说苏格拉底的篇幅就不应该超过布兰妮呢？显然，是兴趣和认知的差距导致了这种缺陷。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教授虽然自己使用维基，但是不提倡学生在学术论文中引用维基条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维基也希望通过付酬的办法，增加关注不足的信息内容。
　　
　　但是付酬创造内容，谈何容易？由于维基本身的“开源、免费”出身，一说到钱的问题，处理起来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没有人希望这个伟大的实验突然变质。但是要是长期经营下去，维基必须赚钱。目前来说，维基基金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自愿筹款。其思路如同公共广播电台之类的经营方法，但是有趣的是，截至目前为止，愿意给这个乌托邦式的项目捐款的人还络绎不绝，足以维持百万元的经费，但后来维基从佛罗里达搬家到了旧金山，这区区百万就显得不够了。这可能是维基的一个发展瓶颈。同样是“免费、开源”的“火狐”浏览器，据说钱多得不知道怎么去花，因为当用户经由谷歌点击收费广告的时候，火狐就有一定的盈利。可是这个模式用在维基上既行不通，也很难被人接受，因为这在本质上违背了“维基精神”。一个建议贴出付费广告的内部邮件，就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直接导致西班牙语版维基的“大出走”和另立门户，使得维基元气大伤。
　　
　　维基面临的另外一大威胁，是传统百科全书的网络版也并不是按兵不动，等着人家来打。百科全书的一大长项是多媒体内容，这是“免费”的维基暂时还无法做到的，它会继续完善这方面内容，与维基抗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开始了一些比较意想不到的变革，比如邀请读者提供内容。但是它的做法是“喻于利”，说要提供一个报酬体系，并给内容提供者“提供一个丰富的网络的家，让他们可以宣传自己，自己的工作和他们的服务。”老百科全书走向网络的时候，坚持 “协作但不民主”，并不平等看待所有人的建议。在改革过程中，它仍坚持三个原则：写作者为自己提供的内容负责；尊重专家的意见和声音；保持客观性。这些在信度上会挑战“维基百科”。
　　
　　维基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最终敌人可能是它自己的成功，当那维基精神式微，维基成了一个成功的网络百科全书的时候，维基何去何从？维基长大后干什么？这是书末的一大问号。作为一个书评人，我碰巧路过，就把这个问号顺手接过，交给各位读者吧。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4月19日

尚能饭否

2009-04-19T23:02:00.001-07:00

让总统吃饭比吃药还难。一顿饭中间，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应付，三十六计都被他用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以不变应万变，就是让他吃一个字。腐败分子告诉我，她让总统吃胡萝卜，平时怎么让吃都不吃，有一天他不吱声了，以为他都吃了，后来一看，两根胡萝卜都在地上。晚上我让他吃韭菜炒鸡蛋，他想方设法对付。一会儿说肚子痛，一会儿说手痛。

我告诉他说：“没有用的，你这些花招我全知道，因为我也是从一个小孩，一截一截长起来的。”

他突然跟我说起了他的好朋友二凡来。

我在想，为什么这时候跟我说二凡呢？

费思在边上插嘴说：“他是要你分神，好让你不去想他吃饭的事情。”总统对姐姐成为父母的帮凶深恶痛绝。

但我跟他说不行，吃完饭我们再谈二凡。

他趁我去拿纸巾的时候，他将韭菜炒鸡蛋重新放回菜碗里。余发现后，不胜怒，欲打屁股。他说：“那我打911.”

我说：“欢迎你打911. ” 看来我让你吃饭还犯法了。

费思插嘴问：“打911会怎样？”

“大不了把我抓起来，过几天就放出来。可是你们两个会被带走，给什么社工组织去养。你们两个也见不了面，你们天天跟一群陌生人一起，也省得我天天为你吃饭发愁。想好了就打吧。”

总统想了想，还是把饭吃完了。

我发觉我也挺残忍，不过不这样又怎么办，吃顿饭都这么费力气，以后怎么管？

不过我发觉，除了那些还存在饥荒的地方外，各地小孩好像都在吃饭、尤其是吃蔬菜的问题上让大人伤脑筋，不过美国大人好像比我鬼点子更多一些，说法也更巧妙，值得学习。前几年我去德华家做客，他孙子在吃pancake(一种煎饼)的时候，蘸那种枫糖吃，那是真正从枫树上出产的枫糖，36棵枫树，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瓶来。看见孙在边吃边浪费，德华说：“Thirty-six maple trees worked very hard to produce the syrup you are eating. You’d better not waste any.” (三十六棵枫树好不容易生产出这么多枫糖来，你最好别给我浪费。)

论《画皮》的现代性

2009-04-17T14:54:00.000-07:00

《画皮》是用《聊斋》的旧瓶，装现代的新酒。或者说蒲松龄的作品不过是一画皮，撕开这个画皮后，里面全是现代观念，甚至包括现代技术，它完全可以作为一部科教片来看，例如：

1. “降魔者”这个说法应该来自于虚拟游戏，要不就是来自日本动漫。蒲松龄原著里只有个老道，没有人这么老土，说“我是“降魔者”，一般都说“贫道”，“小巫”，之类。

2. 小唯在墙内不能出去，她必须使用“穿墙术”才能达成目标，结果小唯借用了蜥蜴精出去了。蜥蜴精存在最直接的作用是当“代理服务器”。

3. 降魔者手里有个卫星定位的东西，一接近妖精就发光，类似的iphone程序已发明不少，如loopt, 可以让两个同时装有此程序的妖精互相识别各自方位。根据Apple3月份发布的消息，该公司3.0版的操作系统，能让用户不借助于无线网络，而借助蓝牙技术，在一起相互识别，不管是人是鬼。

4. 《画皮》原作主要是王生、王太和女鬼的三角恋爱关系，但是此片中有小唯、王生、庞勇、夏冰、佩容、小易，变成了六角恋，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其实还是三角恋，但是为了逃避广电局对“三角恋”题材的封杀，三角分别穿上马甲，用上了avatar, 变成六角恋爱反倒没事了。这六角，一半人间，一半妖界，妖精活在Second Life的第二人生里，但是有时候也会从虚拟世界出来，进入现实破坏家庭，这种例子在现实中屡见不鲜。网恋之害，古已有之。

5. 片中妖精一会儿显身，一会儿隐身，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QQ和MSN用户登录时的做法。

6. 本片唯一比较不现代的地方，是验明妖怪的正身。《纽约时报》书评栏目有一作者表示，如果古代有Facebook, 很多文学作品都要消亡，比如俄狄蒲斯王杀父娶母，原因就是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造成很多悲剧，现在用Facebook里找一下，什么人什么人就找出来了。当时本片中有意绕开了这个现代性，而是继续兜圈子，好像妖精身上有妖痣，从而成功制造了一次让周迅脱衣，让观众一饱眼福的机会。

我比较喜欢以前在广东看的粤语版的电视剧《聊斋》。粤语似乎更接近古音，念起来还有一些古代中国残存的韵味，《加勒比海盗》里念古诗文的海盗周润发，念起古诗来更有味道。从前的故事，最好还是按从前的样子拍，不然在脑子里会打架。

这个今为古用的做法基本上是延续周星驰的路数，由于古今不辩，看起来很苦，总开小差，注意力不能集中，以至于无法好好欣赏周迅和赵薇。

当Facebook成为老人新宠

2009-04-16T15:00:00.000-07:00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使用facebook, twitter, 饭否这些迷你博客的意义何在。所以虽然我也有账号，但目前来说，我还玩不起来，更新得不是很好很多。

我还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告诉任何人我在做什么，在想什么。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呢？

可是有趣的是，人都在这些地方。我今日发现，在facebook上，我们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Fans居然有1800多人。于是问一电台他们要不要制作一个Facebook页面。对方朋友说他不要，正准备把Facebook账户取消，因为“我搞不懂我们可以写邮件的话，用facebook戳来戳去干什么？”这个想法我也常常有，但是我还没有关闭的打算，谁叫我做的是教育技术，必须关注这些年轻人用的新东西呢？当然，我不反对这一切，只是很好奇人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不明白，只是说明我们老一辈文字型博客，已经落伍了，成恐龙了，存留在我们身上的，只有那古化石般的特殊气质。

不过你也别高兴。我们一个同事说她奶奶也上Facebook了。越来越多中老年人在上Facebook, 他们在上面找到老同学老战友，激动就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等祖母级的人也上了，你也就考虑去别的地方了吧？跟风跑啊跑，也很忙的。而且在技术领域，永远是后来居上，因为永远会有更新的东西在加速度地推出，让人怀疑地球是不是转快了。

有人说，使用新技术就好比半夜开车，你从后视镜里隐隐看到什么东西要来，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谁知道，或许是一阵风，或许是一辆大卡车，或许是一个女鬼。你也别管，照你的道开就是了。

在家学习群落

2009-04-16T12:14:00.000-07:00

上海好不容易弄个“孟母堂”，再三被取缔。一二十年之后，这件事是要被人拿出来当笑话讲的，就好比当年穿喇叭裤被人当流氓抓一样。我想大的趋势，是各行各业都在开放化，多元化，这是少数行政行为阻挡不了的。

腐败分子教一美国小孩中文。这个小孩在学校被老师拧了一下下巴，于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后来又遇到一个小孩，骂了他一下，他的自尊心又受到了更大伤害。这个小孩于是自己回到家，和千千万万美国小孩一样，在家教育了(Home school)。当然这个孩子也太娇气，但是由于类似原因放弃学校，回家让父母教的十分常见。其原因不一，有一些是因为宗教原因（例如公立学校不教圣经），有一些是行为原因（比如多动症），有的原因更简单，就好比上面说的这个学生一样，纯粹是不喜欢学校。

美国在家教育（从来不上学校的），是一个惊人的群落，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约有两百万。我这里两个实习生都是“家里蹲小学”和"家里蹲中学"毕业的。

为什么这个在家教育能行得通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父母双方一方不工作，通常是母亲，可以全时间奉献在家里教育。第二，有十分配套的资源，由于人数众多，在家学习社区有很全备的教材和材料、录像等。第三，美国学时比较短，比如我儿子上学前班，中午12点半上学，下午2:30下课。女儿上二年级，8:30-2:45, 反正在学校里学的内容也有限，搬回家里效果说不定更好。我有个朋友Dan的孙女，就是在家里教育出来的，二年纪的年龄，就在学习初中的课程了。如果家长足够厉害，在家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好的。

第四，社会活动的多元化。中国学生的社会活动空间多半只是家庭和学校，如果切断和学校的练习，那么孩子在社会交往上发展会严重受阻。美国的儿童还有教会、公共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之类场所可供使用。

最为重要的一点，我看是考试，因为大学入学，统考是用SAT考试。这种SAT考试，属能力测试（aptitude test), 未必和某种教育方法和教材直接有关，所以说到底，怎么教怎么学，理应是个人自由，条条大路通罗马。

数字时代的阅读

2009-04-16T11:30:00.000-07:00

这是一篇旧文，看浔阳讨论书本的黄昏的话题之后，重新在思考这从前的结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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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难道并没有给我们读者带来什么影响？显然不是。那么究竟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候机情缘》（The Terminal）中，肯尼迪国际机场的主管在评论自己监管国际游客入境经验时说：“我只关注三样东西，人，证件，和故事（People, documents, and stories）。通常是你搞懂其中一样，其它两样也迎刃而解。”其实数字时代对人们阅读的改变，也可以用从这三方面来看，也就是人、文件和故事。

所谓人，也就是读者。读者的改变，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读者群的细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以前出版商只要抓个大概，比如他出一本书，可以是面向IT界，可是在今天，传播的便捷打破了传统分类之间的壁垒，过去粗略的定位几乎是毫无帮助。这一群体的本身也在分化，成为比较清晰的分类，只是还没有多少人去总结这样的分类到底是什么。连Best Buy这样的家电超市，都已经有了诸如“郊区有家庭的细分客户群”这样细致的划分。一些网站索性就开始了个性化频道的自我定制。数字时代的内容的供应商，可能要对读者群的发展演变更加敏感，才有可能更好地满足、引导其需要。另外，读者的阅读呈现多元化特征，比如人们既看纸质读物，也看电子读物，或者是通过电子读物产生兴趣，然后寻找纸质读物深入了解，反之亦然。从前阅读时，你若是不对特定的作者感兴趣，你不会去找来阅读。现在的阅读，有时候不是这种“拉”（Pull）式阅读，而是内容被“推”（Push）到你面前来，叫你无法回避。比如新浪所做的“名人博客”，就在你阅读新闻的过程中，把一些平常你或许永远不会注意的作者（不管是传统的名家，还是新锐的写手），推到你的视野当中。读者这种阅读习惯的变化，也意味着内容的供应方（作者、出版商、媒体等）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至少在理论上，大家都有了同等机会去竞争读者的眼球。如果说这场数字革命中作者没死，纸张也没有死，中国作协可是危在旦夕，大去之期不远矣。

《候机情缘》中说的文件，转化到数字时代的阅读，对应的是阅读的媒介和方法。媒介显然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并不是“纯粹载体”（mere vehicle）一说这么简单。在一段时期，我们以为多媒体具有先天的优越性。美国传来的加速学习(Accelerated Learning)说，更是让我们认识到有声有色，图文并茂的东西，几乎必定是要超过纯粹的文本。我相信读到本文的几乎一半读者可能都在不同场合遇到过“一幅图片等于一千个文字”（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的说法。没错。但反之亦然。近日在关注李安《断背山》，偶尔读到编剧的一句话，说安妮#普鲁的文字极为精炼，有时候她原作中的一句话，电影要拍十几场才能表现出来。图片甚至是动画，会使文字变得平淡，而不是更为丰富。读图时代既是读者的祝福，也是我们的诅咒。总体上说，特定的内容适合特定的表现媒体。阅读的体验，应该是内容(message)、媒体(media)、方法(method)三者的有机组合。如前文所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辽阔的平原地带，显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可是到了丘陵地带的坡地，则毫无用处。

如果阅读过程中需要迅速查找、检索、对照，需要更强的互动性，需要调用更多媒体，则新媒体具有纸质传媒无法比拟的优势。我经常看到查经班上有人在使用掌上电脑在翻看《圣经》，原因很简单，《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以某本书第几章第几节来精确定位的，使用电子阅读工具，定位非常方便，而翻阅一本厚厚的《圣经》，找到讲师所说的具体章节，则费时更多，找不到也颇为尴尬。这种时候，数字媒体更人带来的便利妙不可言。同样，阅读一篇英文材料，如果其中有很多不认识的生词，如果是在电脑上阅读，阅读时打开“金山词霸”，鼠标点到，词语的意思立刻显现，这样我们就会避开丢下书去查字典的时间，使得阅读过程不被打断，这也是美妙的体验。

博客的普及也是个典型的例子，有些博客的内容，因其互动性强，外部链接多，或是风格过于个性化，根本不适合平面媒体。

阅读方法的改变有好的一面，比如内容的数字化，加速了内容的传播，使得我们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迅速接触到最新的内容。技术手段的进步，已经使得这一点越来越容易。Adobe PDF、Flashpaper等工具的使用，使得任何传统纸质文件，都可以简单转化成可以在任何电脑上阅读的数字格式。因此，数字化阅读的可能性几乎是绝对肯定的。它给我们增添了一个新的选择。而在此选择中的决策过程，通常受制于内容和读者的需要。

可是无论如何，数字媒体带给我们的烦恼也数不胜数。最大的一个弊病，就如同前文所述，就是早成了注意力的过于分散。数字化阅读带给我们便捷，比如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从学校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里找到我们所要的文章，可是在电脑上阅读此文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被同时展开的其它数字化活动分散注意力。除非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难免都要在阅读过程中被打扰。看书有时候如同看电影，你可以去电影院，享受一次不被打断的观赏体验。你也可以借碟回家来看，可以暂停、快进、倒退，可以边看碟边吃饭，但是这是个完全不同的体验。或者你等一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忍受它的广告。电影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人们还乐于坐在电影院里，什么都不做，就专门看电影。

第二个弊病，是从电子媒体上阅读，并不是我们一种健康的阅读。抛开成本不论，若是文字超过一个屏幕的篇幅，我们就有打印下来看的冲动，因为长时间面对电脑阅读，眼睛会感受到压力和不适。

第三个弊病，是电子阅读工具的不稳定性。比如在线阅读（尤其是有声资料）受制于带宽、网站访问人数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使得调阅的便捷，被工具本身不稳定所带来的不便所抵消。

第四个弊病，就是多种媒体的应用，可能会给一些残疾人士带来挑战，比如有听觉障碍者。美国的残疾人协会（American Disability Association0规定，任何视听材料，必须同时提供文字版本。

其它的弊病还有很多，如版权的保护问题，内容的更新问题，等等，因篇幅限制，不一一详述，希望有兴趣的人士进一步研究。

为了内容的数字化呈现，人们在持续不断地更新数字化工具，HTML笨重，而且在不同电脑上显示可能不同，比如中文就无法在一些电脑上显示。将纯粹文字转成图片解决了这一问题，却又造成占用空间大，下载缓慢的问题。换成PDF文件，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有些电脑在打开PDF 文件时，会被Internet Explorer拦截，需要更改设置，才可正常打开或下载。后来又出现了和PDF类似、能够保存所有格式，而且可以直接打开的Macromedia Flashpaper产品，能够将任何文本文件转换成大部分电脑可以直接打开的Flash文件。不知道下一步改变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工具还在不断改进，其本身最终不会成为进入阅读的门槛。

可是工具有没有改变着工具对象呢？“当你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你会把整个世界都当成钉子。”类似的情形在数字化阅读时代也屡见不鲜，虽然不一定会到“把世界当成钉子”的极端地步。《侯机情缘》里所说的“故事”，对应着数字化时代给阅读带来的第三大改变，那就是内容的改变。这可能是传统阅读面临的最大冲击。

数字时代的到来，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创作的可能，所谓“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就是明证。有评论界人士指出，网络文学言传统文学之不能言，而且在网络上作者和读者有所互动，作者灵感的获得似乎也与过去有所不同。但是智识学术网的周泽雄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互联网对文学最大的打击，不是在传统文学外另立一座名唤‘网络文学’的山头，而是有可能大幅度削减传统文学的读者队伍，正如电影的出现没有改变话剧的本质，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剧院的上座率。”（周泽雄，《质疑网络文学》，智识学术网，2005年11月13日）因此，他认为网络文学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其特征毕竟没有鲜明到自成一体的地步。

问题是它们虽然算不得革命性突破，却具有一些传统数字媒体所没有承载的特征。太阳底下无新事，所谓创新，很多情况下只是拿旧的元素，用新的方式进行组合（Rogers, E.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5^th Edition, NY: The Free Press, 2003）。

同样的争议也在“短信文学”上展开。《天涯》杂志曾和天涯社区合作，开展过“短信文学大赛”。评论界对此意见不一。2004年7月10日《都市报》上，评论家张柠提出，所谓短信文学不过是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实质毫无意义。一些网友甚至认为这是无厘头。因为人们印象中的所谓短信文学，不过是一些黄色段子、恶劣搞笑为主的粗俗之作，谈不上文学。但《天涯》主编李少君则称，“为什么人们会认为短信文学不严肃，其实就是和当年说网络文学不行是一样的。后来不也出了很多好作品吗？”

美国的争论几乎和国内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这样的争议在教育界更为热烈。国际阅读协会主席之位的MaryEllen Vogt表示，学生现在虽然阅读学校书籍的时间少了，可是他们“在发短信。他们在上网冲浪。他们在写博客。这些都是课外的文学行为…我不觉得[在数字时代]天要塌了。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用和过去不同的眼光看待文学问题。”（Hardy, L. Forgetting to read, or just relocating it? In American School Board Journal, February, 2005）

而加州阅读与文学项目主任Carol Jago则提出相反意见，学生现在通过数字手段阅读的材料，价值远不及学校的书籍。

这种学生通过网络阅读的电子作品，或者其衍生品，被美国的学校称为“年轻人文学”（Youth lit）。它们和经典作品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它们非常受欢迎。因其受欢迎，人们普遍将其归结为流行文化而非文学。可是如果我们跳出自己的时代来看，今日的流行何尝不能成为未来的经典？如今我们视为经典的小说，在18世纪的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ge）看来，不过是“无助心智培育的东西，让大脑徒增恶俗与矫情。”落第的蒲松龄在路边设聊斋聊成了《聊斋志异》，倘若数字时代的人们从聊天室聊出一个蒲松龄来，未必就是天方夜谭。

技术是个武器。可是这是个有后座力的武器。甚至是个会走火误伤的武器。作为人类文明标志之一的阅读，如果被数字化手段所误伤，那很有可能是操作者的操作失误所致。可是如果使用得当，数字时代让人们以新的方式走近阅读，岂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

作家的正式职业

2009-04-15T15:31:00.000-07:00

一部作品变成了铅字，我们说是“发表”了，“出版”了。但是美国人一般都说：我卖掉了一篇小说，我这部戏剧找到买家了（”I’ve sold a story.” “I’ve found a buyer for my play.”) 。

有朋友问创作系毕业的一个人：I know you’ve been writing. Have you sold anything? （我知道你在写作，卖出去什么没有？)

回答是：Sure, so far I have sold my TV set and my sofa. (当然当然，家里电视和沙发都卖了。)

比卖沙发更惨的是卖身。影片《日落大道》里的作家，最后落在了一过气女明星家里。当然，作家当中，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得设法把自己的小说或其它作品卖掉。美国很少有作家被一个单位供养起来，都是写了东西，然后找出版社或者经纪人去找“买家”的。

一个普通作家，靠写作是很难养活自己的，所以很多都有“正式工作”。华盛顿·欧文是律师；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毛姆是医生。马克·吐温和麦尔维尔当过水手。杰克·伦敦淘过金。马修·阿诺德是学校督察。乔叟是外交家。威廉·福克纳成名以前，什么杂工都做过。他曾经在一发电厂当门卫，值夜班，趁值夜班的机会，他写下了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我弥留之际》。他还曾在邮电局上班，可是十分不称职，总是把顾客的杂志自己拿来看，不及时邮寄，最后他的邮件堆积成山，客户纷纷投诉，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大作家福克纳被邮局炒了鱿鱼。

作家的“正式工作”，英文叫day jobs（白天的工作）。和他们相比，中国作协的专职作家十分幸福。美国作家一般都必须谋生，而后才能写作。写得名堂大了，才可以申请“住校作家”（writer-in-residence）之类专门写作的东西，但是这个机会极少，只有很少部分成功作家能享有。一般作家，即便写了七八本书，很可能还有一点微薄的稿费，大部分收入为畅销作家所得，其收入是几十几百倍差距。“挨饿的艺术家”（Starving artist）是脸谱化，但也是现实。

我问过一位作家她为什么这么少收入还写，她说：“文学是一奢侈，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支撑她的是这样一种精神，当然，她的“正式工作”是大学教育系教授，所以才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作家告诉了我他的谋生之道，他说他写的是青少年题材作品，针对学生读者，所以会应邀去图书馆、学校办一些阅读活动，这会带来一些酬金，另外现场签售，也可以赚些钱，但是永远不是人们想象地那么赚钱。有个网站，叫“双职作家”的集体博客，上面介绍了很多有着“正式工作”的作家。博客上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有个作者，出版第一本小说后不久，学校寄给她一份帐单，上面是她三个孩子午餐费用。在美国，公立学校里面，低收入家庭孩子午餐免费供应。作者丈夫问学校，怎么突然要收费了？学校告诉他说：“你老婆不是出书了吗？”

现在，中国作家洪峰去农村养猪去了，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甚至是好事。他有了一正式工作，白天出一身臭汗，就跟村上春树跑步似的，身体给大脑加油，说不定晚上的写作更好。就是写不好，好歹还出了一圈活猪。圈养作家的“作协”模式现在常被人诟病。这个模式能保证作家的时间和待遇，但会造成一些作家脱离实际，以至于要去“体验生活”。

我想以后的作家，像洪峰这样从作协自我“放生”的会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很多作家已经不在体制之内。海岩是商人，马原是老师。当然，王小波为摆脱了上班在时间和思想上的羁绊，当上了撰稿人，余华也是，但这样的情况终归稀少。多半作者还得谋份生计，除非像托尔斯泰那样衔玉而生。这种职业多元化的局面以后只会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作协“庙堂”的成员会走出去，另一方面“江湖”上的作者会登堂入室，进入作家队伍。另外，出版业现在已经开始允许外资进入，出版也会越来越容易，不再是阳春白雪。总有一天，我们的作家也会说“经纪人把我的小说卖出去了。” 除了洪峰这样先出书后养猪的情况之外，会有一些人先养猪后出书的，还会有一边出书一边养猪的，还有我这样，一边译书一边筹划着养猪的，总之，出版模式会越来越多元。

但是在这个满台演员没有观众的年代，指望靠出书赚大钱娶颜如玉住黄金屋的情形还是很少的，一般也只会出现在好莱坞的电影里。电影《蒂凡尼的早晨》（又译《珠光宝气》）里，落魄作家无奈之下，被一富姐供养，以至于他终于卖掉一篇小说时，他扬眉吐气，高兴得支票在口袋里揣了几天没去兑。电影里有美女破窗而入的情形，但在现实中简直不可能。最近我看了电影《画皮》之后，更觉丧气。根据蒲松龄原著，王生是一书生。古代狐仙和貌美的女鬼，都喜欢光顾落魄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年少发愤读书时的一个励志办法。但新版电影《画皮》里，书生变成了帅哥武将。这是什么意思？做个书生，鬼都不会上门了？但八十年代已经远去，人们不再认为作个书生很酷。狐仙和女鬼，想必都在缠大款们吧。

备注：此文尚未卖出，促销期间，我友汪汪，愿搭上自己，买一送一，有意者请与我联系：berlinf@yahoo.com

百万英专

2009-04-14T12:51:00.001-07:00

朱老师回国，昨晚请他来我家吃饭，今晨送他去机场，其间说到了英语学习的很多问题。朱老师现在是英文系博导，可是当年，他说他小学毕业英文只考了28分。究竟是什么原因，他能成为英文系博导，哈佛、耶鲁等名校访问学者呢？这个过程先按下不表，可别毁掉一本《从28分到名校博导》的畅销书。当然，这书是不会有的，他说经验是个人化的，不容易移植，故而推广价值不大。与朱老师的谈话让我想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到底有多少人在专门学英语？朱老师说，根据一位从事全国专业英语四级考试研究的教授透露，每年报名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学生人数25万左右，连续几年如此，换言之，目前全国英语专业全部在校生人数在 100万左右（未报名考试的和其它专业报名的应该可以两抵）。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不由让人联想到大白菜。

以前我曾经声称必须强化英语学习，我是从个人发展上思考这个问题的，没有考虑到社会整体供求，朱老师给出的一个数据让我重新反思。如果有这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嗷嗷待“业”，有什么必要去弄任何形式的“全民英语” 呢？要知道，100万还只是英语专业的在校生人数，其它学英语的人不计其数。当然这是一门“世界语”，会的越多越好，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

由此联想到的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想学的都能学好？由于利益的原因，一些商人、培训机构、出版机构造成了这么一个假象，好像人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学好英语。但是有些人根本不是这块料，他其它方面可能很聪明，但英语就是不好，怎么教都没用，纯粹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和学习者的金钱。当然，花上一万年，或许可以学会，问题是人一生才几十年？就不能找自己更擅长的事情去做呢？

加德纳的多重智能一说里，将人的智力分成多种，有的人语言能力很差，但是照样可以在其它某个方面很强（比如数学、音乐）。加德纳的学说已经传播多时，道理也很明白，但是到了中国人社区里，加德纳分出八种智能更坏事，因为这下家长更忙了，要八种智能都要补了。台湾就有一牛奶商，在其牛奶商印出能强化补充人八种智能的说明来。加德纳的本意是要人扬长避短，但是很多家长和学生将其理解成了“一个都不能少”。

第三个问题，是大家到底是怎样在学？过去有个时期，国内English Department有过译名为“英语系”和“英文系”之争。包括北大、南大在内，很多学校称之为“英文系”，强调文学与人文，但是也有很多学校叫“英语系”，别看只是一字之差，其重点大不一样。前者强调文学和人文素养，后者纯粹将英语当成工具，作为工具的英语教学，希望培养读听说写译全面发展，五项全能的学生，对于一般性人才，这是可以理解的，就怕这平均发展，使得本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人，在面面俱到的要求下，陷入大杂烩一般的平庸。

致命的英语

2009-04-13T12:43:00.000-07:00

语言是世界的边界，它跑多远，你的世界就有多大。因此，到目前为止，和语言话题沾边的电影，我发觉都还挺好看的，如Lost in Translation, Spanglish之类。下午看的这部《英语补习班》（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也一样很有意思，不过这倒和语言直接关系不大。ESL是指“作为第二外语的英语”。由于非英语移民的增多，美国很多社区机构，如教会、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给人免费提供英语培训。不学好英语，在美国很难，英语是移民进步的阶梯。片子中的男主人公，一个墨西哥小伙，到美国讨生活，英语不会，只好“什么都做 ”。

“什么都做”，结果就做了脱衣舞男。他说这是生活所迫，男人要养家。但是另外一个年长的墨西哥人，就不认为这是生活所迫，而觉得这是一种取舍。人终究不是动物，只受本能（包括生存本能）的驱使，再说生活并不是每天都要把人推到角落，让人成为困兽。我们所受的考验，没有多少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可是人们常常以近乎生物学的原因，去阐释自己的在良心上的选择，从而会摆出诸如 “生活所迫”之类借口，堂皇地选择内心本不愿意做的事，就怕这种借口用多了，到最后自己都相信。这电影让我想到了很多人，但我还是沉默吧。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片中女主人公是第二代移民，父母亲辛劳一生，给女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让她有机会去读法学院。眼看大好宏图就要在眼前展开，这个第二代移民，发现一辈子都在做父母要自己做的事，父母要自己成为的人，以至于最终找不到北，要去寻找自我。同样的故事我在美国的中国人社区也常听说。有个家长说他的孩子，从小喜欢文学，但是家长总觉得在美国这地方，中国人应该读一些实用专业，于是逼他学工程。小伙子学得痛苦不堪，业余还在学文学，工程学到要退学的地步，家长无奈，说那你这么喜欢文字，我们又希望你学点实用的东西，那么不如折衷一下，去学文字要求比较高的法律吧。小伙子再次被逼，去学法律，听说现在很痛苦，还想文学。家长也难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儿女光阴。

片子中的墨西哥二代移民，寻找自我的方式有点特殊。她一开始是去逛各样夜店，和陌生人乱搞，结果怀了孩子，又打掉。由于一次交通事故，认识了这个墨西哥小伙，这个来美国讨生活的年轻人，一个已经开始遥远的同胞，以及他的ESL同学，让她发现了教学的乐趣，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她放弃了读法学院的机会，去当ESL老师了。母亲气得几乎要吐血，但是她爸很开明，支持女儿。结果母女也和解了。这中间的一段争执，值得所有海外中国家长思考，那位妈妈说女儿脑子有问题，是因为“都中了北美这些教育方式的毒”，比如什么寻找自我啊，都是北美的荒唐概念。“你对家庭也有责任，你得做我们希望你做的事情。”结果当然不行，女大不由娘，眼睁睁看着女儿走进她给自己所作的选择当中。但是这又能怪谁呢？是你当初把她带进这种环境的，那么怎么办，愿赌服输吧。

片子最后，那位墨西哥小伙也醒悟过来，放弃了荒唐的职业，回墨西哥了，走之前，ESL的同学一起给这墨西哥小伙凑钱，并让他记住这个“ESL 家庭”。和其它不少拉美裔移民的电影一样，这片子总体上感觉是在丑化美国人，把他们描述成凶残、贪婪、唯利是图、没有人情味的一群人，而墨西哥人自己重感情，重家庭，重信仰等等。但是在美国的墨西哥人 “什么都不容易”，他们成群地在一街角，用蹩脚的英语，向路人找活做，I work, cheap, cheap. 与残酷的世界相比，片子里描述的ESL 补习班就很温馨，像港湾，像家庭。去学习的人就好像一个大家庭，而且补习班是社区服务性质（女主人公就是因为交通肇事被罚社区服务去教英语的），根本不管来学习的人是不是偷渡的非法移民，和几年前一个和移民局对峙的教会一样，这家学习机构成了一个“避难所”。

当然，世界没有这么浪漫。这种电影人制造的浪漫，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淤积矛盾，何况五湖四海一起来学英语的人。这中间的矛盾甚至会很尖刻，等它爆发时，后果可能是完全没有理性的。影片中的墨西哥人最后暴打了一顿美国的无良老板（当然被更加迅猛地打了回去），但现实当中，在纽约宾汉顿，一越南人持枪在移民局杀死了13人，受害者包括他上英语课的同班同学。据说此人大开杀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英语不好，常被人取笑。

《英语补习班》（ESL）获过很多大奖，可惜终归是一场电影。

选择

2009-04-10T15:14:00.000-07:00

费思的学校选上她上一个班，叫Enrichment Class, 我以前以为是强化班，但后来发觉里面的作业五花八门，从数学题到手工，好像都有，比如曾经做过一些我发在这里的思考题，各种各样的puzzle, 还有小小的“研究”项目，还有手工制作，如编了一只篮子，还用毛线给我打了个茶杯垫子。

最近我看到她们在做一个这样的练习，说爸爸妈妈要买车，让学生去帮着选，然后告诉老师是怎么选的？首先，用什么标准，第二，如何根据标准，对不同车辆打分。这堂课后的作业，是选餐馆，比如制定标准：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等。然后自己打分，比如中餐馆价格、环境、服务、音乐，Apple Bees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等等。

我自己是典型的标准化教育出来的，所以最擅长的练习是选ABCD, 以至于后来不管是找餐馆还是找工作，在如何选择的方法上，反应都很慢，关键还是缺少一个便于使用的程序、方法。比如：

“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

“随便。”

美国基础教育的一大长项，是有很多这种“目标模糊”的作业。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题目出得太清楚，老师讲得也太细，反而束缚了儿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根据我阅读的很多文献，建构式学习的一大特色，是任务真实（比如是选餐馆，而非池子里一边放水一边装水），问题模糊（poorly defined problem), 而老师和家长的角色不是去带着他们一步步走，而是充当脚手架和资源（resource, scaffolding).不需要的是时候，不要插手，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因为长大以后，进入工作岗位，是没有多少问题，领导会给你明确的，一步一步说明的。不但过程你得自己去摸索，甚至目标你也得自己去订，成功的标准（rubrics)，也是你自己定出来的。

从小就这么训练出来的美国学生，虽然我们经常说他们在某些方面基本功不扎实，无知，但很少听说有几个高分低能、“不适应社会”情形的。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2009-04-08T10:18:00.000-07:00

谁不喜欢《音乐之声》里的这首歌《我喜欢的东西》呢。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想想这些快乐的事情，也会豁然开朗。于是我南施效颦，拉拉杂杂列举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或做过的事情：

小时候，和同学放火烧田埂野草
和哥哥姐姐围在桌子边吃花生、喝茶、聊天
暑假和侄儿一起，去山梁散步
双抢间歇，坐在榆树下乘凉
带着本《小说月报》去放牛，看到《我那遥远的清平湾》
坐在树枝上听说书人在村里说书
翻山越岭去看露天电影
看满山杜鹃，偶尔在山里发现一棵兰花
想着家乡菜园、水库、绿色的麦地、金黄的油菜田、紫色的苜蓿地
上高中那年月夜，和同学到龙眠水库玩耍，对着明月感慨人生、前途、爱情、人类命运、外星人的存在与否等等
下课后，看到汪汪闭着眼睛坐在后山练气功
和平安在芜湖江边散步，发现一水仙，拿回去养，发现原来是大蒜
在韶光郊外一家农家餐馆吃青菜、辣椒和土鸡
有年寒夜，和腐败分子在小去隔壁小饭馆就着红辣椒吃蛋炒饭
和腐败分子去小梅沙钓鱼，被海胆扎着，被她挑刺（从此以后，长期被挑刺）
在千岛湖野营，清晨起来听大家讲夜间出现的狼
看Adirondak山间红叶
和同学在浦东桂花树中散步
回国的时候，听我妈讲过去的故事
傍晚和孩子一起在院子里扫落叶
清晨透过竹林和窗户洒到墙壁上的阳光
看卫生间天窗上摇曳的竹影
听风在树林和竹林里吹动的声音
看种下的菜籽发芽
雾天在田野行走
送费思上学，看到清晨布满露水的大片草地
看俄克拉荷马冰雪暴后如水晶的枯干的树枝
看俄克拉荷马风暴前夕的云
沿着任何一条河流散步
在Hefner Lake划独木舟
吃拉面，阳春面，牛肉面，双菇面，白菜肉水饺，韭菜水饺，荠菜水饺，蒿子粑，山粉丸子，蕨菜炒肉，或者西弗吉尼亚于太太做的霉菜扣肉
观赏鸟类，鱼类，人类

人生大悲几回，大喜几回，一辈子就完了，中间的缝隙填满的，都是些琐屑的快乐和悲伤。

网络简史

2009-04-06T21:28:00.000-07:00

很多年后，地球上的人都死了，几个鬼魂时间非常充裕，一直在回忆，回忆了几百年后，终于回忆到了21世纪。这是他们在冥国论坛上，讨论自己当年最喜欢的网站：

毛：我写东西，都是一本一本的，比较喜欢“亦凡书库”，他们都给扫描了放上面，就那么放那儿给人瞻仰，只可以看，不可以评论，就好比我的遗像一样。这些人都说这叫Web 1.0.

邓：我写东西，一篇一篇的，大家给放博客上，说这叫Web 2.0. 比如那篇南巡讲话，博客上就不错。只是骂了一些当时显得有些保守的人，里面有些敏感词，网管给改了不少。大家留言就很多，年广久就最积极，“社愤”和“资愤”两派还吵个不停。我将头像换成了两只猫，一只白的，一只黑的，第二天我鼠标丢了。

江：我写东西，一句一句的，我那时候最喜欢饭否，都说这叫Web 3.0了，就那么几句话，都不打草稿，直接就往服务器里写了。In the clouds...

毛：对对，诗词我就用“饭否”，比如有一年小金放了卫星，不知道上天了还是掉海里了，我就写了这么一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很多人转的。

江：后来比饭否更短的微博客出来了，叫“纳米博客”，只许写四个字。我的第一篇是“三个代表”，正好四个字。小胡的第一篇叫“八荣八耻”。

邓：都四个字，虽然没说要用成语，可是大家还是觉得有压力，要背成语，觉得很烦，很耽误时间，于是大家都跟我老邓学，个子越来越小啰，都改成了一个字，如：顶！赞！雷！呸！

毛：大家还记得吧，再后来呢？

邓：越来越短，后来作兴把几个字变曾了一个字，比如这个草字头，下面一个尼一个马的字，谁也不知道怎么读.

毛：再后来呢？

邓：字都不写了，全玩视频了。

正话反说

2009-04-06T11:40:00.000-07:00

孩子来纠正我的英语了。我知道这样的一天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而已。

有一天，我给费思说：You are a young lady, so…她回答说：“Why are you calling me a ‘young lady’? I am not in trouble.”接着她跟我讲，一般情况下，小孩子在家犯错误，家长给叫过来训斥，才说：Young lady, mind what you say!之类。当然也不能说我的说法错误。但是费思给我说出了一个新的情况，一个新的语境问题，这细微差别，她不说我还没有想起来。

前几天总统耳朵又痛又痒，他边抓边哭，说：My ears itch! Ouch. Ouch. This is not my favorite thing in the world. (我耳朵痒。啊呀，啊呀。这不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其实他要说：I hate this. 说成“This is not my favorite thing”是一修辞手法，叫understatement，这是我上大学后才学会的，后发觉是英语文化中幽默的一大来源之一，尤其用在自嘲当中，例如一个人自嘲说他的厨艺很糟，他可以说：I am not the best cook in the world.有回我跟一老师去拍录像，他演我拍，都是教学录像，没那么专业，我记得他自嘲说：We are not exactly from Hollywood.

晚饭说到了这个修辞手法，让腐败分子造句，她说：我们家房子不是小区最大的。

我在想，确实不是最大的，这有什么问题吗？很多人都说，夫妇之间不要试图教对方任何东西，因为潜在问题太多。像鲁迅许广平这样师生转化为夫妇的例子多得是，但是反过来就行不通。

但作为造句来说，她应该再往大里一说就好了，比如：我们这房子毕竟不是全世界最大的。这就好比“白发三千丈”这句诗，你说 “白发三丈长”，就不对劲，让人想起妖怪了。夸张就要夸得到位，不然就是汪汪俯卧撑 —— 两头不着地。

本想说说understatement, 结果说成了夸张。显然，这也不是本世纪最好的作文。

扯淡

2009-04-02T11:42:00.001-07:00

俄克拉荷马天气之怪，世间少有。二月底小阳春，我家玉兰花十分兴奋，一夜之间全开了。然而次日大寒，美丽的玉兰刚“兰花一现”，便全部冻死。在刚刚过去的三月，我们经历了冰雹、暴雨、龙卷风、降雪、雨夹雪、雪夹雨，阴转多云，多云转晴，晴转雪，雪转龙卷风，龙卷风转暴雨，暴雨转晴，晴转冰雹…这折腾的。

终于到了四月。Whan that Aprile with his shoures soote/The droughte of March hath perced to the roote/And bathed every veyne en swich licour/Of which vertu engendred is the flour.

我该种植了。但是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君子欲种菜，必先施以肥。有经验的老俄克拉荷马华人告诉我说Lowes卖种菜用的牛粪。我于是带着总统驱车前往。总统问我买什么。

我说买cow poop.

总统说：That’s weird. Why do you want to buy that?

我说种菜种花啊。不过“牛粪”我翻译成了给小孩子听的“cow poop”。我想另外一个说法是 bull shit, 因为根据生物常识，公牛也上厕所。

而Bullshit是扯淡。

到了Lowes，我不能说poop了，因为这是儿童用语，就好比“巴巴”。我这人死都不怕，就怕人装嫩，更不要说自己装。

销售人员问我：How can I help you?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Bull shit.”

“Excuse me?”

“Bull shit.”

“Have I done anything to make you mad, sir?”

“No, I just want to buy bull shit.”

“Is this some kind of April Fool Day joke?”

“No, I just want to BUY bull shit.”

“You mean Bullshit the book?”因为有本书就叫Bull Shit, 中文版南方朔翻译，译名《论扯淡》。

“No, I mean bull shit the shit.”

这时候我儿子插话说：爸爸，他问你买什么，你怎么老说“是”（shit)还“不是”(bull shit)呢？

我哭笑不得。

我和销售员互翻白眼后，我自己去找。果然找到，发现正式英文为四袋40磅的牛粪。袋子上的正式说法是cow manure.牛粪很便宜，1.34元一袋。

临走我又买了一棵玫瑰花，玫瑰花不过是一开岔的根，居然要4块5，抵得上一百六十磅的牛粪。怪不得一提不值钱的东西，例如35以上的中年男子，人们都说“如粪土”。

别看儿子还小，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他清楚得很，让我把牛粪袋子用车后面的什么东西盖起来，“Because it is kind of embarrassing.”他又叫我把玫瑰放外面。

回到家里，费思问我买了什么，我说：cow manure。可是我发音不大标准， manure 说成了manual. Manual是手册的意思。

费思也很纳闷：我们牛都没有，你买养牛手册干吗？（We don’t even have a cow, what do you need a manual for?)

腐败分子：“你爸或许要改行当兽医呢。”

经济危机中的赢家

2009-03-31T13:59:00.001-07:00

《美国新闻和国际报道》中登出了经济萧条中的十大赢家:

1. 蔬菜种植类公司（Home gardening）
由于钱包瘪了，很多人在家里种菜，因此，种籽、化肥销售上升。自2008年来，种籽公司Burpee的销售收入增加了两成，与此同时，花种籽的销售下降了19%。土地有限，种菜就不能种花了。

2. 碟片出租公司（Hollywood)
网上租片公司netflix在这期间的收入不降反升，很简单，大家出去旅游少了，又不想去电影院，那么在家看碟啰。

3. 浪漫小说出版商（Bodice Rippers）
可能是逃避现实的需要。另外，销量大增的图书包括科幻、幻想、幽默类图书。

4. 安全套生产商（Condom Makers）
理由参见以上第二项。

5. 简历编辑者（Résumé Editing)
找工作的人多了。

6. 公立大学（Public Universities）
美国公立大学学费便宜，很多人上不起私立大学，于是公立大学渔翁得利。这年头要不就上最好的（哈佛），它们的费用很贵，但是财大气粗，会根据家庭收入给出各样减免或奖学金，要不就上公立大学，不上不下的私立大学日子很难过。

7. 巧克力厂家（Chocolate）：
据说美国有个指数，叫“lipstick index”（唇膏指数）, 人们在别的方面大幅度削减开支的时候，会觉得太苦了自己，有时候会买买巧克力，唇膏之类小东西犒劳一下自己。

8. 麦当劳（McDonald's）
最便宜的快餐。

9. 职业发展类网站（Career Development Websites）
理由同“简历编辑”，求职类图书的销量也大为上升。

10. 家用咖啡（At-Home Coffee Brews）
很简单，去不起星巴克了。

不知国内现在怎样，由于外向型经济的影响，我有很多亲戚所在的工厂、公司在裁人，或者轮休。有媒体报道这段时间远程教育也在发展，我很高兴我在做网络教育。但是所在私立大学生源大概要受影响，这是个坏消息。

与此同时，我小姐所在的婚纱和礼服公司生意火爆。我猜这是因为大家觉得插伙过日子更合算，于是结婚的人飙升。

村上跑步排毒

2009-03-31T13:57:00.002-07:00

去年十月，去公共图书馆看书，看到一本《大智若驴》，作者说他坐在草地上看毛驴吃草，这简直是一种心灵疗法。一月份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看到一本《散步是一门失传的艺术》，讲到如何通过散步来平衡自己的人生。三月份去公共图书馆看书，看到一本村上春树写的《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从坐，到走，再到跑，我很快推算出了五月份我会看到的新书，一定和飞行有关。

由于经常泡豆瓣，得知《当我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在国内是一本很红火的书。只不过有趣的是，关于译者和翻译的争论竟然不少于关于书本身的讨论。我看的是英文版，也是一个译本，译者为Philip Gabriel，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和林少华一样，以翻译村上春树著作著称。Gabriel博士的翻译看不出来是翻译，一点翻译的痕迹都不留。我不知道这相对于原文，在“信”上做到了怎样？但是这样的译文，本身读来也是一大享受。

比如前言第一段，有读过原文的朋友不妨对照一下：There’s a wise saying that goes like this: A real gentleman never discusses women he’s broken up with or how much tax he’s paid. Actually, this is a total lie. I just made it up. Sorry! But if there really were such a saying, I think that one more condition for being a gentleman would be keeping quiet about what you do to stay healthy. A gentleman shouldn’t go on and on about what he does to stay fit. At least that’s how I see it. As everybody knows, I’m no gentleman, so maybe I shouldn’t be worrying about this to begin with.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书，读起来很轻松。书中有时候充满哲理，有时候还有几分顽皮，有时候专谈跑步，有时候又扯点别的，如爵士碟片收藏啊。挺耐看的，这与你喜欢不喜欢跑步未必有关。村上引述了毛姆的一个说法：每一次剃须都是一门哲学。跑步这种看似机械的运动，其实也充满哲理，就如同你也可以将每天乘坐地铁上班变成一门哲学一样。任何一种庸常的生活，如果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就可以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庸常，你得学会如何去看，如何摇匀后服用，才会见效。否则，就是一场大戏摆在你面前，也不过是对牛弹琴，暴殄天物，神奇化为腐朽。要不就得把自己推向某种的极端，学会如何习惯性地脱离庸常，就如同村上那样。跑步既是庸常的（不需要任何器材，场地简单，也未必有无数人喝彩，只是一个人跑啊跑，一天又一天，外人根本看不到它的变化），又是一种极端（不断地让跑步者超越极限）。

梁文道将村上的跑步说成是“跑步修行”。这个修行不是“静修”，和传统东方文人喜幽好静的传统似乎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作家跑步，似乎是一组矛盾。照传统的思维定势，人的禀赋似乎是个“零和游戏”：“四肢发达，大脑简单”，要不就有林黛玉那样的才女，最终成一病美人。作家路遥写《平凡的世界》呕心沥血，“早晨从中午开始”，写着写着，就如同风中残烛，摇摇摆摆，最后油尽灯枯。

传统上说，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应该像我这样，住在一处有竹子的地方，家里摆一琴，屋后养几条鱼，然后“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我基本上已经拥有了这个环境，可是没有成为作家，命运将我打了几折，挥泪甩卖，让我成了网路上的写手，成了博客。现在，连博客都已经困难了，因为去年我发现我的大拇指关节出现了问题，是关节炎。昨日一觉醒来，发觉自己又有了颈椎的毛病。我去看关节炎的时候，医生一个劲问我有没有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散步啊，慢跑啊，骑车啊”什么的，“你别跟我们美国人一样懒啊。”

所以，看到村上春树的跑步疗法，很受刺激。回头一想，这个“四肢”和“大脑”的零和一说并不成立，据说姚明的智商也挺高的，有的人就那么得天独厚，我们其余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可是适量的平衡，我们是可以去做的。村上春树其实身体条件一般。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曾经跟大部分少年一样，面临过自信的问题，所以赤条条跑到镜子前，一条条看自己的不足之处，还写了个清单，可见他的先天条件，还不是最好的。可是后来为什么写作、跑步双丰收，成了一个文武双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作家呢？

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折腾。不过保健、长寿可能只是结果，而不是当初的目的。说跑步是为了保健，可能只是最低的层次，你跟村上春树或是其它跑步者说这个问题，就好比你跟《妞妞》的作者周国平说养孩子是为了防老一样。将人降低到这种纯粹的生存层面，是对他的侮辱，是对他人格的玷污。再说成天跑得这么半死，要说是为了延寿几天或是几个月的话，那是得小乐吃大苦，得不偿失。

这本书中介绍说，写作和长跑互为比喻，可以互相借鉴。比如写长篇小说和长跑，都需要专注，都需要忍耐，都需要心无杂念。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活动，其实是很相关的。在我看来，二者还都有一种自虐甚至强迫症的倾向。只不过人类社会并不反感这种绿色无公害运动，故而他们这种强迫症倾向就不显得那么变态罢了。

村上春树跑步，并不是因为跑步很爽。跑步很苦。跑一回两回好玩，天天跑，这玩意就是苦修。他曾经问过一专职长跑队员，说他是不是喜欢每天都期待着跑步? 那人盯着他看了好久，就这是个不该问的白痴问题一般，然后说他当然不喜欢、不期待着跑步。但是他必须逼着自己去跑。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极端的境界吧。好多事情相反相成，苦到尽头，有可能会有甜的泉水涌出。而不走向极端的，不冷不热的状态，未必值得我们去庆幸。“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圣经•启示录》3:16）对平常人来说，马拉松是一种很极限的运动。过了一定阶段，村上说他进入了一种境界。

最为重要的，跑步是一种排毒。这种排毒与其说是身体的，不如说是心灵的。当初村上春树卖掉爵士店，开始从事专职写作的时候，他面临一个选择。离开了一个日常经营的生意，没有了日常的作息，一头扎进写作，这就等于是一种自残的开始。别看作家“北京女病人”说可以通过写作来治病（通过倾诉治疗心里的疾病）。更多时候，我发觉写作和其它很多艺术活动会致病，而不是“治病”。这些活动可以让人发呆，发痴，发疯，发狂，割掉自己的耳朵，去山海关卧轨，或是拿斧头砍死妻子，等等。顺便说一句，各位读者，如果你们家有喜欢写博客的，要切记将菜刀等物用后收藏好，切记！

艺术和危险的双重关系，现在已经成了艺术研究的正式话题。有个加拿大朋友，现在在上海读书、创作。她是一个玻璃雕塑艺术家。她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艺术中的危险因素”这个话题。她说艺术家总是要把自己往edge 上推。edge 就是边缘、巅峰、极限，就是一种尖锐的生存状态。艺术家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玩火的方式，获得创作灵感。村上春树说：“我基本上承认，写小说这工作并不健康。我们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们通过写作来创造一个故事，不管喜欢与否，人性深处的某种毒素就开始浮出到表面。所有作家都要直面这种毒素，意识到当中的危险，并想办法对付它。”

他还举了个例子，说河豚这种鱼，肉最美的地方也恰恰最接近最毒的地方。艺术活动本质上说，
有“不健康、反社会”的成份。当然，有很多作家“以毒攻毒”，选择颓废，比如吸毒、玩同性恋什么的。或是像浮士德里说的那样，把灵魂卖给魔鬼，试图获取艺术上的唯美。但是村上春树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他知道为了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可以选择一个更为健康的“排毒”方式，那就是长跑。这有点另类，可是从他硕果累累的一生来看（还在继续着），这另类的方法还奏效了。

小说《大河恋》当中，儿子从外地读大学回来，父亲问他干什么，他说他去木材厂上班，父亲说，啊，是身体给大脑加油（body fuels the mind）吧？

从和菜头与河马说起

2009-03-31T13:57:00.001-07:00

看到一篇和菜头与人争论的文章和菜头：知名博客还是独裁教主，这回说的是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问题。和菜头的一篇关于《当我跑步的时候我谈些什么》书评中，对“林译”还是“施译”的争论很反感，所以干脆说翻译和编剧一样，谁在乎是谁的编剧，谁的翻译呢？这句话得罪了编剧babynana, 所以两人争吵。babynana说“几句批评都承受不住，暴露出骨子里的小家子气。也难怪35岁还一无所有，孤家寡人。”和菜头反唇相讥。其反击与母河马以及人类的潜能有关，详见原文争论。不久前我去这里的动物园，看到了几头河马，发觉这玩意长得很恐怖，皮很厚，如同盔甲一般，如七擒孟获时出现的怪兽一般。看过此争论后，下次去动物园，看到河马就想起和菜头了。
但这个编剧可能是天真了点。和菜头说什么不说什么，又有什么关系？把他封为“独裁教主”，这简直就是一种变相恭维。网络是一江湖里，你写得好，大家夸几句，不好，立刻走人。爱看不看，爱理不理，谁独裁谁呢？
关于翻译和编剧是否重要的话题，我想起了我们教育技术里的“纯粹工具”论（mere vehicle）一说来。这个学说有个著名比喻，说“当你吃用卡车运来的蔬菜时，你的营养来自蔬菜而非卡车。”这里说的是媒介。比如你教学，是用网络视频教，在课堂上教，用幻灯片教，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想起了皇岗口岸那些向香港运菜的大货车来。这些大货车川流不息，日复一日给港人运菜，我想香港特首不会去专门表彰这些司机。可是这些货车要是罢工不去运菜了，香港人立马就要歇菜。再者，要是货车蔬菜和沙子一起运，香港消费者一定要抗议了。换言之，一个人吃菜，可以不用为了蔬菜里的维他命ABCD去感谢卡车，却一定会因为蔬菜里的沙子咒骂卡车。
翻译的境遇就是这样，如果做得好，那么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你能让读者忘掉你的存在，你实现了隐身，你退到了幕后，那也是一种成功，我看村上春树的英译的时候就有这种感受。
但是关于翻译的评论，除了“老一辈翻译家”如傅雷之类的佳作之外，大部分都是批评。而那些批评的人，大多是吃菜时吃到沙子的那些，这时候人们就会想起司机的不好来了。翻译是二度创作，但是“创作”也要有个度，最好“大隐于译”，追求这种隐身(记得是孙仲旭老师说的），不要喧宾夺主。
这个问题初看不公平，却是无奈的现实。世上好多事情都是这样，有功劳的时候，没人会知道你。一出差错，那你就得面对千夫所指了。这就好比一个网站的经营，它用得顺的时候，谁会想到它后台的努力，一旦服务器当机，大家火都来了。汽油价格低的时候，没听有人说过它的好处。油价高的日子，人人都在骂。当你想到是人性的常态时，或许就不会感到不平了。
记得看过一部电影。总统竞选人为了改变选情，聘请好莱坞制片人帮他设计出一场危机来。好莱坞那制片人果然是高人，编造了一个危机出来，成功扭转了选情，但是他的一个抱怨我影响很深刻，也就是功劳（credit) 的问题：“制片人就跟水管工（修下水道，抽水马桶等）一样，做得好，没人知道你存在过。做得不好，那么大便会弄得到处都是（shit everywhere）.”他想的是一部电影好，人们都说导演好，演员好，没几个制片人流芳百世的。他就不信这个邪，非要计较他人对自己功劳、才华的认可。但是他忘了在总统竞选人的计划里头，他那充满创意的天才制作，也不过是“纯粹工具”，一旦他开始来争夺功劳的时候，结局就是被人灭口了。这是一部给我影响很深的片子，但是我不但不知道编剧是谁，我甚至不知道导演是谁。才几个月，连片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演技甚好的演员Robert De Niro和Dustin Hoffman.
幕后人员的生存智慧之一，或许该像那位Robert De Niro扮演的总统特别助理那样，自己不声不响，让他人在台前蹦跳。镁光灯下的，未必都是主角。到底是别人利用你这编剧在圆梦，还是你借他人在圆梦，还两说呢。

偏见

2009-03-25T14:43:00.000-07:00

小丁博客上有一篇叫《偏见》的文章，说最近的一次招聘中，她们淘汰了一位离异的应聘者。小丁经常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写应聘的问题，不管她的说法做法你同意不同意，她写得很直接，我想求职者看了，会从应聘桌子的另一端反省自己，我想一定会有帮助。一个人去应聘的时候，他肯定绞尽脑汁在想怎么推销自己，我受过什么教育，我有什么经历，我有什么特长…有时候这么想着想着，就陷在自我的井里出不来，所以最好你得看看对方都关注些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美国找工作，招聘单位一般都要宣称自己是EEO(平等应聘机会)单位，不可以因为年龄、婚姻、种族等个人原因，排斥应聘者，否则应聘者可以控告，把招聘单位告得很惨。像中国好多单位那样，要求应聘者必须在35岁以下，歧视我们这些大龄男的，那可是犯法的行为。我问过我们学校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问她在工作当中，遇到中国学生简历中都有哪些问题。她说最明显的一点，是很多中国人写自己的个人情况，如年龄、婚姻状况等，有的人甚至还附照片，希望给对方一个直观的印象，但是她说这些都是多余的。

但是如今职场很多是“买方市场”，即便因为这些外在原因导致用人单位的偏见，也不会有人说“因为你年龄大了，我们不需要你”。他们可能会找一些别的原因，比如工作经历，合理合法地将一个人拒绝。所以例如小丁所说的“潜条件”，也不得不考虑。聘用者也是人，他总归有自己的个人偏好，世界上没有一场完全“客观”的招聘。而各式各样反歧视的条款，只不过是要压抑这样的倾向而已。

我听说一些中国学生去找工作，结婚的男性还跑去买个戒指戴手上，因为这让对方知道家庭观念重。在美国，一个家庭观念重的人，是很受人尊重的。在这方面和小丁的说法殊途同归，也就是说，人们都认为一个家都搞不好的人，在单位又能怎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腐败分子跟我说过一个故事，说比尔·盖茨当年招人，应聘者云集，学历、经历等方面，条件都好得不得了，比尔盖茨简直审美疲劳。后来突然看到一个中年妇女，说自己是单亲妈妈，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只带过几个孩子。比尔·盖茨心想，能带好几个孩子的人，一定很有耐心，而且也很会把一个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于是聘用了这个毫无工作经验的女子，结果果然双方配合非常默契。

小小工作狂

2009-03-25T14:42:00.000-07:00

马克·吐温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汤姆·索亚有一日在费力刷墙，想让别的小朋友帮忙做这苦差事，小朋友不肯帮忙。他想用自己的玩具交换他们的劳动，发觉自己的玩具不够交换的，于是心生一计，故意说刷墙多好啊，小朋友哪有机会天天刷墙啊。这么一说，小朋友突然一下发觉原来这不是干活，这是在玩。孩子们付出巨大代价，换取这些工作机会。索亚非但在边上游手好闲，让孩子们帮他把墙刷完了，还挣了很多玩具。

最后，“汤姆自言自语道，这世界原来并不是那么空洞乏味啊。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人类行为的一大法则——那就是为了让一个大人或一个小孩渴望干什么事，只需设法将这事变得难以到手就行了。如果他是位伟大而明智的哲学家，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会懂得所谓‘工作’就是一个人被迫要干的事情，至于‘玩’就是一个人没有义务要干的事。这个道理使他明白了为什么做假花和蹬车轮就算是工作，而玩十柱戏和爬勃朗峰就算是娱乐。英国有钱的绅士在夏季每天驾着四轮马拉客车沿着同样的路线走上二三十里，他们为这种特权竟花了很多钱。可是如果因此付钱给他们的话，那就把这桩事情变成了工作，他们就会撒手不干了。”

星期天下午，几个小朋友到我们家开Party, 大部分是小男孩，费思年龄最大，和他们处不好，他们和总统玩，一起看《超人》等男孩子喜欢看的电影，或是打自己带来的gameboy游戏，不带费思玩。而我在院子里除草、除杂草、整理土地，很希望孩子们一起出来，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不要成天躲在屋子里看电影玩gameboy, 或是在一起打闹。

于是跟费思讲了汤姆·索亚的故事。费思如法炮制，把所有孩子们都叫了出来，说要开展career training, 学习如何工作。工作好的，她用胡萝卜、《超人》和电脑游戏奖赏他们。她自己用了一本子开始记录起来。

孩子们果然忙了起来，有的用锄头给我锄地，有的用扒子扒死树叶，有的除鱼塘的杂叶。和《汤姆·索亚》里说的一模一样，当干活变成一种乐趣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干了，叫停都叫不住。甚至吃过晚饭后，孩子们还念叨着要继续出去“工作”。

看来，下个周末，如果还有小朋友来帮我除草，我有必要向家长收费了。

三人同行

2009-03-23T14:42:00.001-07:00

因为上次在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开会的缘故，认识了“同伴教学”（Peer instruction）一书的作者Eric Mazur. Mazur教授其实并非教育系教授，而在哈佛教物理，但是实践出真知，他在教学中摸索出来的方法，比教育系教授有时候的凭空想象更有价值一些。他说要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我无以为报，便告诉他“同伴教学”的中国版：“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我尽量直译给Mazur老师：Whenever there are three people walking together, there should be one that can be my teacher. I follow the strengths of them, and I…

到了这里，我发觉问题来了，其实这是孔老夫子自己造成的一种混淆。他老人家说话，就好像是在饭否或者twitter上发言似的，都是短短的，几句几句的。如果孔夫子和我一样这么长篇大论地写博，一定也会露出很多破绽来。话“点到为止”的一个妙处，是没有明显的毛病；一个明显的坏处，是它也不会有太多的益处。一般大师们都深谙此道，如“正、清、和”、“真、善、忍”，等等。柏杨说中国是酱缸文化。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是这种捣浆糊的浆糊文化。

当然，这与中文本身模糊、概括、含蓄的有关属性也有关系。这“其不善者而改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于丹老师一定有答案，可惜我没有机会听到。在翻译当中，“改之”究竟如何处理呢？这关系到对原文的理解，这有如下几种可能：

我看到对方的不足之处，我想将其改掉，这会造成的结果有：
1. 你足够强势，或者有足够的说服力，成功地将其改掉；
2. 你想改但是对方不愿意去改，结果大家最后不欢而散；
3. 你想改对方，但是对方也想改你，结果你反倒被对方给改掉了；
4. 你改了对方一点，对方也改了你一点，也就是双方“磨合”了。
我看到对方的不足，以此为镜，改掉自己的毛病，这有几种结果：

你成功地改掉了，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对方如何与你无关。
对方因为你的改变，自己也改变了，由此皆大欢喜。
对方不为所动，但是你改变了，你层次提高了，你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了。
对方不为所动，但是你不和他多打交道了，你换了个圈子，不与此人为伍了。
对方不为所动，你的改变成了你新的弱点，你觉得改了白改，很后悔，又恢复原状了。

如果是2e 这种情况，那么可就苦了，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如今社会，很多时候，正是苦于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又名“社会风气不正”。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费思昨天还问了我这个问题，她说有个小朋友，对她老是很坏（mean），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不能因为他坏，你坏回去，那么大家越来越坏，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

费思说她不懂。

关键是我也没有搞明白这些情况到底怎么解决。我总是建议她学会体谅别人，原谅别人，不要因为别人不好，把自己变成一个同样不好的人。人要见贤思齐，这样才会越来越好，不要被人扯着一起往下赖。但是有时候，原谅对方，对方我行我素，也是很让人生气的，但我想这种情况是长久不了的。靠威力抵挡威力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另外，还有一点，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不止两个。

孔子说“三人同行”可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很容易出现2e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要引入第三个人呢？以为当有了第三个人的时候，这中间的关系就更加多元化，也更微妙了。有了第三个人，那么同伴教学无法奏效的时候，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就来了。如果仅仅是教育问题，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学问总归是有高低，那么就“必有我师”。可是人是复杂的动物，教育不是全部。要真正形成改变，得有一个社会环境。

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家里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很孤独，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太吵闹，看来要想真正稳定和谐，得再有一个。

看来，不止是教皇不鼓励计划生育，孔子也是反对的。

俄克拉荷马军事博物馆

2009-03-22T21:35:00.001-07:00

星期六去了俄克拉荷马的145th Infantry Division军事博物馆，各种兵器展览，飞机大炮装甲车，还有导弹发射车都有。另外一半在室内，展出美国各大战争的纪念品和照片。这展览一半是露天公园，一半是室内展览，二者全是免费的，俄克拉荷马或德克萨斯附近的朋友如果有空过来，此处颇值得一游。

我们正好有老同学从德克萨斯过来，逛完军事博物馆后逛了动物园。动物园是俄克拉荷马动物园（美国可以排前五名的大动物园之一），与博物馆靠一起，因此可以“军博-动物园一日游”。

露天的坦克

卧倒，匍匐前进

朝鲜战争当中双方的对敌宣传品，这是中朝的宣传品，右边一副上说：他们在佛罗里达花天酒地，你们在哪里？你们在朝鲜卖命！美方的宣传品说的是，来吧，给你吃，给你住。

145th Infantry Division攻入希特勒官邸后在其小床上看《我的奋斗》的照片，左为希特勒用过的毛巾等。

我与希特勒唯一共同使用过的物品，希特勒的镜子（实物），希特勒每天就是在这里修他的法西斯小胡子的。

巧用博客治病

2009-03-19T10:06:00.001-07:00

Frank的嘴巴两边又出了红疹子，和两年前的一模一样，只是忘记了当时是怎么治疗的，但是知道我去看的时候，带了金霉素眼膏，这事情我分明在博上写过。于是上Google搜到了当时的博客，发现是2007年6月19日左右看的病，医生为Dr. Ratcliff. 于是又Google到了医生所在的医院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护士找到了当时的病历，说给开的药为Aquaphor.我准备午休时候就去买。

可见常记记流水帐大有好处，好歹给自己留个记录。我经常发现好多事情我记不起来了，结果去查当时博客记录，往往有所收获。我想我未必知道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知道历史上的某天，由于MCI被Verizon收购，我的电话坏了不能修了。我未必知道接触性皮肤发炎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查出了是用什么药治好的。

往大里说，文字带给人类社会的变化，不过如此，它简化了口述时代信息储存、整理、回忆的整个过程和方法，从而也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星期一的时候去卞大哥家去挖韭菜，卞大嫂说她每年种菜下的种子，数量多少，什么时候下的，后来收成如何，她都作了记录，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他们以前虽然从来没有种过菜，但是用这个记录的方法，每天就可以及时调整播种的计划，结果菜种得比别人还好。由此可见，科技下乡大有意义。这个科技，并不一定是一种能使得农作物的收成翻倍的技术。或许只是卞大哥大嫂那样，将种植的信息及时记录下来，从而调整耕作的时机、数量，等等。一组数据（比如播种日期）和另外一组数据（比如产量）的对比，就是一种简单的科研。当然，每个用户不可能都这么去复制所有的可能性，但是不同的用户在不同时间的做法，汇集到一起来，就形成了各式各样的Scenario, 让你知道到底哪些不可用，这就构成了很有用的信息。有时候这样的信息甚至不比专家的权威性差。这就是维基模式的好处。就如同Celami公司在举办沙盘演练的时候说的：一百万人会错吗？（Can a million people be wrong?）当然，关系到观念等复杂问题的时候，一百万人照样会错，但是如果只是汇聚简单信息，那么一百万人提供的信息质量（比如农作物最佳耕种时机），未必比专家差。

好多事情，借助个工具，生活会容易很多。当年人的定义就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后来Jane Goodall 博士发现，大猩猩会用木棍子钓白蚂蚁吃。她的一个同事跟她写信说：你这个发现之后，我们得重新定义什么是工具，什么是xingxing，甚至什么是人类了。

由此可见工具使用的意义之大。

利用博客发现医疗记录的情况，只是一个偶然发现，我倒是非常欣赏卞大哥卞大嫂这样，随时作记录。这样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因为好多东西其实是不需要用脑子去记的，你有个记录比什么都好。我就用yahoo日历记很多东西，在学校，公事我用Entouage记录，该记录随时会提醒我我一天该干什么。Entourage叫我干啥我就干啥，Entourage如果什么都没有提醒我，那么我就什么都不干，专门坐那里发呆。

当然，由于过分依赖，Entourage也误了我很多大事，比如夏令时调整后，有些日程项目它居然没有给我改过来，结果我开去开会，开会的人说，Dude, 你哪个时区来的？会刚刚结束了!

给野草施肥

2009-03-16T21:13:00.000-07:00

绕小区散了一圈步，闻到了很多化肥的气味。这个季节，正好是很多人家给门口草坪除杂草并施肥的时候。有一种材料，叫feed and weed, 撒下去之后能除掉野草，同时给“家草”施肥。俄克拉荷马，很多人家草坪用的草叫“百慕大草”，这种草到了气温六七十度的时候，会噌一下冒出来。而在此前，气温不足，这种草长不出来，长出来的都是别的草，与这些草作斗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美国游戏。很多英文，居然还和这草坪有关，例如turf war，直译了就是草坪战，例如两户人家之间的一尺宽草坪，到底归谁去保养的问题。“篱笆那边的草更绿”（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就说明邻居之间相互攀比，比谁的草更绿。有时候我会狡猾地一笑，心想咱们这草，能得个B-我就知足了。咋不陪你玩。

为了除杂草，有的人家在二月底，就撒上诸如Round up之类的药物，把所有青草全部灭掉，因为那时候“家草”还没有长出来，不会受到伤害。我有时候很纳闷，大家都是草，为什么就非要罢黜百草，独尊一株呢？比如蒲公英，被人视为十恶不赦的大毒草，我的天，那些小女孩吹着蒲公英四处飞的镜头，多美啊。都是草他妈生的，何必呢？

其实在我看来，这种百慕大草才是害草。第一，它太娇气，非得有一定温度才出来，非得害死了千家万户的百草百花，它才出来。第二，它十分浪费水资源。从春季到秋季，每天都要给这草大量浇水。这是十分不环保的。众所周知，全球水资源紧缺，再过几十年，我们喝水都会成为问题，现在水龙头一开，给草浇上半小时，简直是一种犯罪。去年给一个住在乔治亚的教授打电话，他说他那边大旱，该州立法禁止人家每天给草浇水，由此可见，这种草其实真是祸害。

但是这个草唯一的好处，是大家都种植起来的话，整个小区看起来很漂亮，绿茵一片片，就如同家家户户门口都有一个Windows屏幕背景或是天线宝宝布景一样。为了追求这个和谐的局面，愚蠢的人类围绕着这草，施肥啊，浇水啊，除杂草啊，忙得不亦乐乎。我看过一美国人写的书《完美混乱》（The Perfect Mess）一书，书上说一些美国人追求草坪的整齐划一到了偏执、神经的地步。一些邻居不整理自己的草坪，或是遵循“自然景观”原则（Natural landscaping）照料自己草坪，结果被人投诉的，控告的，枪杀的都有，有时候想来十分荒谬。所以现在，为了不被邻居骚扰，我还只得装模作样地收拾收拾，以示和谐。不然的话，你家草坪一片混乱，影响了整个小区的房价，邻居可不要投诉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必须保持一个B-，不能F的原因所在。

好多中国人家前草后菜，在自己的门前人们看得见的地方种草，后园子里种菜。这恐怕也是中国人在美国生活的一个完美写照。所谓融入，始终不过是半截子融入，在人前的融入，回到自己的后院，我们还保持着中国人自己的喜好。不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无可厚非。

今日拜访一位中国老伯，他家后院我看了很羡慕。他绕篱笆一周，开了一圈一米宽菜地出来，搭了架子，他种韭菜、萝卜、茄子、丝瓜、苦瓜、冬瓜、葫芦，让人叹为观止。他给了我很多韭菜，我在后院开了一米宽的地，也准备大量种菜。可惜屋后竹子和树木很多，日光太少，不知能否长出什么东西来。但无论如何，在我的心目当中，同样是草，韭菜比百慕大草的价值高多了。总而言之，我的心思不再维持一个高尔夫球场般的草坪上。满园瓜果菜蔬，我的满足感会大得多。这些一样是上帝的馈赠，一样是他视为美好的东西，又何必抗拒呢？

小时候在家放牛，牛吃草，现在，我推着个割草机，一身臭汗地割草。以前给庄稼施肥，给庄稼除草。现在给野草施肥，浇水，帮它排斥异己，有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傻，更多的时候，我在纳闷我这些年我的生活到底提高了什么。

刘翔进政协是走错了门

2009-03-13T12:02:00.001-07:00

从前有个财主老来得子，十分喜爱。有一日财主过生日，摆了几十桌酒席，请了几个戏班子来唱戏。酒席开始了，财主让刚学会说话的儿子上去，儿子说了一声“爹”，财主笑逐颜开地跟众人说，“瞧，儿子自己说的呢，你瞧那小口齿，多清晰。”大家都叫好，鼓掌，接着财主又让儿子叫张财主，李员外。几十桌的人觉得已经受够了，但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忍着。其实大家是来等着听戏班子唱戏呢，可是戏班子的人一个个楞在下面上不来，一个个像白痴似地听财主儿子在台上牙牙学语。

这些天国内开两会，体育明星刘翔也在政协委员之列，听说他排除了万难，终于回到了政协会议上，“亲自准备讲稿”，发言了。至于他的发言的内容，根据我们能接触到的媒体报道，也不过是感谢大家关心他的伤病，等等，中心思想一共三个字：“我，我，我。”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表示：“刘翔来了，就是一种很好的态度。今天，他第一个发言，表现得很好，起码我很满意。”这让我想起了财主和儿子的故事来。

这本来就不该是刘翔的舞台，那么为什么要把他往上捧呢，就凭他跑得快，名气大？能自己发言这是最起码的事情，不能当个多大的事情来说。在我生活过的美国一些小城，人口不过三五万，这么小地方的城市议员，遇到国计民生的话题，也都能有自己的主张，说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刘翔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当政协委员，如果仅仅是发个言，大家就感到满意，那么社会不是给他很大压力，而是太宽容了。

此前，关于刘翔的新闻一个接一个。一会儿听说刘翔不来了，压力太大了，跟奥运会时候一个说法。压力大了，期望高了，可以辞任，辞任当然也可能有压力，但是和尸位素餐相比，辞任算是更负责的做法，起码你空出了位置，让愿意来发言的人，有言可发的人，有迫在眉睫的问题的人上台去参政议政才是人间正道。

那些把刘翔往政协里捧的人更是不该，因为那不是他的赛场。当然，体育文艺界的人也不是不可参政议政。例如施瓦辛格这个演员可以当州长，但是人家不是因为电影演得好而当州长的，他也是做足了政治功课才去粉墨登场的。而从刘翔现在的状态，我看伤的不仅是肌腱，至少在目前，他的参政议政的体力不够，态度上看来也颇马虎草率。既然这样，何必勉为其难？

后来又听说他只是来学习，不提案的。根据新华社等官方翻译，政协是Advisory Council，所谓Advisor，就是顾问。你能想象顾问公司麦肯锡去一个中国企业，说“我是来学习的，我没有建议”吗？那样的话，一个字儿也赚不了。

政协的“顾问”定位，正是政协制度设立的初衷。政协委员，顾名思义，是要从事政治协商工作的，是让不同渠道，不同团体的代表来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不是太平绅士，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荣誉，政协的会场上大家可以相互学习，但这里的主要职能不是教育，也不是培训。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急流勇退，辞掉这个政协委员任职。心中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这个压力，不是全国人民加给你的，是他自己给的。要不就好好干，做出个样子来。就怕像文怀沙大师那样，帽子比头大，有人扔过来他还真接着，结果名实不符。

当然，更希望政协、人大这些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如果是这样，刘翔缺席、无提案这些问题会自然消失。目前倒像是老太太烧香，一个菩萨一炷。这种各界分配名额的做法，难免会造成能参政，想参政的人上不了台，上了台参不了政，也不想参政。

不发牢骚不作解释

2009-03-11T08:45:00.000-07:00

威廉·福克纳小时候弟兄三人，经常在一起闯点小祸啥的。他们的妈妈免不了要惩罚一番，我从其小传上看，什么面壁、打屁股这些办法她都用过。那是老早老早的事了，那时候Dr. Spock （？）的柔性育儿方法还没有问世。好玄啦。要不就误了一个大作家。

有时候被惩罚了，孩子们还要发点牢骚，推卸责任。但是福克纳妈妈有个办法。她在厨房里亲手写了几个大字，作为她家的治家格言：Don’t complain. Don’t explain（不要牢骚，不要解释。）现在，这说法成我的治家格言了。请有关单位根据三从四德等指导原则，一并接受此原则，不要发牢骚，我也不会解释，钦此。

言归正传，我发觉小孩子吵起来，有时候真的很难摆平。早一点执行其福克纳妈妈的方法就好了。有问题的时候，小孩子总在吵：He started it. She started it. 搞不清到底是谁开始的，最后只好说：不管谁先开始，看谁先结束吧。

这还不行，他们来告状说：He/She makes me angry.

我说Nobody makes you angry. You get angry. You choose to be angry. 没人使得你生气，你生气，是你自己在生气，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这话我不知说多少遍了，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可是我会一直说一直说，直到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生气的时候想起我这句话来，那么我的话就算没有白说。

接触过不少带孩子的家长，我发觉家里家教好的，都让自己的小孩学会自己承担责任，而不是让其找外部理由，推脱责任。而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成人之后，也就不那么喜欢去找借口了。这是好事，因为 “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借口。”

写作者的帽子

2009-03-07T19:51:00.000-08:00

中午和学校ESL老师LJ吃饭。他帮助国际学生学习英文，好让他们突破语言关，好升入大学学习。说到英文写作，他说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编辑，一个作者。国际学生，尤其是亚洲学生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在他们该当作者的时候，他们同时还戴着编辑的帽子。”他可能只是打个比方，用个比喻，但说者无心，听着有意。我想起以前在培训公司做事的时候，曾经联系过一个叫爱德华·德·波诺的人，他发明了一种思维方法，就叫“六种思维帽子”（six thinking hats），如白帽子象征事实和信息，红帽子象征感情，黑帽子为批判性评价，黄帽子为正面评价，绿帽子为创新和创意，蓝帽子代表流程控制。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在不同阶段，需要戴上不同的“思考帽子”，强迫自己进入某一种状态的思考过程。

没有想到写作的过程也是这么回事。在整个写作当中，写作者有时候需要排除一些自我干扰。对于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来说，由于我们习得的并非我们自然运用的语言，我们学到的句型或表述方式可能会打架。我自己经常会出现这个状况，一句话没写完，又被另外一个表述方法赶上，结果一句话变得有点四不像。母语写作中就不会，比如写中文，写作者可能会顺利往下写，不去想自己的话在语法上说得对不对，如果有时间，后来再改，或者干脆就这样撂那儿。

作为外语的使用者，很受LJ一说的启发。以后写作过程中，得先戴上写作者的帽子，完了再去戴编辑的帽子，这样思路才流畅。很多写作老师教学生写作，也是用的是这种技巧，比如让学生限定时间，让学生“自由写作”（或是小组在一起的“头脑风暴”），尽量产生大量的内容，然后再回头去改。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普遍使用，修改十分简单，这个做法很值得使用。另外，如果不是考试，陷在“作者”的帽子下头出不来，不妨去把写的东西放一边几天，过几天再戴着编辑的帽子来看，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

批判性思维

2009-03-06T15:17:00.000-08:00

看教育类文献，或是参加教育类会议，有两个字是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批判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有家教育研究机构曾经对中小学家长作过一个调查，发现家长对学校教育儿童批判性思考的期待最高，高过具体的知识或者技能的学习。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过去，书到用时方恨少，人有过信息匮乏的时候，但是知识经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信息。在纷繁芜杂的信息面前，尤其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拥有和储藏并不会使得一个人具有天生的优势，而批判性思维却成了一种很必要的技能。

这样的思维并不是要人去批判，而强调一个人去审查一个说法潜在的前提和假设，分析论证的过程，查明那些模棱两可的“迷思”（myth）或者以讹传讹（meme）. 更为主要的是，对一件事，一个观点，你得扎根于它所出现的语境或者环境，形成自己合理的判断，而不是躲在几个标签，或者一句流行的说法后面，去解释一切。

受标准化考试教育体系的影响，新一代媒体人也喜欢在舆论的引导上在出选择题。任何一个话题出来，他都会弄个调查出来，问你是“挺某某某”，还是“反某某某”。其实这个游戏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网络真是会使得聪明人更聪明，愚蠢的人更愚蠢。

被代表

2009-03-06T10:15:00.000-08:00

根据美国报纸《数字化学校新闻》（eschoolnews)的报道，2009年3月4日是美国国会山的“科技日”。来给一群国会议员上课的，并非技术界大腕，而是一群来自佐治亚州的中学生，他们给议员亲身讲述在教室里使用技术，给他们的学习带来的便利。学生们现身说法，是为了左右国会议员对教育技术拨款的决策。他们的说法显然最有份量的，因为他们是这些教育技术拨款的终端用户。终端用户的介入，让决策者十分直观地看到了他们决策所影响到的生活，如此，也便不再停留于文字和数字层面的认知了。

与此同时，为了改革医保体系，奥巴马也邀请了来自涉及医保各方的代表来开会讨论问题，比如医院、医生、保险公司、病人、退伍军人等等。

这是个非常时期，经济危机相当严重，可是我想奥巴马还没有病急乱投医，在程序上做得很好。这也是聪明的做法，与其自己炮制一个政策出来，让各方去反对，不如将各方都邀请过来，洪秀全，曾国藩，齐来坐席又何妨？纳入了各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之后，形成的决策仍然不会十全十美，但反弹一定会小得多，这是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

如今国内也在召开两会，一些委员和代表也揣着各自的提案进京。这些提案当中有很多很具幽默感，甚至可以入选搞笑诺贝尔奖，比如一些“改名”的提案。中国社会问题很多，难道就不能像赵本山老师说的那样，整点实在的，别来这些虚的呢？究其原因，有一些委员和代表不接触生活实际，高高在上，然后要进京了，便发动其想像力，想些无关痛痒的提案和建议来。他们不是揣着民意进京下情上达，而更像在应付差事，在做秀，不是在代表民意上。

看服装，看职业，倒是各族各界都齐全，可是到底都代表谁了？比如老大难的城管问题，怎么就不把小商贩、城管各方各请几个去，把各自的困难说个透呢？派个省委书记当人大代表，如何相信他能代表民间疾苦？县级以上领导，都不应该担任人大代表职务。中国十三亿人，他们只是极少数。

在政策的制定和形成上，各方肯定是有利益冲突的，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究竟是要听“管理部门”的，还是要听流动务工人员，高考学生的？抑或是真正地集思广益，综合各方意见，继而形成破坏性最低的法律或者决策来呢？今日不代表民意盲目决策，明日注定再次折腾。

蔡铭超说他代表了中国人买兽首，反对中，有人鲜明地表示反对被人代表，要与其划清界限。我觉得更严重的是一个丝毫不能代表人民的代表，揣着一个闭门造车的荒唐提案，说他代表人民了。

手机

2009-03-04T10:06:00.000-08:00

根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驻巴基斯坦大使 Abdul Salaam Zaeef开始用iphone了。与此同时，比尔·盖茨禁止家人使用iphone。塔利班都开始使用，而微软死命反对的东西，最好盯着点，因为它的普及挡都挡不住。

按照 Clayton Christensen的说法，这样的创新产品属“洗牌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当这样的创新项目或者产品来临的时候，它改变的并非是原来市场的规模，而是整个市场的运作方式。

在学校，教育技术的运用，并不取决于一个产品是否适合教学，而是取决于一个产品的普及程度。比如专门为教育设计的smart board, 就没有成大气候，而博客、维基这些工具，却大为普及，因为这些创新在潜在用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转入教育用途则水到渠成。比尔－盖茨“a computer on every desktop”的理想尚未实现，人手一手机的幻想却成了现实。美国一些无线网络供应商推出了SAT考试的练习题，供学生在课外在手机上使用。在国内，我丢过四个手机，倘若手机有丰富的内容让我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使用，我一直拿在手里，哪里会丢呢？在公交发达的国家，手机内容供应商看来有前途。

在学校里，到底应该不应该禁止这些设备的使用？苹果公司面向大学的ItunesU业务主管Jason打过一个比方，说上学就好比上飞机，平时大家都用手机、电脑，进了教室，老师让你将这些电子设备关闭，坐好，听课，让人想到拿起氧气面罩来教育你安全须知的空姐来。手机和电脑进课堂，有很多老师是反对的。但是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Eric Mazur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如果说这些东西干扰教学的话，教室的窗户也一样干扰，因为学生会看着外面的花啊鸟啊，你总不能将窗户也糊起来。“关键，是你得使用更为合理，更吸引学生的教学法来，将学生吸引住。”换言之，排除干扰的最好方法不是堵，而是疏导，将学生疏导向更能激发学生的活动上。我很怀念以前刘海平老师给我们上的论文写作课，课上大家围成一圈，学生、老师有问有答，纯粹是启发式教学，学生想发言都怕来不及，老师哪里会害怕干扰？

不过技术总是双刃剑，冯小刚电影《手机》里的情形，在不少人生活中成了现实。最近，原吉林省人大副主任嫖娼时，因为使用手机被抓。所以自由之身的前塔利班大使会用iphone, 但是本拉登就不会，或许他正在某个山洞里，看蜘蛛如何上网呢。

蔡铭超破坏了谁的国际形象？

2009-03-03T12:19:00.001-08:00

看到蔡铭超竞拍鼠首兔首而拒绝付款的新闻后，不由眼睛一亮。这显然不是上策，但是总比“束手无策”来得强。中国其实已经通过外交、法庭等正规渠道交涉过，未果，结果才出现了蔡先生的民间行为。可以说也是无奈。不知除了蔡的做法之外，我们尚有多少选项？无论怎样，当冤大头去回购，然后献给国家，已经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是一种几乎被公认的再次被掠夺行为。如果美国有一人贪腐被查，连一向保密的瑞士银行都有义务配合。为何两件明明是被掠夺的文物，在中国再三的警告和抗议之下，佳士得照拍卖不误呢？假如你邻居家小孩偷了东西，要你去ebay上卖，你会去卖吗？在更大的环境下看，蔡铭超的做法，是江湖行为。但是佳士得的做法也是江湖行为。时间的流逝，并不会使得抢劫的行为变质。

那些反对的声音说蔡破坏了中国人在国际上的信用，其实不然，不这么来一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拍卖品是被抢走的。既然这么一炒，让更多人看到这本来是被抢的文物，那么关于“中国人国际信用遭到破坏”的影响就比我们想象小得多。另外，在中国人的对外形象上，蔡的做法究竟有多大破坏？我觉得不用担心。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如果因为蔡的行为，导致某个商家，某个单位，对我的诚信产生歧视，我会去告这杂种。

事实上，我看过英文媒体的不少报道，对蔡的做法予以谴责的并不多，而且大多点出了文物当初是被抢走的事实，大部分记者在报道的时候还是比较审慎的，大家知道佳士得的屁股也不干净。现在佳士得自己拒绝评论就颇能说明问题。但是我也去看了看英文博客圈的反应，叫好叫骂的都有。有个叫骂的家伙，纯粹就是一个可以脸谱化的白匪。号称蔡这种人，处死刑都不过分。应该将这两个东西化掉，给“廉价的”中国人一个教训。对于这种种族主义者，气死他是大快人心的事。我感谢蔡先生的做法，将此人气得上窜下跳，口吐白沫，通篇都是大写字母的谩骂。

一般西方人，要不根本不去理睬此事，要不也会有个鉴别。在“单位”（danwei.com）的博客上，有个读者留言说：要是西藏文物被拍卖，然后用这种手段处理了，西方人肯定会充满同情和理解。这说明一件事情是好是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去观看的角度，和所持的成见。

一个中国人的“以黑抗黑”，如果说是破坏了中国人形象的话，我看破得好，早破早好。一个被抢走的文物现在又被人拿出来拍卖，这是一件很窝囊的事情。谁需要一个被人欺压的，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被人抢了还去购赃的国际形象呢？确实，蔡的做法并非上策。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蔡不会去购买然后不付款。同样，如果这个理想的世界存在的话，那些混蛋当初就不该去烧圆明园。

为什么中国人数学好

2009-03-03T07:50:00.000-08:00

以前在西弗吉尼亚的YMCA洗澡，在更衣室看到一个白人父亲教训儿子：儿啊，不是为父说你，你校到处是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不好好学，看你数学怎么办！那个白人父亲边说边看我家总统，可怜我家总统大人那时候还数不到二十。我自己数学更是要命，可是居然也做了一回人家的假想敌。

马里兰的一个朋友也曾跟我说，我们Richard想在学校出人头地恐怕是难，咱们又不是姓Wang啊Zhang什么的。他们所在地是美国最好的学区之一，素有“孟母三迁”传统的中国人在这里很多，还有不少韩国人。确实，当你去看每年的西门子科学奖的入围名单时，确实发现很多亚裔学生入榜。这和数学好不无关系。我自己的数学虽然不大光彩，但从学习角度去思考，常对中国人在数学基础阶段的扎实赶到好奇。当然我想关键是家长抓得紧，但一定也有些其它原因。有的家长抓得不大紧的，我看孩子们数学也不错。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无所谓，但是我发现美国人在琢磨这个问题。

NPR曾经采访过一个“专家”，问亚裔在数学和科学上的出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专家的解释说，亚洲很多国家是耕作文化，向土地要粮食。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你得实实在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基本心态。这是我听过的最为奇怪的解释。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比喻，这个说法并非荒谬：美国人时时在琢磨有什么办法，改进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方法，就好比他们摘棉花也琢磨弄个什么机器来摘一样。在教育创新上，美国一直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涉及到诸如九九乘法表之类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办法投机取巧，有时候想赶巧，反而走了更多弯路，就好比一些愚蠢的单词记忆法一样。在弗吉尼亚，一个叫Sabrina 的老师跟我说过以前她的老师教数学的方法，老师在阿拉伯数字1的顶端标出一个点。而2则是开始和结束各两个点。3则是三个点，那么1+3的时候，学生就先把点画出来，然后数1，2，3，4，得出1+3=4这个结论。这有点像财主儿子学一二三，真不知道来了个个姓万的客人怎么办呢？

从读品走私上看到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小孩念数学比英美小孩快，因为用中文记数字比较快，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事实上在英语语言环境下生活多年后，我记电话号码这些，基本上都还是用中文，用英文记不住。

比如3.141592653589用中文很快就能记住，因为都是单音节，多少数字就多少音节，念起来很顺也很块。要是英文，够你吃一壶的：three point one four one five nine two six five three five eight nine…老天爷！关于用中文算算术比较快，费思也给我提供过证明。她说有一次老师问six times seven多少，费思念念有词说“六七四十二”，边上小孩问她什么意思？老师也问什么意思。费思说她忘了，在说中文呢。老师于是让她翻译成了英文。如果用英文背乘法口诀表我看麻烦得多。现在小孩默认的语言就是英文，平时在家里，你不提醒，她就一口英文，那么为什么算算术的时候，在她的班级里，在一个没有任何中文环境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她倒用起了中文呢。很简单，她在家这么背过，腐败分子就这么教的，费思就算是脑子里翻译了一下，还是改成中文来得快。

例如，六七四十二，也才五个音节。而一旦换成Six times seven equals forty-two. 就变成了九个音节。六八四十八，还是五个音节，改成Six times eight equals forty-eight，还有八个音节。这种记忆的技能属于简单的技能，基本上是脑子和嘴皮一起上的，所以当然是中文快。而且中文的九九乘法表它像朗朗一样上口，英文它不行。

移动学习会议小结

2009-03-01T20:09:00.000-08:00

这几天在得克萨斯开会。除了以前坐飞机转机外，这还是第一次到得克萨斯来，没想到得克萨斯西部很荒凉，也很平坦，大片大片空地，高速公路上不时看到臭鼬的尸体，可见地广人稀，动物横行。在得克萨斯，不由感觉美国这地方再移民两个亿空间也绰绰有余。西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很像，在互相鄙视上也是类似的，不知到底什么原因。

路上看到异常庞大的牧场，也没有人看管，牛羊就在大片空地上放养（大概都打了烙印吧）。还有一户人家养了单峰骆驼，乍一看还以为这里是北非。德州大概比较富裕，道路是崭新的柏油路。可是房屋有的也很破旧，屋子上很多有德州的标志：一颗星星（孤星之州）。不知道这个州的人为什么归属感这么强，到了我们目的地之后，我还发现有姑娘手腕上有这孤星的纹身。

我们是在 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 开一个关于移动学习的峰会，与会的人来自八个国家，三十几个州，和Blackboard, Moodle, Alcatel Lucent, AT&T, Apple, Turning Point等供应商。这个会议的来历很有意思。一切的开始，是这个学校的教育技术部门负责人George有了个想法，想学生现在都有手机，在用手机做很多事，他于是便写了个剧本，剧本中学生用手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找停车场、报名、登录课程、找人…等等等等学校学生身上发生的所有故事。英语系教授，同时也是教师教育创新项目主管Bill Rankin给他修改了剧本，然后找学生来拍摄成短片。这个短片拍摄之后，就成了移动学习的一个诱人的图景。随着3G手机的面世，该校学生都得到了一个iphone手机，电视中的图景一个个逐步实现。该录像和故事，在多个教育技术类会议上播放过，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

与此同时，我们学校，还有田纳西的一家大学，同时推出了MacBook外加Iphone/I-pod Touch的项目。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一起开一个小会议，商量如何用手机学习，谁知道人们对移动学习的兴趣超过了他们当初的预期，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根本超出了当初的想象，结果成了这么一个移动学习的峰会。这一切的开始，不过是一个故事，一个幻想。

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谈论如何应付手机、电脑进课堂带来的干扰问题，发言反应还不错。但是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Dr. Mazur 给大家介绍了“同伴学习”（ Peer Learning）的教学方法。以前教学，他讲课，学生听课，记笔记。后来学生说，你在黑板上写个 A，底下150个学生抄A抄150遍，何不把笔记给我们？他于是将笔记给学生。后来学生反映：Mazur老师完全是照讲稿在讲。他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了这个中年危机，于是改变方法，课上让学生自己讨论，结果讨论异常热烈。他在教学中用一种名叫Clicker（点击器，一种类似于遥控器的让学生在课堂上答题的工具）的课堂反馈系统，能够实时让学生回答问题，根据学生回答的正误，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他当场给我们做了演示。他说他现在给学生考试，都是开卷开始，学生除了活人之外，什么辅助材料都可以带。毕竟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信息不再是宝贝，基于记忆的信息、知识、技能已经没有多少价值，因此开卷考试或许会冲击教师的权威，但是未必削弱学生的学习。 Vanderbilt 大学的 Derek Bruff 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书，论述如何利用 Clicker 开展积极的学习（Active Learning）.这两个老师我发现都把技术用活了，对这种人，技术应用是有益的。但是正如我们所在小组一个老师说的那样：技术也能使得一个糟糕的教师更糟糕。

3G手机也可以用来实现Clicker同样的教学。我们学校就开发了自己的程序，让学生能够在课堂上现场回答问题。但是手机带进课堂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干扰特别多。既然是一个技术会议，可以想象，大家都憧憬着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改变，就如同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术对宗教、学校的改变一样。气氛热烈到了有些狂热的地步了。一个历史教授当场表示，下星期二，等他回去上课的时候，他要告诉学生，他要将以前的教学方法完全废掉，从头再来。

但是会议中，我有很多怀疑。只是所有人都兴致勃勃的场合，你唱衰是既无用也无趣，只好在这里说说算了。

我有几个疑点：在教育领域，技术的进步，未必能够改进学习，没有人能证明使用移动学习能促成学习的改变。但是“学习的革命”这个说法，从幻灯机、个人电脑、网络发明之后，每次都有人在说，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到底革命了什么，革命得好不好，没有任何数据来证明。再说了，学习这个东西属于头脑，是复杂现象，很难量化。

第二，现在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学生利用手机、电脑等现代科技 “多重任务”（ multitask），因此，老师必须改变其教学策略，适应这些新的习惯。我不完全赞同这个说法，我觉得人有时候心不能多用，即便是电脑，开的窗口多了也死机。人的注意力、精力都是有限的，我自己虽然常常多重任务，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觉得很焦躁，反而是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产生更大的愉悦，更大的成就感。

第三，很多与会的人在鼓吹Twitter, facebook这些学生汇集的地方。因为学生都在 Twitter, facebook，所以教育者也必须跟进。这也是个不合理的期望，很多老师大概就是这么想的。这恐怕也是学校里好多技术革新在教师那里推行不了的一个原因。技术部门总在追求下一代产品，总希望推广最新的工具。可是教师有教师的游戏规则，他的日程表上写的是评终身教授，科研任务，新的职称等等，除非你讲技术应用列入考评范围，或是这技术能帮助他科研，否则他们是不会买账的。会上最让人关切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老师改变其教学方法？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也正是因为行政部门和老师的追求不同所致。

第四，很多人在憧憬技术给教学法带来的冲击。技术一定会冲击教学法，但是反过来，教学法的改变，未必和技术有关。我记得一瑞典公司用沙盘演练方法，我看技术成分也不高，但是很有成效，也真正冲击了传统教学法。用咱们中国话来说：能不花钱多办事我看才是本事。

第五，我想与其去探究“技术改进学习”这个伪命题（答案早就有了，那就是不会改变），不如想象技术歪打正着，对学生整体学习体验的改进。这个整体体验的改变（应该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去认识），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学校的移动学习（包括全校无线网，所有学生都发放电脑、手机），并未对学习成绩带来什么改变（这个命题根本都不值得去思考），但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生活的便利，对未来职业的准备等方面，技术都有很多有益的影响，这叫“有心开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

然而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在追求技术的进步，不管有没有用，它总喜欢跑在前面，让世界跟着它跑。在来得克萨斯的路上，给我们开车的我们老板指着说周围的空地是种棉花的。看到那大片空地，我说，这么多空地，种出来的棉花得多少人来摘啊！我们老板说：不会啦，有机器的，我们美国人，没有机器是不干事的。

十年

2009-02-24T12:42:00.000-08:00

英文里说婚姻不是一个词，而是一句宣判（Marriage is not a word, it is a sentence).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妻徒刑”。“服刑”十周年之后，和被判“有夫徒刑”的腐败分子一起，从现实生活中暂时假释，一起去吃饭，去Red Lobster吃饭。

然后，我们决定大赦天下，将小孩交给外公带，允许他们晚上自己玩。费思问：

你们不在，我们可不可以疯玩？（ Can I be crazy when you guys are away?）

我准奏。

费思于是说她要把弟弟的头发变成刺猬头。

我于是修正了我的说法，说：可以玩，但是不要疯。 (You can have fun without being crazy.)

费思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太复杂了，我没法听（That’s too complicated to listen to.）

结果听说他们也没疯，在家看《马达加斯加》卡通看睡着了。小孩子就这样，家长管着的时候就千方百计想疯，真正没人管了，疯着疯着也就没劲了。婚姻也有点相似，你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侯想象外头的自由，可是真自由着，日子久了也没劲。

我们在电影院看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是一个浪漫爱情片，构思奇妙，情节曲折，最后度尽劫波情犹在，大团圆结局，虽然太戏剧化了，倒是部颇适合结婚十周年纪念看的影片。

看完电影，坐在空荡荡的商场Food Court中间的座位上，追忆十年的生活来。十年我们搬了五个地方，挺折腾。只是任何艰苦的经历，回过头去看，总归是一种美好。

十年了变的主要是心境。人年轻的时候，跟女方说“我爱你”, 说不定是为了勾引对方上床，听着人心里没底。婚姻十年后，再说“我爱你”, 语气再平淡，也是真心实意，听着心里踏实。可是这等肉麻话语，终归无法开口，于是牵着手，离开了巨大的Shopping Mall, 走向停车场的车子，在料峭春寒中，驶向十年风雨之后温暖的家。

人性与项目管理

2009-02-22T12:12:00.000-08:00

去年我帮《开放教育研究》采访了一次教育技术领域的元老之一Alexander Romiszowski, 说到了“人性”对教育技术项目的影响。Romiszowski常年给各国际组织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部做事，对这个话题有很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什么项目的成败，不是受人性弱点的支配呢？Romi在下文中的论述，或许大家都会似曾相识：

南桥：在您发表于《教育技术》期刊的一篇文章当中，您列出了远程学习成败和优劣，你写道“人性的乖谬”（Quirks of human nature）会影响到远程学习的成败，可否详述？

Romiszowski: 这个词语当初出现在我的一篇论述教育革新成败的论文中，是我总结了一个预测、规避失败的模型之后提出来的。该论文最初出现于1981年出版的《教育系统的设计》，为此书第一章。这本书严格使用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以系统思维、系统方法为依据。关于“人性乖谬”出现的那一段我指出，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必要，但不 “充分”。其原因如下：对任何系统的分析，我们都带着一些假设，包括对项目目标和预期的假设。这些目标和预期往往是 “高层客户” （亦即签约开展这些项目的机构）提出来的，但是它未必就是真正的目标。另外，我们还假设这些目标能够被管理团队（客户组织中与教育技术工作者对应的部门）转化为具体指标和行动方案，而不是“无意”或者“有意”偏离“高层客户”的愿景。我们不妨就拿我自己参与过的一些远程学习项目为例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和广义上的组织、宏观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通常都没有人说出来，也没有明确界定，事实上，这些问题客户或许故意瞒着不跟设计者说。我这里想到了一个国家，其规模和人口都在世界前十名。这个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对远程教育视而不见。它最终意识到了远程教育的存在，并认为它的存在对“全国教育系统十分重要”。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还制定新法律，在教育部下设立一个秘书处，专门负责“推广、激励、促进、管理”远程教育。
结果呢？在后来的多年之内，该秘书处非但没有促进、实施远程教育，反而增添麻烦，设置关卡。远程学习专家十年后才发现，这些人并非不称职，并非水平低，并非对付不了创新中的教育和技术问题，而是他们有自己的“潜在目标”（hidden agenda），而且他们一直在忙于实现这些“潜在目标”。有很多大型私有大学和中学的负责人担心远程教育的扩展，会减少传统课程的学员，最终会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亦即各自的腰包，因此他们游说该秘书处。该秘书处对待远程教育的消极态度，就是在响应这种游说。
因此，教育部该秘书处桌面上说是要鼓励、促进远程教育的角色，暗下的角色定位恰恰相反。热心的教育者和技术“大师”们花了好大精力“引导、教育”教育部这些官员，结果好久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原来都是白费时间、精力。
第二个例子来自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它可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希望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上，通过网络学习，实现“大跃进”。不巧的是，在项目开始的时候，该国的互联网几乎只有首都可以连上，而且还是窄带。所以这个国际资助的项目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砖和水泥”的教室设施。但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们继续开展课程重新规划设计和一些教育开发工作。
到了项目第二、第三年（项目一共五年期），宽带网络进入了所有主要城镇，而且公共上网设施也比较齐备了，供应者既包括私营的“网吧”，也有公有的“电化中心”(telecenter)，该国家国立电信公司的每个区域分公司都设立有这种“电化中心”。但是，教育部举办的这个全国性远程学习项目是要建立、装备自己的一流电化教育网络，用于该国的高等教育学府（以及一些中学）。可是，到了第三年，这些教育部自己的电化中心还是一个都无法运营。
这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日渐增长的教育需求，课程也已经规划完毕，已经局部设计完成，而且公立的、私营的上网场所也存在。项目的国际顾问建议，可以每周租用这些上网场所几个小时，或者由一个公用设施单位租借给另外一个使用，况且这些设施分布在潜在学员所分布的那些地方。照说，在等候教育部设施到位之前，能教一些东西给大家，应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这些建议全都无人理睬。国际顾问准备的报告(其中提出了这些建议)，甚至被扣押在项目的直接管理方哪里，根本都没有交给“高层客户。”
国际顾问深感困惑。大家在教育设计上投资巨大，却不见有人想着去做点实事，寻求一些投资回报，他们一无进展，二无兴趣。出于愤懑，该顾问离开了该项目。后来他仍通过自己的同事、熟人，继续跟踪该项目进展。后来他才意识到，项目中层管理者根本不在乎课程能否实施，根本不管能否给学习者提供急需的教育机遇。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考虑是此人想建设一批“砖和水泥”式的建筑物，好去参观、照相，作为职业晋升的“王牌”，和政治竞选中的资本。随着时间推移，转眼就到了项目第五亦即最后一年，教育部管辖下的电化中心基础设施只完成了20%，没有一个学生学习到远程教育课程。
这些例子说明了高层的“人性乖谬”，这是技术系统的分析分析不出来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项目经理、项目协调员的基层“人性乖谬”，这些也是暗下存在，无法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分析出来的，例如如下这些倾向：

“本地出品综合症”（ “not-invented-here syndrome”）：如果一项创新不是出自本地，哪怕其技术上十分可靠，也不会被使用，因为这不是当事人自己想出来的；

“人有我有综合症”（“keeping-up-with-the-neighbors” syndrome）：因为与之竞争的机构有某个具体的技术创新，于是跟着效仿，或者因为风潮而跟进，比如他们会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教育门户网，所以我们也必须有。”

“坑人添乱综合症”（ the “grind-the-bastards-down syndrome”）：当事人的决策就是为了给组织中某个人，某个部门添乱，添烦，决策的依据与项目毫无关系。

“推倒重来综合症”（ “baby-and-bathwater syndrome”）：这种状况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在二十年代描述过，他表示这个现象在教育系统中极为常见。一个新的管理者上任后，遇到一个组织中不合理的地方，便会完全推到重来，将好的东西也跟坏的一切丢掉，解决了一个问题，却会创造更多新的问题。

这些“人性乖谬”使得项目管理变得复杂，而且难以预测。另外，规避项目失败风险，光靠系统（甚至生态性）的程序还是不够的。我过去曾经在一大型绩效和生产力改进、管理咨询组织做事，记得当时那些有经验的顾问不断给新人提出的一个说法是：“成功的项目是20%的技术，80%的战术。”也就是说，学生在商学院教室（或者我们雪城大学教育设计、开发与评估系教室）学到的技术项目的管理程序，对项目成功的作用，反倒不如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说“社会大学”学到的人员管理技巧。

我在荷兰特温特大学的同事约瑟夫·卡瑟尔斯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对教育开发的这个方面进行了正式、系统的分析。他的论文中体现了“系统、生态”的双重方法，还有他所称的“关系”(relational)方法。他认为这些对任何教育、培训项目的成功都很重要。可是，从系统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个不怎么完善、甚至很平庸的项目，如果实施得好，在“关系”方面做得好，这样的项目还能救得过来。与之相反，不管规划得多么系统，多么高质量，如果在人员管理上失败，在事实上失败，那么项目也会失败。关于人性在教育项目中的作用，参见约瑟夫·卡瑟尔斯和特耶特·佩洛普（卡瑟尔斯的博士导师）合写的有关章节，这个章节刊载于我所编写的《教育开发思想》(Dills & Romiszowski, 1997). 对了，顺便说一句，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人性乖谬”这个话题，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博客：
http://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onlyhuman/

摘自《教育技术领域的内涵、外延及其探究方法》，全文请见（《开放教育研究》2008年12月，14卷6期）

大师鉴别指南

2009-02-20T14:50:00.000-08:00

“国学大师”文怀沙被学者李辉戳穿年龄、经历造假，引起了舆论的密集关注。又有一个大师倒掉了。据说文老在搜集证据，准备答复。其实不答复也罢，越描越黑。我看了一些网络报道，发觉和文老自己的信口开河相比，李辉说得还算客气的。

李辉指出的问题，是文老自己亲口在不同演说、采访中说的，比如他爱好美女，他风流。不过，一般人顾及脸面，不敢说这些问题而已。可能是文老觉得自己都这一把年纪了，又是“大师”了，所以可以天马行空了，怎么胡扯都有人欣赏。这叫为老不尊。

大师经历中的好多疑点，其实是他自己抖落出来的，比如年龄，一会儿说1910，一会儿说1920，一会儿说1930，故意说每年减去十岁，越活越年轻。一番“佯狂”，是要留一后路，以免他日被人质疑。很多地方的报道中还说，文老一字万金，但是他轻易不题字。是的，我也会一魔术，若表演，大卫科波菲尔也甘拜下风，可是我轻易不示人。

对李辉的说法给出最有力佐证的，是他的同龄人舒芜。别人不知道《屈原集》是怎么回事，舒芜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有朝一日汪教授被人封为大师了，我也一定会跳出来捣乱（除非他将欠我的50万如约归还，再者就是他来灭口，可是后者并不容易，一来这是法制社会，二来我天天锻炼身体好，他没灭我，我就已经将他烧成火鸟了。）可见要想做大师，为稳妥起见，得活得久一点，等同时代人都死光了最好。更稳妥的办法是自己死了之后，让后世追思自己为大师。人还活着，周围还有很多人活着，就要做大师，这是很不吉利的，就好比是魏忠贤在给自己造生祠。

一个屈原研究者的跌倒是一件很反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屈原是何等的清高和孤傲。而他的这位研究者却在年迈的时候跌倒在“大师”的浊名之下。如果说胡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就是一通缉令的话，“国学大师”的名号就是一黑名单，谁上了谁倒霉。其实舒芜当年在“胡风案”中的做法，也一直颇有争议。但舒芜不回避这个问题，不回避这样的反省，也吸取了历史教训，不再往大师堆里钻，甚至连“红学家”的头衔也一推干净，反倒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这就是进步，是人老了之后获得的智慧。

这些年从医学到国学，大师一茬茬出现，又一茬茬倒塌，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大师”，以免再次受骗上当呢？我发觉真正的大师个个不同，假大师倒都还挺像的：他们什么都懂；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注意外在形象；他们喜欢讲你想说却一直不敢说的；他们与公众交流时不喜欢被人挑战，因为他们心里很虚；他们头衔很多，但是一些挂名的协会或许只有他一个成员；他们喜欢和领导人或者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拉上关系，真假难辨且无从查考；他们说话避实就虚，话题极具跳跃性，因为不敢往深处挖，否则容易暴露。最后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忽悠忽悠着，就把原形现出来了。其实文老如果安安心心颐养天年，与人交流，其真实的学识还能赢得尊敬，一提大师就完了。可是这年头，下至黄发小儿，上至八十老汉，都要跑出来抛头露面，争夺眼球，在穿帮之前，捞一把就歇，太浮躁了啊。

科技以懒人为本

2009-02-18T14:23:00.000-08:00

伍迪·艾伦的一部片子中，伍迪扮演的Jack家淋浴器去开的时候没水出来，去打开洗脸池的水龙头的时候，浴缸水出来了，再去按按钮冲马桶的时候，淋浴的莲蓬头出水了。整个一指东打西。上次我和Longman去老师家，居然淋浴器无法使用。就那么几个控制的地方，转也不出水，拉也不出水，拧也不出水。Longman是教授、博士，我想总归比我聪明一些吧，让我高兴的是，他也打不开。夜深了，也不好吵醒主人，只好不洗澡了。不过，人生最悲惨的事不是放不了水洗不成澡，而是不小心打开了被烫伤。

看过《日常事物的设计》一书后，遇到这种问题，我从来不自责。按照书上的道理，我总是对的，厂家的设计总有错的。如需进一步了解这种歪理邪说，参见这一篇关于睡觉和床的科普文章。这几天在安装一套录像监控系统，发觉这个说明书也够呛。总之我按照它的指示拆来装去，后来反正是给折腾出来了，只是到现在为止，我并不知道多出来的两颗螺丝钉是从哪里来的。

以前我们看产品，大家看的是功能、性能，现在，都讲究个设计、用户体验了。这在手机大战中体现得最明显，从黑莓到iphone再到微软的Windows Mobile，现在大家争的是设计。设计得越来越白痴。年轻学生中有个说法：看说明书才能用的产品，我是不会用的。

我发觉老师更是这样。去年有个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有些课程是大课，无法知道学生出勤情况，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设计了一个点名的手机软件。用起来特别简单：老师设置一个考勤时间，设置一个密码，上课的时候公布密码，学生用手机输入密码，输对了，他的名字就从“不在场”的名单里自动清除。我下午给一个老师讲述这个用法，这位老师说：怎么这么复杂？能不能借助手机的GPS功能，自动感知学生是否在场呢？

怪不得爱迪生这么说呢：需要是发明之父，懒惰是发明之母。

从央视废墟到空中菜园

2009-02-14T20:34:00.000-08:00

央视附楼着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央墟”。这个废墟如何处理，现在成了一个很惹人关注的话题。王晓峰建议养鸽子，或是变成遗址，等等

我想起了奥运会前夕我写的一文章“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人”来，文中写道：“哥伦比亚大学环境科学和微生物教授Dickson Despommier博士建议，解决气候变暖，一个治本的办法是开展skyfarming（摩天大楼农业）。他设想建立30层高的摩天大楼，里头种菜种水果。…我在想，假如北京的三环内搞这么一批三四十层的绿色摩天大楼来，里头蔬菜水果一应俱全，一层楼办公一层楼种菜，那么多好。甚至直接来个生物圈3号，4号，可以在北京市区直接养奥运特供猪，解决猪肉紧张问题。很多客人来是要吃北京烤鸭的，所以每户居民都在自家阳台上养鸭。大家要把奥运会办得呱呱叫。”

可惜我的远见卓识被人视作玩笑，无人喝彩。怀才不遇的我只好继续写博客消遣了。

现在央视的附楼烧了，农民工回乡没事干，返城又找不到工作，我想旧话重提，说说这个摩天大楼农业。Despommier提出的 skyfarming, 一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创意。当初有人提出这个想法，是因为美国的农业由于历史布局关系，并不像中国那样大部分是就近供应的结构，而是纽约人吃加州橙子，加州人吃纽约苹果，南菜北调，西粮东运，这么运输来运输去，人们一餐饭十块钱，里面四五块都是汽油钱。

油价下跌之后，人们对此兴趣有所降低。另外人们或许也担心，搞一个摩天大楼农场起来，又能生产多少食物呢？因此，很多人在创意，在设计，但是真正落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想法从来就没有断过，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Google Image去搜索vertical farming, 或者skyfarming, 一定会找到大量效果图。北美地广人稀，其实并不缺少土地，以至于我们这个小镇上四层楼就是摩天大厦了，尚且在打天空农业这个主意，我想这个思路对土地紧张的中国，意义更大了。

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多伦多规划的一个“天空农场”（sky farm）,也和纽约的规划是一回事。文中说，多伦多的剧院区在规划一天空农场，规划58层，总建筑面积270万平方英尺。让我吃惊的是，这一农场如果完工，可以养活三万五千人，生产诸如扁豆、黄豆、菠菜、胡萝卜、莴苣等蔬菜。

我想央视附楼着火后，黑糊糊竖在大裤衩前，收也不是，放也不是，重新改造为办公用楼或者酒店都难。不知有无可能变成一个空中菜园，在里面种植蔬菜，一来解决一部分人的蔬菜问题，二来也在北京的商业中心造这么一个巨大的绿肺，改良环境，三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和“农民工”相对，形成一个“城镇农”的新群落，四来也可以让央视员工没事来歇歇，种种菜（简称歇菜），五来可以借此有效处理城市废水等不便安置的东西。这个建议如果失败了，反正这也是废墟，又能损失到哪里去？假如赢了，人们会感谢央视给土地紧张的中国烧出了一个新思路来。

规划的多伦多天空农场

室内农业将不受旱涝灾害的严重影响

室内农业会给首都增添一道新景观

再不济墙上种草也是个好办法（Living Walls)

小学生的“情人节”

2009-02-13T22:52:00.001-08:00

费思学校老师通知让小孩子每人准备22张情人节卡，互送同学。昨日我连夜去购买，在沃尔玛遇见另外一个中国家长，告诉我该买什么样的卡片和糖果。她说她儿子上五年级，年年到这时候都要买这卡片，以备孩子们的情人节Party之用。“到了初中就不用了。”

为什么学校让小孩子过这种节日呢？这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家很不习惯。但是这个文化差异，不过是翻译的一字之差。

在英文当中，2月14日的“情人节”是“Valentine’s Day”，直译为“瓦伦丁节”。这中间并看不出“情人”二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小学里过一个Valentine’s Day在英文的语境里才不显得那么荒谬。

据维基百科的解释，瓦伦丁是一圣徒，天主教历史上曾有多个“圣瓦伦丁”。2月14号纪念的瓦伦丁到底是哪一个已不可考。一说圣瓦伦丁被罗马皇帝抓获，皇帝试图劝他放弃基督信仰改信罗马人的宗教，瓦伦丁反而劝皇帝皈依基督教，后被皇帝所杀。又一说罗马皇帝为壮大军队，鼓励年轻人独身，但圣瓦伦丁私下给年轻男女举办婚礼，因此被抓，在监狱中爱上了典狱长的女儿，并行神迹，让这位瞎眼的女子复明。瓦伦丁与其鸿雁往来，直至最后被处决。看来伟大的爱情都以悲剧告终，如黛玉丧命宝玉出家，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罗密欧、朱丽叶殉情。

“瓦伦丁节”第一次翻译中文的时候，不知为何成了“情人节”。两个说法内涵上大同，但是使用上有差异。这一天也是美国小学生的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孩子们护送卡片、糖果，表示大家互相关爱。准确地说，这不过是小孩子找个乐子吃巧克力罢了。

情浓于血

2009-02-13T22:51:00.000-08:00

在中国领养儿童的父母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群落。2007年春节，我还去参加了这些家庭的聚会，在西弗吉尼亚那个小小的地方，来参加的家庭居然有七十余家，让人瞠目结舌。他们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小组（ support group），经常交流邮件。春节这种中国节日的时候，这些美国父母就带小孩一起聚会，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中国传统。他们还都说等孩子长大以后，带他们回去“寻根”。这就是生活的讽刺：中国来美国的人要“融入”，从中国领养走的要“寻根”。

我还记得一对夫妇，让领养的福利院写信介绍孩子当时的情况，比如从哪里捡的，某某火车站，他们让我将信翻译成英文，然后说给我钱，我说这个我不要。作为一个旁观的中国人，目睹这些家长在等待领养过程中经受的等待、折腾，然后对孩子的百般宠爱，真是十分感动。有些家长还特意挑有疾病的孩子，带回来治疗好。在他们看来，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之一，就是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一生。

中美两国的领养父母都一样有爱心，但对待领养子女的方式十分不同。美国父母从小就告诉孩子他们被领养的事实。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这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美国家长领养中国儿童，这个肤色各方面的差异，无法回避。但是即便在同一种族的领养父母和被领养儿童之间，他们也是这个做法。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一朋友Terry一家，领养了三个美国小孩，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领养的。有个小孩甚至问：费思是什么时候被领养的？在我看来，这些孩子丝毫不觉得受压迫受歧视，大部分生活得很阳光。我看有些还有些被惯坏了的样子。

但是中国领养的儿童，一般家长从小不告诉孩子，寄希望于孩子长大以后，懂事了再告诉他们，有些是怕孩子知道了不亲，或是怕孩子自尊心受损，在学校或是在外，心理受伤害。一样的爱心，两样的做法。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呵护会走火。有一对中国夫妇领养的孩子长大后，通过他人，得知自己原来是领养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领养父母反目成仇。

这是个案，是不是其他情况下也是这样？不得而知。我想这得看父母会不会谨慎处理了。家庭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生态环境，环环相扣，你按照一个方法行事久了，突然改变过来，也有可能让人无所适从，孩子半大不大的时候来说，对孩子伤害可能更大。要是问题那么简单，那么世界上哪里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一个大体原则，是一些“艰难的事实”，再难开口，也还是自家人说出来好，让孩子从其他渠道“发现”了，会破坏关系。

一代一代地下去，随着交往与交流的频繁，我们会看到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这时候，过去好多传统观念都会重新洗牌，尤其在我们70后这一代。前不久陈志武教授的“养儿防老不道德”一文引起轩然大波，但是类似的争议，才刚刚开始。当然，传统并没有变，不过社会变了。

童谣

2009-02-11T21:54:00.001-08:00

译林的编辑韩老师来信，质疑我的一段译文。这段译文出现在《布鲁克林一棵树》中，描述小孩在一起玩耍，边耍边唱儿歌，或者对歌的情形，有一边玩边唱的儿歌是这样的：

Mother, Mother, I am sick.
Send for the doctor,
Quick, quick, quick!
Doctor, Doctor, shall I die?
Yes, my darling,
By and by.
How many coaches shall I have?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oo.

我又看了一遍我原来的译文，发觉确实有些不顺，意思上也不能衔接。但是问美国人，说这是很早时候布鲁克林那一带传播的一个游戏。时移世易，而且地理位置不同，他们也没有听说过，网络上更是没有。不过，小孩玩的游戏，很多时候就是比较无厘头，比如我女儿跟我玩一个游戏：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Berlin。她又问：天是什么颜色（what’s the color of sky?）我老老实实地回答：blue。她又问：“下”的反义词是什么？(What is the opposite of “down”?) 我回答：up. 她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你刚说你自己炸了？ Why did you say “Berlin blew (blue) up”? 小孩的游戏，就是比较silly, 但是也有的比较好玩。至于儿歌，有的有很古老的来历，如Humpty dumpty has a fall就说的是英国大革命期间一个名叫humpty dumpty的大炮倒塌的故事。Ring around the roses, pocket full of posies.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这时候一起牵手的小孩一起倒地）. 说的是欧洲黑死病期间人像倒桩头一样一个个栽倒，不知为什么这么忧郁的故事成了儿童最喜爱的童谣兼游戏。

找医生这个游戏应该是小孩三个三个一起（扮妈妈、小孩、医生）玩的。小孩玩的时候说话尽量押韵，比如sick如quick, 这我在女儿的一些游戏中也观察到，但是押韵押得好不好，也没个准，比如后面两句就没有发挥好。为了做到一定程度的形似，我想用打油体对照着翻比较好。

Mother, Mother, I am sick.
Send for the doctor
Quick, quick, quick!

这里是小女孩说给妈妈听的，sick和quick押韵，可按动态对应原则，译成：

“妈妈妈妈我病了（“了”重读），
快快去把大夫找。”

接下来小女孩说：Doctor, Doctor, shall I die?

说到这里的时候，医生来了，小女孩问医生她会不会死？“大夫大夫我来问，这回是否要送命？ ”

医生用了一句有些哲理也颇幽默的说法： Yes, my darling, by and by.

意思是：是的，人迟早都会死的。所以我译为：姑娘且听老夫言，黄泉路上无后先。美国人说起死亡来，没有中国文化中那种忌讳，说人死就好象要诅咒人死。再者，医生跟小孩说： Yes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by and by. 这里的by and by英英词典里的解释为：at some eventual time in the future（未来的某个时候）；an indefinite time in the future(未来不确定某个时候)。这样说来，倒是有些宽慰了，人固有一死呢。

这时候小女孩没有听懂医生的玩笑，以为自己真是很快就要死了，便问会有送葬马车会有几辆：

How many coacher shall I have?
送葬马车有几辆？

医生将错就错笑答曰：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oo.
你和你家都够了。

别看这话说来好像残酷，其实对一个儿童的心灵来说，还是有些宽慰作用的。孩子知道自己最后，是和家人一起（来送葬也好，一起走也好），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对小孩来说，和家人分开，有时候是比死还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样来看，这段儿童游戏就像个黑色幽默的短剧，打趣中透出一点悲凉。而此段出现的那个章节，就是描写儿童游戏、游乡串户的民间艺人在布鲁克林街头的场景，欢快与悲凉交织，让人笑中带泪。这段儿歌正符合这样的整体氛围。整个游戏中的对话，如果标出人物可能更清楚些：

女孩：“妈妈妈妈我病着，
快快去把大夫找。”

女孩：“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医生：“姑娘且听老夫言，
黄泉路上无后先。”

女孩：“送葬马车有几辆？”

医生：“人人皆有全家齐。”

可是这样有点多余，可能基本保持原状比较好，所以最终是这样：

妈妈妈妈我病了，
快快去把大夫找。
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姑娘且听老夫言，
黄泉路上无后先。
送葬马车有几辆？
人人皆有全家齐。

山寨机石榴机

2009-02-11T16:14:00.000-08:00

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超现实，比如iphone, 可以用来当乐器弹奏，下载一些应用软件，你还可以用它来识别音乐。Google能造就一批知道分子，这个能耐，iphone也有，也可以。

还有一种手机比苹果的手机还厉害，这叫石榴机(pomegranate phone)。该手机不但能当手机接听电话、当浏览器上网、当GPS找路，当MP3播放器放音乐，当口琴吹奏乐曲，还可以用来当投影仪播放投影，可以用来刮胡子。更妙的是，它可以用来煮咖啡！这石榴机这几天刮起了一阵全球旋风，昨天听到了NPR的介绍。据说Steve Jobs看到这个介绍后，长叹一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石榴。然后他黯然宣布退休。

这个完美的多功能手机，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次旅游广告。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将所有功能整合进一个手机，但是你可以在同样一个地方找到各样的生活，这就是新斯科舍省。”这就是经济危机当中，这个省的一项旅游促销活动。

这简直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营销活动，大胆、新鲜、美观，且符合患上了“新新工具饥渴症”的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石榴手机”之后的新斯科舍省的相关介绍也制作得十分精美。新斯科舍这地方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根本不知道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石榴手机的广告虽然让一些“手机发烧友”慕名而来后大呼上当，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对该广告十分喜欢。石榴手机网站的访问者来自193个国家。在“新斯科舍生活”网站上，创意人员毫不讳言这是一次争夺注意力的尝试：

“这次广告是让人用一种新的、正面的方式，思考新斯科舍、讨论新斯科舍。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如今鱼龙混杂，我们想吸引人的注意力很难，但是‘石榴手机’的创意吸引了全世界工具发烧友的注意。”（“The campaign was launched to get people thinking and talking about Nova Scotia in a new and positive way. So how do we do that?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hard to stand out from the clutter these days and get people's attention. But the Pomegranate Phone caught the eye of thousands of gadget-hungry people worldwide.”）

这创意中很宝贵的一点，是让人用正面的方式去谈论促销的对象。我们的一些商家现在做法相反，比如脑白金之类广告。我出国多年后，想到还是恶心不已。这些商家采用的就是宁可让你厌恶，不能让你忘记的流氓营销策略。听说恒源祥广告也一样，将12生肖屡屡重复，洗脑一般对你轰炸。

另外，石榴手机几乎成了一个隐喻，让人不得不去想缺乏创新的“山寨手机”。韩浩月说得很透彻：“在有不少人为山寨品辩护，认为它们的存在，拉低了高端品牌的价格，更被赋予了反对暴利、对抗强权和主流的文化含义。但无论怎么美化山寨产品，都遮掩不了其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且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真实面目。”在营销上，新斯科舍省的旅游部门的创新和创意让人耳目一新。

营销和广告本可是最富创意的活动，但愿越来越多的创意人员，选择远离拙劣模仿的山寨，远离流氓式疲劳轰炸的促销手段，把创意用在点子上，而不是把点子用在如何当营销流氓上。

龙卷风

2009-02-11T07:39:00.001-08:00

Image from NewsOK

我们所在小镇遭受龙卷风袭击，损失惨重，好几个朋友关心地来信问我们的平安，我们没事，但是方圆十里，多家房屋被刮倒，最近的一处离我们一个街区，还有我常去散步的Mitch公园附近，也有多家房屋被掀掉。我们家这里下了冰雹，乒乓球大，气象员说有的地方比网球还大。

费思所在学校正好就在龙卷风的路上，学校老师真是不错，警报拉响的时候，孩子们全部被召集到真正铜墙铁壁的safety room里。老师说外面飞沙走石，有闪电劈到操场上，把秋千架附近石子打得漫天飞。电也停了，孩子们很害怕，老师就用电筒，跟他们讲故事，看录像。再后来应急供电的空调也停了，屋子里人多很热，老师就教小孩子折小纸扇子，直到警报彻底解除。

中小学都有龙卷风的应急措施，龙卷风刮来的时候，孩子们都撤退到安全室，家长等警报解除了才能来接，所以这时候一家人不管散在什么地方，要就地寻找掩护。你要是冒着风雨去救人，结果就是添乱。

警报拉响后，学校立即通过邮件、短信、网站告知各楼掩藏的地方，我们楼是在图书馆的流通部后，还有楼梯间。我在流通部后看电视。这里的龙卷风预报精确到每一条街。今天的龙卷风有四个，一个接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有两个龙卷风相互碰撞，撞出几个洞来，自己将自己做了。由于预报准确、频繁，十年前这里有一次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龙卷风，风大得将树叶树枝扯得一干二净，几千间房屋倒塌，只死亡四十来人。

我打电话给腐败分子，说家里停电了。一停电，说明电视也看不了，用电的那些收音机也没有了。腐败分子用车上的收音机听。但是报这种天气预报专业术语很多，语速又快，光是听没有电视看，我也不知能否听懂，我于是说托福听力的办法听管用，一听到Edmond, Oklahoma City, tornado这些关键词，赶紧就闪啊。

都怪我。昨天写的博客中，我问了一句：这吹的是啥风呢？

当低俗被折腾

2009-02-09T20:51:00.000-08:00

这几天，连续收到豆瓣删除小组、文章的通告。豆瓣的难处我理解，但我们这些个人博客能低俗到哪里去呢？也太抬举了。看了几遍我被删的文章，也看不出哪里低俗哪里不和谐了，比如有一篇是一书评，写的是纽约时报语言专栏作家萨福，我还觉得挺高雅的呢，这吹的是啥风呢？把人家新一代的风纪警察吓成疯鸡，什么都删了。

中国过去的很多政治运动，往往是一个还有些好意的初衷，渐渐扩大化，搞到最后人人自危，家家鸡犬不宁。因此，在论改革开

放三十年经验的时候，胡提出了“不折腾”的主张，受到了各界的肯定。可是折腾不折腾似乎由不得他了。

现在的反低俗运动，出发点也是好的，一些门户网站的擦边球色情内容，早该灭丫的了。可是到现在，已经是扩大化了。就比如我吧，过去写东西不是没有低俗过。唉，好好的，没人来修理。现在想高雅点，清高点，都开始说主谓一致了，却被人盯上了。

咱们打文明礼貌仗。美人赠我“低俗”兮，回她什么？“莫折腾”。

主谓一致的一天

2009-02-09T20:47:00.000-08:00

周末去了一趟印第安纳，和Longman一起看望当年的外教Barbara. Barbara 所在的是个小镇，离Indianapolis一个小时左右。镇上有一印刷厂，美国版的《哈利·波特》就是在这里印刷的。这里还出了一个名人，亦即小说《宾虚》（Ben-Hur）的作者路易·华莱士。华莱士就是在这个中西部的小镇上写出了此书。可惜周末，故居关门了。

镇上有一所迷你大学，是全美仅有的两所男校之一，学生900多人，不过转了一圈过来，发觉学校的教学楼和兄弟会的那些房子都很好，只是再好，一个女生都没有，这日子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过？这个学校盛产共和党的生意人，由于校友很有出息，学校捐款很多。所以反过来一想，上上纯男校也挺好。人修炼到一定境界，那就是一个平。

小镇上百分之百是教堂比饭店多，午餐吃了些猪肉汉堡包，吃不惯美国食物的Longman终于受不了了，跑到Krogers 我们自己买了一只印州扒鸡，还有一些青菜，回去Longman变魔术一般，给整出了几菜一汤来，然后就着啤酒，畅谈人生前途和家庭，仿佛又回到了南苑餐厅一般。Barbara 的家里很中国，有丰子恺的画作挂在墙上，书架上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英译，还有各式各样关于中国的书。她曾经在中国任教9年，回到美国之后，反倒有了很强的“文化反差”。这位老师对学生特别好，当年她给我们教书，学校不报销她复印材料的费用，她居然自己掏钱，每个月花在复印材料上的钱就占用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她教我们西方文明史、希腊罗马神话、圣经、高级阅读和写作。毕业多年，我每次遇到英语问题都找她，她是有求必应，实在是我的恩师，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老师，她特别擅长将复杂的问题用浅显的、中国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出来，这天生就是做老师的料。

和师兄Longman也好多年不见了，真是没有想到能在这个中西部的小镇上会面。Longman之所以叫Longman, 是因其词汇量实在太大，就跟一朗曼（Longman）字典似的。十年前，他曾经跟我介绍过一个项目，要根据各种英英、英汉字典，编出一汉英大辞典出来。我随便问了一下这十来年他还有没有在做？他把我拉到阳台上，掏出一包玉溪烟和一包红塔山出来，就像一个牛仔掏出了手枪，在寒冷的印第安纳的月光下，跟我说起了他的辞典来。事实上，这十年他一直在积累。这些年来，好多所谓学者在争权争利，难得还有Longman这样的哥们在脚踏实地做着这些工作。我感动得又把烟抽上了。这十年大家变得都不多，Longman的包甚至都和以前差不多，但是都有了孩子， Longman还有了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主谓一致。有这么一位主谓一致的师兄在边上，我发觉自己就好像一张老卡的CD遇到了超强纠错的DVD一样。

为了次日赶飞机，Longman将手机闹钟调到6:30, 我调到6:45。Longman现在在美国是一孔子学院负责人，可是他的行为不像孔子像庄子。他本该躺在那里梦蝶，可是早晨5:58的时候，他梦见闹钟响了，这梦中的闹钟将他闹醒了。于是我们吃了点早饭，便迎着一轮硕大的红日奔向机场。印第安纳机场的A 区和B区分开，我选B, 他选A, 然后我们乘坐各自的时光穿梭机，从十几年前，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恐龙展

2009-02-05T19:38:00.000-08:00

费思所在的二年级老师布置作业，让小孩在家长的帮助下，制作恐龙生态的手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作业，因为老师的尺度很宽，随你们怎么去整，拿出来好作品就行。小孩必须从无到有地想象出一个环境来，然后在父母帮助下实施出来。接着还要附上说明，介绍这种恐龙，以及其周遭环境。从学习理论上说，这很符合建构式学习的特征，有真实任务，但是界定模糊，学生必须依据自己的想象、经历、资源去完成作业，老师允许你去借助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为了了解费思要做的这种恐龙的有关知识，我还和她一起去上网上wikipedia查找资料，然后费思用浅显的文字给说明出来。

老师总是很鼓励，说费思想象力不错，把一颗绿花菜变成了参天大树，还插了一些竹子，这是所有小孩中没有的，咋走的是生态、自然的路线。不过呢，本人是标准化考试培养出来的，倒是头一回和他们一起做这种界定模糊的手工，狗咬刺猬不知从何下手啊，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很差。不过咋这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也不知道大家这么认真，下回看我怎么折腾！

一看别的家长帮小孩制作的作品，很是佩服。他们不但想象力丰富，而且还认真地去帮小孩去Hobby Lobby购买各种材料，做得十分细致，有些小孩做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放家里作为工艺陈设。整个班上20个学生，各个做出来的都不一样，用的材料也截然不同，有用橡皮泥的，食物的，乐高积木的，塑胶的，甚至还有一个家长用陶土烧了个恐龙，还带了上釉的。有位家长更牛，居然买了岩石，用切割机切割得好好的，做得真像山石一般。

范德彪兵败实打

2009-02-02T15:42:00.000-08:00

今天中午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大家说起了某关系单位聘请的管理顾问来，其实在一个单位呆久了，到头来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顾问，他们的玩法是类似的，收费的昂贵也是类似的，一说起来，发觉大家感受特相似。管理顾问做生意，就好比《马大帅》里的范德彪打架。

先说说范德彪。范德彪其实当厨师挺好，但是就是想干点别的，但是在江湖上混，经常是要打架的。如果看看彪哥主打的几架，你会发觉这家伙虽然没有什么真武功，倒是挺机灵，挺能咋呼。彪哥打架的经验之一，是事先找个便宜的东西摔一下，把对方镇住。管理顾问一般情况下出去做事，也一样是要把人镇住。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公司顾问出去做事之前，总要送一个人小传出去，罗列个人的辉煌学历和经历，也不管这些背景用在客户的项目上好不好使。小传末了，通常还要补充一句：某某某先生持有美国绿卡，能操流利的英语和汉语。一看到这些，我就哭笑不得，不知道他持有不持有绿卡跟这个项目有个什么关系。可是有些土包子客户还就信这个，还就外来和尚好念经，哪怕是出口转内销的假央和尚也可以，这个牛皮烘烘的小传一来，土包子老板一下子就被镇住了，就好比小地痞碰到伪黑社会的彪哥一样。

彪哥还有一个跟社会人打架的著名片断，是在发廊遇到了壮汉，壮汉要跟他打。彪哥嘴上好不示弱，说要打“文明礼貌仗”，要打出去打，不当女士们的面打。壮汉觉得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就让他出去，彪哥边走边狠：瞧我整不死你！结果一出门，拦上了一出租车就溜了。做顾问这一行的一个诀窍也是这样，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开溜，不然你的方案真执行起来，那也是血淋淋的。其实你要问彪哥能不能打架，我发觉他比一般人虎背熊腰一些，还是能打一打的，可是遇到更虎背熊腰的，他的头脑又机灵一些，所以80％情况下能给他忽悠过去，就怕像在维多利亚酒楼时那样，遇到个软硬不吃跟你真来的，那就要兵败实打了。

彪哥第三场著名的战役是混上了“常务副校长”后，无所事事，和体育老师抢课。体育老师说你打得过我你就上。德彪镇也没镇住，咋呼也没有咋呼住，于是拿来一块砖，在体育老师周围划了一个圈，然后又给自己划了一个圈，说谁要是被打出圈谁输。结果彪哥在自己的圈子里吓比划，急性子的体育老师一下子就冲过来跟他真打了，结果被判“输”掉，因为出了圈子。这个游戏首先体育老师就不该被忽悠着去玩，可是范德彪一会儿把周围人撂倒一会儿又去拿砖，那体育老师好像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被这范德彪的花招搞晕了，结果跟着去玩，一玩就输。体育老师为什么会输呢？输在他不小心在玩别人的游戏了。管理顾问提建议，一般也是有一套游戏规则，比如什么“高层支持”、“中层参与”之类，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局面，你按照他的游戏规则去玩吧，你等于将成功的责任转移给了自己，自己找了一紧箍咒套上了。如果不按照他的规则玩吧，失败的过错也转移给了自己。无论怎样，怎么就不长个脑子，怎么就让人划好圈然后才来打架呢？

任何一个单位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其实自己人往往是知道症结在哪里的，如果真是大家坐下来反省的话。问题是内里关系错综，找个外人来更好说话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顾问还是有用的，但是就要看你会用不会用了。你用它的方案，又放不下与之矛盾的固有传统，这就好比同时看几个钟调手表，你哪里能把时间调准呢？

春晚26周年祭

2009-01-28T23:51:00.001-08:00

今年的春晚相声和小品我看了一部分，就像吃苹果吃到了虫子一样，不想再往下看了。这个现象有个说头，叫惨不忍睹。我不想批评，我要全盘否定它。这什么玩意？根本就是零分。

比如我一向喜爱的赵本山小品，今年就十分失败。以前赵本山的小品比如卖车、卖拐、扯淡这些，都还是讽刺社会现象，都还言之有物，现在，尽拿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或者类似节目）开玩笑，比如《艺术人生》、《星光大道》。感觉是个小圈子里的几个人在自得其乐，近亲繁殖，老是拿央视的几个节目几个人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不同的是不取笑倪萍、崔永元了，改毕福剑了。换汤不换药，农村有句俗话，话讲三遍比屎臭。同样的笑话老是讲，让人看了想哭。坐井观天的创作人员忘了央视的水井之外，还有一片广袤的大地和浩瀚的大海。晚会号称是给“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演出起来就把人民群众忘到了一边。好像人活着就是要为了上他央视节目，或是像倪萍或者、“白云”、“黑地”那样出什么《日子》、《月子》似的。这是这一小伙艺人的自恋！可见央视裤衩挺大，胸襟特小。我们这片土地有960万平方公里，生活着13亿人，一年的365天和56个民族的360行里，每天能产生多少人间喜剧！与之相比，中央电视台的孤芳自赏与固步自封是何等的可笑、可怜、可气。抓住网民的几句笑话就以为“与时俱进”，我看在集思广益这个层面上，太小儿科了。

另外，没有了范伟的赵本山，就好比周星驰没有了吴孟达，就好比两条腿缺了一条。本山大叔应该买拐了。但是话说回来，考虑到赵本山题材的萎缩，范伟急流勇退是对的，不然一起淹死。小沈阳让人很别扭。是的，他卡拉OK唱得不错，可是那又怎么样？潘长江还能翻筋斗！我家的闹钟还带收音机！这个没啥。小沈阳让人感觉阴盛阳衰，本来还指望着开年大吉，是个牛气冲天的一年。

如果说范伟是不该走的走了，另外一些人则是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我对黄宏、郭达、蔡明这些艺人都很欣赏，可是这几张脸显然已经成了春晚脸，定型了。想起春晚，我眼睛一闭，就想到了郭达，眼睛一睁，仿佛看到了蔡明，我的眼睛一睁一闭，黄宏就在四处晃悠。这还就没别的人了吗？范伟都能走，别的人整个换一遍，一个老面孔都不上又何妨？

冯巩自然是紧跟时代脉搏，那些年中国足球红火的时候拿施拉普拉的头发取笑，现在是拿海归取笑，这都没有问题，可是给人添堵的是，他总在关键时刻，快到倒数1/4的位置，要设法抖出点“寓意”和“思想”出来，或是要设法弄出点让人掉泪，或是一身鸡皮疙瘩的东西出来。可是等你真要感动得鼻子一酸吧，他又想起来这是相声，于是立刻转弯搞笑，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让人哭笑不得，笑得不痛快，哭又哭不起来，就这么个不上不下的玩意。这个结构似乎从来就没有变过，唯一的创新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成鸭，搭档牛群不见了，变性成了一女的。

当然，往包袱里塞主旋律的秤砣不能怪演员。演员一不能低俗，二不能讽刺，幽默何曾谈起？这种不完全幽默就好比被煽了的公牛一般。

我相信，这些相声小品，单独放某个小晚会里，都还不错，可是这些玩意堆一起，堆三四个小时，就有点困难了。这个不能怪辛辛苦苦的演员和导演，他们的发挥不可谓不出色，可是把事情做好（do things right），不比做该做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更重要。整个晚会首先是受各方面影响，内容空心化，都挑安全的地方死劲蹦达，失去了讽刺就剩下讴歌，讴歌四个小时，你还不让人呕吐？

节目还想各方面讨好，整起节目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所以惨败是必然的，小败是正常的，成功是没指望的。这个形式完蛋了，谁来糟蹋都一样。将郎昆换下来，让圈外的郎咸平上，也坏不到哪里去，让张艺谋来导，也好不到哪里去。朱光潜先生说过，文艺有生发期和凝固期。春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进入了凝固期，该寿终正寝了。在这个多种媒体，多种渠道的今日，一家独大的央视春晚应该解体，让地方电视台百花齐放去。不然的话，就好比电影《日不落大道》里的那个曾经红遍一时的过气女星，到了五十多，还死不服老，还活在幻觉里，追忆着昔日的辉煌，死活不肯承认默片时代已经过去的事实，千方百计要昔日重来，于是便成了可叹的笑料，成了一种见不得人的尴尬。

刚才我的话没有说完，什么叫do things right? 就是你把一件事情做好，可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如果不掌握正确方向，那么你跑得越远越快，错得越多。用我初中物理老师的说法，挑担子走平路 —— 做的都是无用功。所以节目成败，跟导演、演员、节目关系不大，跟媒体的管制、环境、氛围关系很大。

那么什么叫do the right thing(做该做的事呢)？该做的事情是将春晚废掉，让这些优秀演员散落出去，在不同的地方电视台平等竞争，能者上，庸者下，谁说赵本山一定得有个传人？谁将大家逗乐谁就是新一代的赵本山，这个和赵本山本人的意愿无关。

另外，春晚办了二十五六年了吧？这是一代人的时间，这个办一次败一次，办两次败一双的春晚，倒是霸占了几代人的除夕。够了！当央视说“给全国人民拜年了”的时候，其实是在说：“给全国人民催眠了”！它让人误以为看春晚就是这个时代过年的一个新传统。这是不对的。没了春晚，可能大家的年过得更好。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过年，吃完年饭大人孩子还打着灯笼、电筒四处跑跑，看看平时不会看望的村里老人，朋友，后来除夕被春晚化以后，家家户户就守着电视看春晚了。没有必要得意于这25年来，一个新传统的产生，而应反思，这一个越来越糟糕的传统，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方式，造成了多少传统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