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加缪

钱钟书跟一位要与之见面的书迷说，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干嘛非得见那只母鸡？我大概属于不仅想去找找母鸡，甚至连母鸡的老公亦即公鸡也想看看的那种。Garrison Keillor有一电台节目，叫Writers’ Almanac, 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节目经常报道一些作家的八卦。比如斯蒂芬·金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电影院看一科幻片，突然经理将电影中断，告诉观众说：俄国佬发送Sputnik上天了。再比如，写《指环王》的托尔金本是一老师，有一天在改作文，改着改着，突然厌倦了，将作文纸反过来，写下：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群霍比特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写的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发觉加缪和萨特这两只母鸡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两只斗鸡。两人从惺惺相惜开始，以生死对头结束。两人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关系最近的两位，但后来，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粉的，两人分道扬镳。

二人的相识很有戏剧性。萨特出生在殖民地宗主国法国，加缪出生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加缪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写过一篇评论，称赞萨特的《恶心》。无独有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办人萨特也在关注加缪，还为加缪的《局外人》写过评论。《局外人》在阐述存在主义哲学上，比萨特还萨特。

两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加缪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抗法，后来跑到巴黎治病，谁知道治病期间，法国沦陷，德国人关闭了法国边境。抗法的加缪竟然有家难回，只好有帮助法国抗德。此间顺道去看仰慕已久的萨特。萨特的戏剧《苍蝇》在演出。加缪向他自我介绍，从此开始了一段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恩恩怨怨。

两人站到一起，一定就像匪兵甲和匪兵乙。加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相貌堂堂。萨特是个小矮子，发色浅淡，皮肤苍白，而且左眼还是斜眼，到了晚年，这左眼因为高血压充血，最后干脆失明，认了一干女儿整理文稿。嗯，双目失明认一干女儿整理文稿不错。

出人意料的是，其貌不扬的萨特，在情场十分得意。法国著名才女、《第二性》作者、女权运动的倡导者波伏娃居然一生拜倒在风流成性的萨特脚下。我们感谢萨特，他让丑男人看到了希望。当然，光是丑还不行，还得绝顶聪明。波伏娃就是服了萨特这一点。当然，我操这心干嘛？我又不是丑男人。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加缪一表人才，却不如萨特那么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能要回到一个古老的存在主义哲学问题上了：存在先于本质，女人啊，你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有一回，萨特和加缪两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作家的妻子。加缪是阿尔及利亚农村的小子，做人比较正直，爱上这个作家的妻子但是爱她在心口难开，因为他有道德底线。萨特是留恋于巴黎酒吧与咖啡馆的花花大少，所以敢于公开与作家的妻子调情。作家喝得烂醉，出门骂萨特。萨特不理。加缪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过去劝慰，结果被作家饱以老拳，暴打，眼睛打得就好像功夫熊猫，小个子萨特挥挥手走了，不带走一丝云彩。中东有句俗语：不要相信小个子、中年男人和突然一下莫名其妙对你好起来的女人，这话看来是有道理的，三者的共同之处，是大大的狡猾。萨特就是这样。

萨特的为人，很让人鄙视。他喜欢撒谎，能周旋于多个女子中间，却总能全身而出，这是加缪办不到的。加缪是一个实诚人，过着踏踏实实的生活，能够平心静气地写小说。论文学，萨特其实是比不过他的。连波伏娃出门坐火车，都听人说加缪的小说比萨特的好看。萨特首先是哲学家，然而才是文学家。作为哲学家，他骂加缪思维懒惰、愚蠢，一说深入点就躲，两人在思想上不是一个层面。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车手在骂作家老舍的赛车水平太差。为打击加缪，萨特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招数。他请了一个三流作家写文批评加缪的小说《反叛》，发表在他自己半的杂志上。加缪气得半死，因为这是在玩姿态，首先是在说加缪不值得他萨特亲自动手修理。加缪果然中计，私下写信责怪萨特。萨特这时候来函照登，将这私人信件登出来，同时附上措辞强硬的反驳，说加缪愚蠢、虚荣、脆弱，云云。等于是二次修理加缪。

加缪待萨特不薄。加缪办《战斗报》的时候，曾请萨特当记者，并第一时间送萨特访美。萨特访美之余，继续寻芳猎艳。两人为何闹得水火不容？

两人后来的分歧出现在政治上。用今天的话说，加缪是右愤，萨特是左愤。在冷战期间，这些热心政治的作家无可避免地要作出取舍。加缪选择亲美，萨特亲苏，但是两人都亲一个名叫玛丽亚·卡萨雷斯的女人。加缪和玛丽亚私通，但玛丽亚和萨特也有一腿。因加缪不肯离开妻子，玛丽亚与之分手。三年后，她和加缪重归于好。他们的恋情一直持续到加缪去世。我想可能是萨特感到最为挫败，乃至于在杂志上修理加缪的原因吧。正是一对墨客，两个骚人。

文学作品的非文学功用

盖瑞森·凯乐说过一句话，他60多岁了，很快就到70。按照命定70年这个寿数，他剩不了几年了。人生苦短，他决定戒掉一些不良嗜好，其中之一，是看俄罗斯小说。不过别忘了，凯乐这话是当玩笑讲的，当不得真，因为他依旧热心地主持《作家年鉴》节目，热心得很，敬业得很哪。

对我们常人来说，看一看一些闲书，如文学书籍，一些长辈会跳出来指责你不如看些有用的。如四级考试和单词书。在我看来，这些书有一些写得很差，在方法论上出现谬误，让人误入歧途，那才叫没用，纯粹浪费时间。而好的文学作品，至少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让我短短的生命得到延长，让我活一辈子等于几辈子，你说到底谁有用？

不过应该承认，如今的阅读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读小说，甚至写小说，都是一个时代少有的娱乐之一。俄罗斯天寒地冻，人在家没事烤火，以前又没电视看，于是小说都写得很长，太烂的直接扔火里。你再看Brontë姐妹，在家闲着没事写着玩，一不小心，写出了《简爱》、《呼啸山庄》这样的经典来。如今经济萧条，什么都缺，就不缺娱乐。你看我这文章放在博客上，超过三段人家都懒得看完，更不要说回帖。呜呼，人心不古啊！

可是多读点文学作品有好处，人们常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来解释读闲书，忘记了读书本身的乐趣，就是阅读的一个名正言顺的原因，什么也不用再说。如果真正追究，我发觉“闲”书有时候也发挥着休闲之外的实际功用，统称非文学用途的文学作品：Non-literary uses of literature， 例如：

军事：斯陀夫人的《汤姆大叔的小屋》，让人重新反思黑奴现状的合理性，继而引发美国南北战争。在中国，柳永的一句诗词“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被一位皇帝粉丝看到，遂生入侵之心。《鹤林玉露》记载：“此词（柳永《望海潮》）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政治：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直接推动了1906年《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至于萨特、品特这样的文学家从政，或是邱吉尔、曹操这样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文学家，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政治和文学往往分不开，但有时候同样争夺话语权，争取对人心灵的影响，故而文学家被政治家迫害的事情，不时会发生。故而有些政客宁可将错放一万个江洋大盗，不放过一个与其宣传相悖的作家。

医学：我以前描述过，我们学校一个同学在医学院任教，她用《李尔王》来教老年痴呆问题、用《长夜漫漫路迢迢》教毒品成瘾问题。她还为此获取了州基金支持，用戏剧来开展医学教育。详情请见我早先的介绍创意的人生。这样做的绝对不止这位老师一人。1990年，俄亥俄的一所大学设立了一个跨文学、医学和生物医学的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Literature,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Humanities at Hiram College），以跨学科的方式将文学和医学结合起来。

管理：这个用途可能使用最广泛。哈佛商学院教授Robert Coles从1985年就在哈佛商学院开设文学课程《从文学学商学》（The Business World: Moral and Social Inquiry Through Fiction）。课堂教材是Williams, F. Scott Fitzgerald, Saul Bellow, Walker Percy, John Cheever， Flannery O'Connor等大家作品。无独有偶，康奈尔MBA教授James W. Schmotter也用 Herman's Melville的'Bartleby the Scrivener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 我以前介绍过，兰德的小说《亚特拉斯耸耸肩》还被列入一些商学院教材。美国一家银行甚至以将书列入教科书为前提条件，决定是否给予马歇尔大学的商学院几十万捐款。或许我个人有偏见，但管理学是一门十分空洞的学问，要是业余再不看些文学作品，学生出来就更没有文化了。彼得·德鲁克（本人也写过不少文学作品）说过，管理（management） 的第一个音节是“人”（man）。文学是人学，一部好的作品，比任何管理案例都更能说明具体的人在具体环境下的具体行为。说典型，它胜过你所有精心策划的定量研究，说具体，文学作品的细节超过你所有的定性研究。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好的文学作品。三流小说的狗嘴里，是吐不出管理的象牙的。

经济：弗吉尼亚大学教授Paul Cantor是莎士比亚专家，写有《文学和经济理论》一书。这里有一篇用奥地利经济学分析托马斯·曼的论文，很能说明他这种有趣的结合。这是一篇罕有的美国文学教授发在经济学期刊《奥地利经济评论》上的文章。大家如果常看金融时报约翰·凯的经济专栏文章，会发现此公用起文学典故来如数家珍。他甚至说21世纪的商业大师就是托尔斯泰。

文学是虚构，但是好的文学是虚构但不是胡扯，他将人放置在十分具体的环境里头，让人对当时的社会，可以有一个比读历史书更为深入的了解。你未必可以通过小说了解更多事实，但是小说营造的真实是另外一种真实，是相对于其背景的真实，这种真实让你得到的不是事实性的真实，而是认知的真实。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发觉一部《布鲁克林一棵树》的小说，让我对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了解，超过了十来本描述当时社会、历史的非虚构书籍。它甚至帮我认识今日美国人所作所为的一些深层原因。

这些例子是给不爱看闲书的人写的。对爱好者来说，喜欢就喜欢，哪里还需要这些理由。我想说的是，人的目光不能太短浅。人不能老想着一些有用的专业书，或许转眼成为废纸。就在本周，我们还把一堆IT书籍扔掉，很难想象，2003年才出的书，到了今年，除了当废纸回收，什么用处也没有。而一些所谓的“闲书”，还会一年一年被人看下去。至于我自己，转眼就是四十，我这个关头读闲书，究竟越活越糊涂，还是越活越清楚？我认为是越活越清楚，人终归有一死，急个什么，不如捧本小说慢慢来看。要是上面这些你都可以置之不理，这个理由足够了吧？

你看你看那水中的月

艾小柯最近与我谈到一翻译问题，提到 “天凉好个秋”。顿时想到了A Tree Grows in Brooklyn中的一个故事来：一日小主人公弗兰西和父母受人邀请去乘船去游玩。在甲板上，弗兰西的妈妈凯蒂看到一个颇有风度的警官，有些爱慕。她丈夫约翰尼说警官的夫人卧病在床。约翰尼是一软心肠的人，表示同情，凯蒂则由于吃醋，莫名其妙说了一番狠心话：

“我才不管！我不能怪她嫁给一个混子，和混子生孩子。这是她的权利。不过我怪她为什么到了时间不吃药? 为什么把自己的烦恼转嫁给一个好人？”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 　　
“她早死早好。” 　　
“别说了，凯蒂。” 　　
“我就要说。她一死，她丈夫就可以重新娶别人，娶一个快乐、健康的女人，给他生孩子，生了能活下来。哪个男人都有这个权利!” 　　约翰尼一言不发。弗兰西听着妈妈这么讲，心里生出莫名的恐惧来。她站起身，走到爸爸身边，抓住他的手，紧紧贴在自己身上。在月光下，约翰尼的眼睛吃惊地瞪得老大。他把孩子拉过来，紧紧搂着她。嘴上却说：“你看月亮在水上跑呢！” 　　

最后一段说的是一旁听着的女儿弗兰西对这段对话感到恐惧，妈妈的过度现实和硬心肠让女儿无法理解。约翰尼有很多情绪在心头，不想让女儿对妻子有什么反感，可是妻子的说法又与他的人生观抵触，这种时候，他万千话语无法跟女儿说起，于是便叫她看那水中的月亮。好小说就是这样，没有过多解释，却让那复杂而纠结的情绪跃然纸上。

能说出口的愁多不是大愁，人到了投鼠忌器，最后竟要谈秋论月的时候，未必就是浪漫，没准是识尽了愁滋味，到了欲说还休的悲秋了。

爱上生活

到了新年，在这迎新之际，一定有很多人在展望人生、前途、爱情。刚翻译《布鲁克林一棵树》作者贝蒂·史密斯的一篇小文《爱上生活》（Fall in Love with Life)，与各位朋友分享，祝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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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史密斯
孩提时候，我喜欢倾听。常听大人说：“啊，过去我也有过雄心大志！”“过去我也有过宏大梦想！”还有，几乎人人都说：“要是我重头再来一次…”我想这些人多多少少都错过了生命的丰盛。

我不会。我不会和生命的丰盛失之交臂。十四岁那年，我就已经在运筹帷幄了。在一本旧抄写本上，我把一生要做的事，逐条写下来，发誓以后一条一条去实现。

这些计划根本没有实现。成人后，大部分时间我得拼命工作，养家糊口。生命的丰盛，有不少耗在商业世界的竞争里了。不过我还年轻，还乐观。我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暂时的。总有一日，我会照着梦想去做。

可是一年过去，一年又来，转眼人到中年。孩子们离开了，去了别的地方，追求自己丰盛的生命去了。我也开始想：“要是我重头再来一次啊…”

一个雨夜，我下楼去杂货店，买一本平装书，以打发睡前的时间。我拿起一本埃米尔·左拉的书。我站在那里，拿着这书，费力回忆很久以前看过的什么话语来。后来终于想了起来：左拉说，所谓丰盛生命，便是 “养个孩子，栽棵树，写本书。”

我感觉四周寂静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有了一个孩子…我种过一棵树…事实上我甚至写过一本书，不过我想左拉说的“书”，一定是个象征，指的是任何建设性的诚实工作。

就这样，按照一个伟人的信条，我有了自己丰盛的生命。孩子成长年间，总给我带来喜乐。育儿之乐虽波澜不惊，却无穷无尽。25年前，我将一棵被人抛弃的树苗栽下来，如今这小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高过我的屋子，给我带来荫凉。我的儿孙在树荫下玩耍。假如天增人寿，或许我可活到曾孙辈在树下玩耍的时候。我甚至有幸出了一本书，记载我的希望，我的恐惧，我的梦想。

所有这些都没有写在当初的抄写本上，因为这些是我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是我习以为常的东西。例如，自意识到自己的女人之身时，我就知道自己会生养孩子。人们将租住屋院子里的树砍掉的时候，我流下了童稚的眼泪。那时候我就知道，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我都会栽树。到了八岁，我的作文得了“优”，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写书。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人这一辈子要活着，斗着，爱着。爱着我们的生活，爱着生活馈赠的一切悲欢，那就是一种实现。生活的丰盛常在，人人皆可领取。

品特沉默了

2008年圣诞，我在堪萨斯城与人聚会，宾馆人很多，很多人排队等电梯，我选择步行，从楼梯上十楼，顺便掏出Ipod上网，结果就看到这么一则新闻：品特死了。

我想我要是坐电梯就好了。

不是坐电梯品特就不死，而是在电梯里收到这个消息，可能更“品特”一点。想起这位2005年诺奖作家品特的戏剧，总是这么一个情形：一个狭小的空间，我们和他人困在一起。换言之，一间屋子，两个人，或站着，或坐着，或说话，或沉默，这就是品特式的戏剧，这也就是人生在世，大部分时候我们所处的状态。

品特是一个反对对其阐释的剧作家。若是别人发觉他的某个倾向，他立刻撒腿就跑。《生日晚会》中Petey对Stanley喊：“斯坦，别让他们对你颐指气使。”这句话用在品特自己身上也颇合适。品特1952年偷了一本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作品被抓，有人说他就是贝克特的传人，他就是一荒诞派。可是这个标签刚一贴上，品特就开始了“录音机式”对话，开始摆脱荒诞派特有的那种玄学层面的思索，走向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后来又有人说他的戏剧是“胁迫剧”（Theater of Menace）. 他后来的作品，如《归家》，立刻就有了诗意有了温馨不跟你玩胁迫了。总而言之，他总能在你将他装进某个贴好标签的笼子之前，成功变法，狡猾得就如 “鸡尾酒柜子下的黄鼠狼”（他自己的戏称）。这绝对不是一个评论家好对付的家伙。事实上评论家看他也常看走眼，自取其辱。好多人开始并不看好，最后眼睁睁看着他扶摇直上，也只好喟然长叹。

这种和批评家捉迷藏的作家，盖棺定论恐怕更合适一些。隔着大洋远远地写，他也没招。97年我曾发过一文，称品特的话剧为“语言剧”（Theatre of Language）。首先品特看不到位这评论，如今他也去世了，没法逃了，那就这么定了吧。

品特的戏剧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话剧”。他将戏剧元素的运用减到最少却用至极大。将两人往台上一摆，你怎么去弄？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戏剧系Hannah教授曾称品特为“极简主义者”（minimalist）。在品特的剧作中，推动戏剧行动的，不是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光怪陆离的人物，而是语言。

这样的戏剧会让评论者和观众抓狂。英国批评家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说别的剧作家写戏剧，总想方设法吊观众胃口，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品特的戏剧不好懂，他想方设法让观众发问：“到底现在发生着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呢？一部话剧，没英雄你总得有情节吧？没情节你总得有人物吧？没人物你总得有震撼的台词吧？非也。品特的台词不像莎士比亚般华美，也不像萧伯纳般雄辩。品特的语言是你在地铁里偷听到的那种语言，有一搭没一搭，充满重复、迂回、躲闪、罗嗦、沉默…以及其它沟通专家让你回避的东西。他的语言风格收入了辞典，称之为 “Pinteresque”(品特式)风格。这种风格注重人物的潜台词，尤其是那种招牌式沉默和停顿中体现出来的潜台词。品特是当之无愧的 “潜台词之王”。

这样戏剧情节、人物、台词这三围都不突出的话剧究竟有什么看头？关键一点，是他极简主义的对话，落在极简主义的环境里头，实在创造了很多让生活对号入座的机会。品特戏剧里，人物的交流，常常是“持续的回避，是我们在不惜一切代价自我防卫，不让别人接近我们。沟通太可怕了。”是的，沟通很可怕。一句说到人痛处的话，威力不亚于一把尖刀一颗炸弹。世界上多少交锋，多少樯橹灰飞烟灭，不过是在一些人的谈笑之间。话语的塑造能力，甚至体现在创世的故事里。上帝造世界，用的就是话语，他说，世界就一样样地被造就，天地人就一样样成型。语言不单是思维的外壳，也是我们和世界联络在一起的脐带。语言是桥梁也是壁垒。语言能给人希望也有绝望。语言让人振作或崩溃。语言是纽带也是利器。比如品特的主人公常常通过语言来与对方较劲。比如一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与对方交谈，而对方往往不去理睬他的企图，而跳出这话语的圈子。品特自己和朋友的一次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有一回朋友问他：哈罗德，你最近感觉怎样？(How are you feeling, Harold?) 品特回答：你这叫什么问题？（What sort of question is that? ）换言之，在话语上，他不和你玩你的一套。对语言的这个玩法，可能和品特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那时候他作为一个犹太人，走在伦敦的街头，那时候任何有点犹太模样的人都可能遇到威胁。那么在街头面对这种赤裸裸威胁的时候怎么办，一是干架，打赢了你就走，二就是通过语言和对方周旋，虚与委蛇，寻自保之道。在这些时候，他感受到了语言的造就或者毁灭能力。

品特对待语言的做法，是把陌生的语言让你熟悉，又把熟悉的语言让你陌生。你看过品特式的对话，会重新反思平时我们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对话，我们会对其沟通的过程，和沟通的结果，产生非常不同的认识。他不是要告诉我们沟通的失败，而是让我们超出这个层次去想我们沟通是为了什么目的？沟通又带给了我们什么实际后果。好多时候， “沟通”并不艰难，理解也未必万岁，因为在此之后，会有这么一个摆脱不了的问题：“那有怎么样？”（So what?）理解了之后是不是就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品特不怎么关注这种基本层间的理解，而是更加关注话语带给我们的实际结果。比如品特后期关注的西方世界和小国家关系的问题：难道布什不知道大部分伊拉克人怎么想吗？他或许完全知道。但理解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去站对方立场是另外一回事。沟通了。理解了。可是在乎了吗？改变了吗？未必。

也就是说，话语有时候是不可靠的。真实有时候躲藏在那些停顿和沉默的缝隙当中。品特的戏剧里有很多“停顿”（pause）和“沉默”（silence）。他觉得人们有时候说话，未必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占领话语权，或是为了掩饰我们的内心的赤裸。那些沉默时分，反倒沟通更多，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如夫妻之间的冷战。品特自己说过：“我认为我们在沉默之中，在未曾言说之中，沟通得很好。” 品特自称，他受到了美国喜剧演员Jack Benny启发，学会了“停顿”的妙用。他将沉默和停顿进一步发挥，用得淋漓尽致。1962年，他对一群学生表示：“体验越是尖锐，表达越是含混”，正可谓大音希声。

品特后来创作越来越少，但政治参与越来越多。作家参政，不乏昏头的幼稚的。英国《卫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品特跑到土耳其支持库尔德人，为其写下《山地语言》，勇气固然可嘉，但是他却又显得自相矛盾：比如他支持伊拉克萨达姆反对布什布莱尔。而萨达姆杀起库尔德人来，一点不比伊朗和土耳其人手软。作家关注政治，往往还是用“语言”的游戏去认识，去试图改变。品特不遗余力地暴露西方“民主”、“自由”的一套话语多么具有操纵性质。很可惜，这样的游戏政客未必陪他们去玩。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游戏，即便玩着同样的游戏，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按规矩出牌。另外，作为作家，和一个在青年时代面对过反犹团体的人，品特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公，和这种不同带来的内心的杀戮。土耳其宣布库尔德人的语言为非法，实行的是诛心政策。在《山地语言》里，有一处很耐人寻味的台词，狱卒跟一库尔德人讲：

“你的语言不存在了。有什么问题吗？”（Your language no longer exists. Any questions?）

这就是典型的品特。这两句话里，你可以做出无尽的阐释：话语的权利与界定，生存的胁迫与压迫，政治的荒诞与现实…然而狡猾的品特是不会认可你的任何阐释的，他要是活着，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的阐释一脚踢开。

好在品特终于沉默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