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寒冬，我闻到阳光的味道

《布鲁克林有棵树》一书已经出版，感谢大家的关注。这是以前发在《文汇报》上的一篇评论：

美国经济现在仍处在衰退状态，山姆大叔开始束紧裤腰带过日子。由于这些原因，一些描述艰难时代的旧时经典，又重新热门起来，例如斯坦贝克的作品《愤怒的葡萄》。次贷危机中不少美国人面临自己的房屋被银行没收风险，看到《愤怒的葡萄》中主人公丢失房屋的场景，想必百感交集。如今，很多美国人开始收集折扣券省钱。感恩节后的大减价，甚至造成一些商场的踩踏伤亡事件。美国电台、电视台开始播出如何用一块钱活一天之类的节目。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繁荣，萧条说来就来。这种时候，大家一边寻找出路，一边寻找意义，寻找独自和解的方法来。

也可能因为这一原因，描写艰难时代的成长小说《布鲁克林一棵树》在出版50多年后，于2008年被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推荐，也被纽约公共图书馆推选为20世纪最佳作品之一。作为一部成长小说（coming-of-age novels），它还曾当选为亚马逊网站评出的最佳儿童图书之一。在好图书网站（Goodreads.com），这部1943年初次出版的小说仍不断受人关注。截至本文写作时（2009年6月2日）为止，有23882人给予评分，评分高达4.23，评论多达3402条。此书还被收入多个书单，如“最佳读物 ”（Best Books Ever），20世纪最佳图书（Best Books of the 20th Century）等。译林出版社已经推出此书中文版，现在在各大书店有售。也希望此书能像在美国一样，给读者以启发，帮助大家在困顿之中寻找尊严，出路和意义。

此书1943年初版便大受欢迎，长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连好莱坞和百老汇也搭起“顺风车”。1945年，著名导演卡赞（Elia Kazan）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电影随后获奥斯卡奖。小说还被改编为音乐剧，上演267场。如今，在我所在的美国小城，小说的海报和《小推销员之死》、《瓦尔登湖》等书一起，挂在附近巴恩斯-诺贝尔（Barnes Nobel）书店的墙上。昨日带孩子去书店看，又发现此书被列为图书馆的暑期推荐读物之一。无疑，它已经成为一部现代经典。

这部小说影响了很多作家。《大海的深处》作者杰奎琳·米查德（Jacquelyn Mitchard）就曾生动描述了她与此书多年的感情：“几年前，在我生日那天，挚友兼代理人简·盖佛曼给我寄来了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之后，我顿时热泪盈眶。里面装着我最喜欢的书《布鲁克林的一棵树》的第一版，而且还有作者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写给自己代理人的题字，书里还夹着作者的亲笔信，信件保存完好，丝毫不见60年来风雨洗刷的痕迹。目睹此情此景，连围坐在餐桌旁的孩子们都不禁眼眶湿润了。他们知道我心中对这本书、对该书作者和书中的女主人公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关于城市
贝蒂·史密斯（1896-1972）生于布鲁克林，是德国移民后裔，童年家境贫寒。她没有上完高中，但是后来和小说主人公弗兰西斯·诺兰一样，在大学修课，后终身从事写作。她虽然写过其它作品，也有其它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但是她的名字，始终和《布鲁克林一棵树》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的布鲁克林位于纽约，这里分片居住着来自各国的移民：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个社区生活五彩斑斓：犹太老头当街卖老咸菜；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圣诞夜在各自对歌较劲；意大利乐手和歌女在街头卖唱……作品对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生活给出了百科全书似的介绍。有些介绍，我们今日看来仍会会心一笑。比如德美交战期间，德国酸菜不准叫“德国酸菜”了，变成了“自由菜”。不久前，美法两国因为伊拉克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也曾有人建议将薯条（英文 French fries）改称“freedom fries”。

小说把二十世纪初的布鲁克林，写成了一部风土人情长卷，将一个原本普通的地域，再造为一个人文景观。贝蒂·史密斯笔下的布鲁克林，就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因此，文学批评家艾尔弗瑞德·卡增（Alfred Kazin）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鲁克林一棵树》是布鲁克林的完美写照。”卡增写道：“布鲁克林是一个所在，是纽约城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教区之一。可是布鲁克林本身，‘布鲁克林’这字眼，却又在纷杂的美国体验中凸显出来，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它集朴素、简陋、庸常和可爱于一身。在无数人心目当中，‘布鲁克林’这个词本身，和难忘的早期家庭体验联系在一起，渐渐成为一种化身，象征人生早年的贫困，象征着邻里生活，象征着青春本身。同样，它也象征着渴望、追求，象征着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梦想。”读罢此书，我很难想象我还能对周遭事物熟视无睹地走过布鲁克林，或是我们居住的其它城市。确实，一本好书会触及一个人的灵魂，深刻地改变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

关于尊严
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弗兰西，她还有个弟弟叫尼雷。姐弟俩生活在20世纪初布鲁克林的一个赤贫人家。妈妈是清洁工，靠给人打扫卫生，换取免费住房。爸爸约翰尼是一个打散工的歌唱侍者（singing waiter）好酒，好幻想，能歌善舞，迷倒姑娘一大片，唯独缺乏挣钱养家的本领。两个孩子于是也就常常挨饿。他一辈子穷愁却也总不潦倒，总是把快乐播撒给所有人。小说中的凯蒂，在丈夫过世，家里几乎上顿不接下顿之时，酒吧老板故意“还钱”给她，她坚辞不受，不受嗟来之食。这个清洁女工人穷志不短，她的作为，一定会让蝇营狗苟的势利者汗颜。

没有人希望自己贫困，但贫困未必一无是处。它可以磨砺性格。这部小说中有个地方十分耐人寻味。苦水中泡大的弗兰西和尼雷一起谈到不用吃苦的小妹妹，反而表示出同情来，说可怜的劳瑞没有了那苦，也没有了那苦中的甜了。相信从困境中走过，后来又超脱了困境的很多读者对此都有同感。人可以受困，受穷，却可以不失骨气和乐趣。

《布鲁克林一棵树》中说的树是臭椿树。这臭椿树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叫 tree of heaven，亦即天堂树。这是一棵少有的连水泥地上都能长起来的顽强的树。小女孩弗兰西星期六的时候，会去图书馆，想把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从A到Z，每一本都看过。星期天下午，她会拿着借来的书，在布鲁克林，坐到太平梯口，藏在浓浓树荫里，在这里看着书，做着白日梦。这样的闲暇，让她超越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困顿。穷人是怎么快乐起来的？他们的快乐是那么少，所以当他们拥有的时候，就千百倍地去享受，以至于你给他们一棵臭椿，他们能看到天堂。

艰难时代给人的另外一个馈赠，是让人产生悲悯情怀。小说中提到：人们对待自己贫困的背景通常有两个办法：“一个通过自身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拉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未必所有人都有这种同情和理解，小说中写道了好多“站在玻璃房里扔石头”的人，明明自己也是穷苦出身，却以践踏同类为乐。小说中写到一个布鲁克林的护士，本来自己家出身也很贫寒，却附和着势利眼的医生，骂穷人的小孩。

而弗兰西后来处境改善后，却不忘回到糖果店，默默做个好事，给某个幸运的穷孩子一次摸中大奖的机会。人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但未必有同样的心态。人与人的差别，大抵就在这里。

关于成长
贝蒂·史密斯的小说有点“大女子主义”。小说中的男女对比鲜明。弗兰西的妈妈坚强似铁，爸爸柔情似水。她的几个姨妈也是一样，姨妈贤惠能干，姨夫则软弱低能。弗兰西妈妈凯蒂在生活重担之下越来越坚强。而弗兰西的爸爸却更有女性那种好交际、软心肠等特征。这位父亲为了让女儿上她想上的学校，不惜造假，冒充他人地址。弗兰西和爸爸更亲，和妈妈疏远。但是最了解女儿的，却正是这个母亲。在生产第三个孩子，几乎要死掉的时候，她吐露了心声，说是儿子本来不喜欢读书，如果停他的学，他永远都不会再回去。“而你不一样，你会拼，会斗，你还会回去的，就如同太平梯那里的那棵臭椿树。”这再一次彰显了这个家族女子的坚强。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吸收父母的精神传承。弗兰西的坚强像妈妈。这坚强让她超越前人：外祖母连字都不识，母亲上完小学，弗兰西则要去上大学。她的坚强，让她超越困难，实现家族的美国梦。如女作家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在评论此书时候说的那样：“生活并不公平，可是总能应付过去。”

弗兰西的想象力来自她爸爸。她的想象力让她超脱了生存的艰难。老师也表扬她的想象力，人类正是由于想象力，才活得不那么困顿。小女孩弗兰西的想象，有时让她不切实际，可是也使她摆脱了现状对自己思想的捆绑。她的外祖母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识，却建议凯蒂给自己的孩子读圣经，读莎士比亚，讲述民间故事和各样童话，好让孩子处在困境当中，也不至沉沦。弗兰西姐弟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却意外地拥有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可是成长，也是“天真之歌”无可逆转地向着“经验之歌”转换。小女孩弗兰西在楼梯间遇到色狼，差点受袭。稍大后，她在感情上又受人欺骗。世界的玫瑰色彩在一点点消退，少女弗兰西带着童年练就的坚强，迈入未知的未来。

小说中记载了成长当中的一个个小故事，作者写得不厌其烦。很显然，她这是一部纪念年轻时光的纪念碑式作品，这是贝蒂·史密斯自己的故事，一个一定在她心头酝酿已久，乃至于不吐不快的成长故事。作者似乎是想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要把成长一寸寸铺开在我们面前。因此，小说到了后来，显得有些拖沓，不如童年部分那样精彩。即便这样，它仍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小说，一部老式的小说，看过一些当代过于“炫技”的作品之后，这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让人怀旧。这是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的小说，一本看了会哭也会笑的小说，希望各位读者和我一样喜欢。

一次汉译英引发的惨案

我一老友，常年做汉译英，越做越瘦，皮肤黝黑，脸上写满沧桑。他的导师更惨，也是做汉译英的，翻这些东西的时候从头到尾抽烟，后来得癌症死了。我这里并非是在诅咒做汉译英的同行，而是我发现，做汉译英，但凡想赚钱的一些商业翻译，你都有可能面临一些惨不忍睹的中文，你又想忠实于原文，把它给翻出来，又不想毁掉自己的名节，起码翻出来像是人话，结果就为这一点臭钱，老鼠钻风箱，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两头受气，最后活活郁闷死。从健康角度来讲，这些活接下来是得不偿失的。

大家不要笑话《北京周报》和《中国日报》的那种特色英语，翻译的人也实在没有办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人原文中说：“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这样的说法，你叫人家怎么信达雅去？当然翻译出来很简单，但是对于英文受众而言毫无意义，甚至只是一种荒谬，他们还会以为这是翻译的问题。可是翻译又能怎样？多半时候，只能无动于衷，照着去翻，读者是哭是笑，那就听天由命了。

在以前的单位，有一回遇到一上司给我看的“公司形象设计说明书”，一广告公司写的，全是一些花里胡哨的文字堆一处，内容空洞无比，八成是广告公司刚毕业的小毛孩刚喝醉了酒，又吃了点摇头丸加阿司匹林，又被人打了一记闷棍后，在一种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写的文字。这叫什么形象设计，简直就是毁容。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那么喜欢，并让我翻译。我看到不好，跟老板直说，老板批了我一顿。他请了一英文老教授，老教授也怀疑我年轻气盛，事情做得不多，牢骚还是不少，从他的口气上看，这是我人生观不积极的问题。对于这个他还没有看过的文本，我看他有一种万夫不挡的豪迈气慨。我肃然起敬，但没说话。

老板接着把这事委托于他。老教授是一辈子教文学的，也不大做商业翻译，对外面一些广告公司没文化的程度显然缺乏清醒认识，拿到材料一看，心脏病差点发了，赶紧推脱该任务溜了，我是员工跑不掉，所以最终事情还是落到了我头上。

照说经此考验，以后碰到别的什么烂文章应该不怕了，可是如爱因斯坦所言，人世间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无法肯定，比如宇宙有多大，人类有多蠢，还有翻译的原文有多烂。以后我注定还会遇到这些文字，如房地产商的楼盘广告，如官腔的学术文章。有时候是熟人找我帮忙，不太好拒绝，硬着头皮给翻的。可是以后，不能心太软，把所有这些文字都自己扛。不然，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么去做，究竟是要闷死憋死，还是被这些文字雷死？

今晚上又遇到一些这样的文字，大怒，写完这篇博客，才感到好了一些。

童谣

译林的编辑韩老师来信，质疑我的一段译文。这段译文出现在《布鲁克林一棵树》中，描述小孩在一起玩耍，边耍边唱儿歌，或者对歌的情形，有一边玩边唱的儿歌是这样的：

Mother, Mother, I am sick.
Send for the doctor,
Quick, quick, quick!
Doctor, Doctor, shall I die?
Yes, my darling,
By and by.
How many coaches shall I have?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oo.

我又看了一遍我原来的译文，发觉确实有些不顺，意思上也不能衔接。但是问美国人，说这是很早时候布鲁克林那一带传播的一个游戏。时移世易，而且地理位置不同，他们也没有听说过，网络上更是没有。不过，小孩玩的游戏，很多时候就是比较无厘头，比如我女儿跟我玩一个游戏：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Berlin。她又问：天是什么颜色（what’s the color of sky?）我老老实实地回答：blue。她又问：“下”的反义词是什么？(What is the opposite of “down”?) 我回答：up. 她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你刚说你自己炸了？ Why did you say “Berlin blew (blue) up”? 小孩的游戏，就是比较silly, 但是也有的比较好玩。至于儿歌，有的有很古老的来历，如Humpty dumpty has a fall就说的是英国大革命期间一个名叫humpty dumpty的大炮倒塌的故事。Ring around the roses, pocket full of posies.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这时候一起牵手的小孩一起倒地）. 说的是欧洲黑死病期间人像倒桩头一样一个个栽倒，不知为什么这么忧郁的故事成了儿童最喜爱的童谣兼游戏。

找医生这个游戏应该是小孩三个三个一起（扮妈妈、小孩、医生）玩的。小孩玩的时候说话尽量押韵，比如sick如quick, 这我在女儿的一些游戏中也观察到，但是押韵押得好不好，也没个准，比如后面两句就没有发挥好。为了做到一定程度的形似，我想用打油体对照着翻比较好。

Mother, Mother, I am sick.
Send for the doctor
Quick, quick, quick!

这里是小女孩说给妈妈听的，sick和quick押韵，可按动态对应原则，译成：

“妈妈妈妈我病了（“了”重读），
快快去把大夫找。”

接下来小女孩说：Doctor, Doctor, shall I die?

说到这里的时候，医生来了，小女孩问医生她会不会死？“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

医生用了一句有些哲理也颇幽默的说法： Yes, my darling, by and by.

意思是：是的，人迟早都会死的。所以我译为：姑娘且听老夫言，黄泉路上无后先。美国人说起死亡来，没有中国文化中那种忌讳，说人死就好象要诅咒人死。再者，医生跟小孩说： Yes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by and by. 这里的by and by英英词典里的解释为：at some eventual time in the future（未来的某个时候）；an indefinite time in the future(未来不确定某个时候)。这样说来，倒是有些宽慰了，人固有一死呢。

这时候小女孩没有听懂医生的玩笑，以为自己真是很快就要死了，便问会有送葬马车会有几辆：

How many coacher shall I have?
送葬马车有几辆？

医生将错就错笑答曰：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oo.
你和你家都够了。

别看这话说来好像残酷，其实对一个儿童的心灵来说，还是有些宽慰作用的。孩子知道自己最后，是和家人一起（来送葬也好，一起走也好），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对小孩来说，和家人分开，有时候是比死还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样来看，这段儿童游戏就像个黑色幽默的短剧，打趣中透出一点悲凉。而此段出现的那个章节，就是描写儿童游戏、游乡串户的民间艺人在布鲁克林街头的场景，欢快与悲凉交织，让人笑中带泪。这段儿歌正符合这样的整体氛围。整个游戏中的对话，如果标出人物可能更清楚些：

女孩：“妈妈妈妈我病着，
快快去把大夫找。”

女孩：“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医生：“姑娘且听老夫言，
黄泉路上无后先。”

女孩：“送葬马车有几辆？”

医生：“人人皆有全家齐。”

可是这样有点多余，可能基本保持原状比较好，所以最终是这样：

妈妈妈妈我病了，
快快去把大夫找。
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姑娘且听老夫言，
黄泉路上无后先。
送葬马车有几辆？
人人皆有全家齐。

Year of the Bull

Fool's Mountain的LC来信说，为什么牛年人们不说the year of bull，而说the year of ox呢？上Google查询，发觉“year of the ox”有728，000条，而“year of the bull”才126，000条。那怎么办，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呢？我觉得不行。查wikipedia，发现“year of ox”，是不妥说法。因为ox是指阉割过的公牛，而bull才指未阉割过的男牛。

如果大家希望讨个好说头，就不要让明年的牛年成为“阉牛年”，那么就不要说year of the ox了，可以说year of the bull. 但是世上的事情很怪。或许这种没蛋的year of the ox就是一种暗示，一种威慑。我对牛博网的言论有些并不认同，可是见它被关掉很是不平。如果牛博网不叫bullog, 而是自我阉割一番，变成oxlog, 去做一头牲口，或许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惨死，树倒牛人散。

在美国阉割的公牛还有个说辞，叫steer. 这个和ox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ox不但被阉割，而且是用来干活的（draft cattle)，如拉车、耕田。只是我很好奇，如果不是为了让它干活阉割做什么？难道是一种业余爱好？

或许会有女权主义者抗议，既然公牛还存在阉割与否的问题，那么牛年不直接叫the year of the cow算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十二属这下麻烦了，比如虎年，要不要变成母老虎年year of tigress呢？鸡年要不要变成year of the hen呢？有点棘手，就好比男性我们可以称为Mr.， 而女性分为Mrs. Miss. 一样。

事实上，母牛之间似乎也分很多品种，其实cow是指生过一两头牛崽的母牛。尚未生养的母牛叫heifer. 换言之，即便我们把牛年称作year of cow, 也会引起一些未婚女性的抗议，认为cow代表不了她们。再说cow有时侯是骂人话。我们以前学英语，得知cow是指“奶牛，母牛”。严格来讲，奶牛是 “dairy cow”, “milking cows”.

那么牛的总称是什么呢，复数可以是cattle，当然我们可以说明年是 year of the cattle，但是在英语中的一个时期，cattle也指所有牲口，包括驴。直到今天，我相信有些英汉字典里的解释还是“牲口”“畜生”。无论怎样“公牛年”（year of the bull)总强过“畜生年”（year of the cattle).再说股市、就业、金融，2008年大熊市，我们当然希望明年的市场生龙活虎，如同一直未曾阉割的公牛。因此，我建议说year of bull. 这个bull，冲是冲了点，可是持续一年的萎靡后，难道不可以嚣张一下，雄起一下吗？可以的。

LC朋友建议说叫year of the maverick, 这也是统称，属未曾阉割的牛，甚至那些没有被特定牧场打过烙印的牛。可是去年自称maverick的John Mccain以及被人以lipstick on a pig当笑话的“男牛女猪“总统竞选团队，惨败给奥巴马这政坛黑马。

还是year of the bull吧。

折腾“不折腾”

在网上看到有记者说“不折腾”这个词难倒外国媒体，说以后会以“Bu zheteng”成为英文的“专属名词”。当然，这是一个错误说法，这不叫“专属名词”。要是收进英文，那叫 “外来词”。当然，这不大现实，因为”zhe”在英文里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发音。一不会发音，二不知道意思，弄个外来词半生不熟夹在叙述中间，是要当饭吃呢！老哥，慢慢做梦好了。

这其实说明了一些人“领导专用”、“专供领导”成习惯了，连个普通的说法，都要弄个专属来。我们领导人照稿子念公文多了，突然一下子说句人话来，大家于是就说“幽默”，甚至认为不可翻译。我想起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和绅和大人在皇上跟前那一脸谄媚来：“什么话皇上他老人家嘴里这么一说，唉，这味道立马就不一样！”

我倒希望以后领导人讲老百姓的话成为常态，而不是现在这样，让大家听到大惊小怪。有外事任务的领导说话往往都不一样，比如美国人说中国人侵犯知识产权是小偷，吴仪说你们看看你们大英博物馆，你们是强盗。你对外交往的时候，你那套官方话语体系糊弄不了人了。咱们中国领导人，如李敖所言，就是太严肃，太一本正经。其实有什么，说句人话会死啊？如果就是不说人话，那人们会认为中间必定有鬼。

记得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奥巴马为规劝国会尽快采取行动，曾经就说：假如邻居家着火了，你不能说你怎么炉子不关啊，怎么在床上抽烟啊，因为你责怪来责怪去，火就烧你家去了。你应该先去救火，然后再来告诫他不要不关炉子，不要在床上抽烟。奥巴马好歹是哈佛法学院出来的，说些云里雾里的牛屎话他能跟你说上三天三夜，可是他还选择了说人话。人说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交流嘛！一句“不折腾”把有些人激动成这样，可见我们被非人的话语折腾了多少年。

我承认一些中国词汇在英文里难以翻译，以至于要直接用拼音，比如气功之“气”，因为你用别的什么说法都会造成误解。功夫、中药、京剧等等十分“中国”的东西都这样。但是什么折腾，乱折腾，不折腾，瞎折腾，咱们说得多了，又不是头一回。如果“不折腾”中国翻译都翻不出来，那么我建议谁挖个坑，让中国翻译全部跳下去，就地活埋。“Don’t get sidetracked.”“Don’t flip flop.”“Don’t mess up (孙仲旭版)”都蛮好。没有那么玄乎。我自己以前也给过一些译本。其实不折腾不过是说不要拍脑袋瞎决策，想到什么干什么。英文其实对这种说法也十分贴切的表述，就是Stop being whimsical. 这话可翻的办法太多了。

英文里有句话，叫Don’t trouble 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麻烦不找你，别去找麻烦)。其实也就是没事不要瞎折腾的意思。借用这个句型，我也想奉劝折腾“不折腾”的记者朋友：折腾不折腾你，不要折腾不折腾。

每个人都被万灵环绕

作者: Cees Nooteboom isbn: 0330392603书名: All Souls' Day定价: USD 14.45出版社: Picador装帧: Paperback出版年: 2002-08-09

小说标题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 Saints’ 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但是这些信徒的罪还未洗净，故而尚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阿瑟是一个荷兰的纪录片摄影师，除了经常接受国际拍摄任务之外，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拍摄黄昏或者凌晨这些半明半暗的时候。事实上他个人也生活在一种半明半暗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这些亡灵时不时会浮上心头来，而他却又要努力习惯一种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却又藕断丝连，通过看不见的线路和世界连接。语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们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们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馆和寄宿公寓，一个漂浮的世界。纽约，马德里，柏林。”他这种漂浮生活中，落脚最多的地方是德国的柏林。而柏林本身，也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的明暗交界下的一个城市。历史的幽灵，仍在统一后的这个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个导游一样，带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处。阿瑟有一群古怪的朋友，酗酒的俄国女物理学家，荷兰雕塑家，德国哲学家。他们常在德国的一个小酒馆喝酒，吃着各式德国美食，如像我们的臭豆腐一样的臭奶酪，猪肚。他们在一起吃着，聊着，他们的谈话充满智慧。和这样一群朋友在一起，想庸俗一点都难。连酒馆的老板舒尔泽先生，也都能让人看到弘扬传统的精神来，换句中国话来说，这哥们也整个一儒商。

这小说当中，阿瑟还有个红颜知己，在荷兰的厄娜，他们的友谊让人看到男女之间也可以这么无限接近却永不越轨。阿瑟是厄娜的禁果。而厄娜则是阿瑟永可倚靠的安慰，我们谁不希望找到这样可贵的朋友呢？

然而爱情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奇怪动物。阿瑟在柏林城市，偶遇一个女博士，同样来自荷兰，却在研究西班牙某个中世纪女王，走出研究的时候，她是个空手道高手，是个舞蹈起来像女妖一般的舞者，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尤物。而这个女博士自有自己的幽灵在折磨她。过去她曾被强暴。往事不堪回首，那么她就纵深一跃，跳到了中世纪的故纸堆中。

阿瑟爱上了她，也似乎在这样的恋爱中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可是还不如说是她爱上了阿瑟。阿瑟去找她找不到，却在黄昏的时候，像猫一样抓门，进门之后，一言不发，脱光而出，骑到荷兰摄影师身上，女博士成了女骑士。她显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到不能容忍男方的任何主动行为，包括打电话找他。爱上这么一个女权主义的研究中世纪女王的又会空手道的女博士，真是歇菜得很哪！我都想将这小说的中译本取名为：《别和女博士谈恋爱》，可惜这样的书名，对于一个发生在柏林的故事而言，是何等轻佻。要知道，在沉积着无数历史亡灵的柏林，连天使都是沉思默想的中年男子。也罢，回收再用，改作书评标题得了。

这场恋爱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游戏和梦在柏林的图书馆，在日本四国的八十八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Simp lu你等着我的问题）展开。我不想透露过多的细节，只是故事告诉我们：女博士不可靠，爱情也不可靠，只有这些谈论尼采，外太空探索这些虚无缥缈话题的，在一起吃香肠喝酒的狐朋狗友可靠。看到此文的亲爱的朋友们啊，千万不要重色轻友，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你看那胡紫薇，得知丈夫出轨消息后，竟挟持一个万人瞩目的仪式，破釜沉舟，无所不用其极。出事之后，为张斌辩护的，还是一个哥们，芮成钢，力陈男人出轨的苦衷。哥们万岁！

言归正传，刚才说到哪里了？幽灵。对，其实小说中每个人都被过去的幽灵纠缠。他们合在一起，便是历史。可是历史是一种虚构，而文学却是一种真实。记得李浔阳的MSN签名为：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这真是高明的看法。小说中的女博士研究一个非常冷僻的话题，中世纪西班牙女王。虽然她最后跑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资料，可是所有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又能说明多少真相呢？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对真相又能有多少了解呢？治史其实就是一吊诡，你写历史，你的使命是要接近真实，可是你却不得不用虚构去填补真相中的那些沟壑。小说的最后一页，引用的是罗伯特•卡拉素在《卡什王国的毁灭》中的一段话：“近数十载，今人治史，常研寻毫枝末节，其弊常在渺不相关。史家吞吐之故纸汗牛充栋，究其成果，誊写书吏也鲜有问津，而况学人乎？治史者偶可诉诸动机，自我欺哄耳。众学者涉于文献之海，自觉拨云见日，去伪见真，或饰其文以数字、图表，自诩科学。然历史之辙迹，皆无声之谜，搜罗史料日众，则此理益昭昭也。举凡名号、公证、文书，皆史之表，虽可考订，然生之无言亦浩瀚也，何能涵括？逝者如斯，寂寥无常，与前人无涉，后人无干。”

然后这个女子却要放逐自己到中世纪，我们跟着一道放逐，哲学家阿诺也跟着研究起中世纪的音乐来。这小说提到的中世纪圣歌，或是冯•宾根所作的曲子都很好听。可是今人的演绎，又有多少还是原貌？

历史总和现在纠缠不清，如同故去的亲人和自己，如同惨痛的过去和现在。亡灵和过去形成了一个生命的场，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琐碎的，历史学家不会去关注，它们却形成了我们的生命，影响着我们各式各样的决策。我们的生命都不是独立的，每个人都被万灵附体。科幻小说中常言“回到未来”，而这部小说，则是让我们迈入过去，因为过去写就了我们的现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写道：“于是我们划着船，继续向前，逆流而上，船毫不停歇地倒退着，迈向过去。”

糟糕的小说如可乐，喝着可能爽快而不健康。好的小说像号陈年葡萄酒，放在嘴里可以慢慢回味。这小说情节并不曲折，但是故事却很有嚼头，情节所串起来的那些思考最为精彩。我最喜欢看的是阿瑟的狐朋狗友们在酒馆里的海阔天空胡侃，或是阿瑟自己走在大街上的冥想。

这部小说被评论者称为“思想小说”（a novel of ideas）。故事的每个枝节都被作者用来连缀自己的思绪的片段。从奥德修斯的远航，到尼采抱着驴子哭泣；从冯宾根的音乐，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作者自由穿梭于欧洲的各国文化，以至于和女博士的恋爱，反成了冰糖葫芦中间的那根棍子。有时候这个棍子还不够用，还不足以串起他的蓬勃的思绪，故而诺特博姆还用了几个章节的画外音。在这几个章节，作家直接开始叙述他所看到的故事，直接开始讲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夹叙夹议算是怎么回事呢？我很少在小说里看到。作者没有明说这些章节的叙述者是谁，是观察一切的亡灵，还是作家自己？看过电影《柏林苍穹下》（Wings of Desire) 的朋友们一定都对柏林上空的天使们印象深刻。这些天使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间行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他们并不干预。这本小说穿插的几个章节就如同这部电影里天使的视角，也可以说作家把希腊戏剧里合唱队的做法嫁接到小说上了。

诺特博姆是一游记作家和诗人，其小说的文字有时充满诗意，有时则有浓厚思辩色彩。作家带着我们在欧洲思想的沟壑和山峦之间奔走。作家诺特博姆的名字还有点陌生，但是大陆已经开始引进他的作品，比如其游记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万灵节》被德国一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50部小说之一。很幸运，我在亚马逊上买到的二手《万灵节》，居然是作者的签名本。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会转让，就让诺特博姆的幽灵，继续在我的书桌周围徘徊吧。

萨特与加缪

钱钟书跟一位要与之见面的书迷说，如果你觉得鸡蛋好吃，干嘛非得见那只母鸡？我大概属于不仅想去找找母鸡，甚至连母鸡的老公亦即公鸡也想看看的那种。Garrison Keillor有一电台节目，叫Writers’ Almanac, 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节目经常报道一些作家的八卦。比如斯蒂芬·金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在电影院看一科幻片，突然经理将电影中断，告诉观众说：俄国佬发送Sputnik上天了。再比如，写《指环王》的托尔金本是一老师，有一天在改作文，改着改着，突然厌倦了，将作文纸反过来，写下：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群霍比特人。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写的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发觉加缪和萨特这两只母鸡很有意思。事实上这是两只斗鸡。两人从惺惺相惜开始，以生死对头结束。两人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能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关系最近的两位，但后来，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粉的，两人分道扬镳。

二人的相识很有戏剧性。萨特出生在殖民地宗主国法国，加缪出生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加缪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写过一篇评论，称赞萨特的《恶心》。无独有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办人萨特也在关注加缪，还为加缪的《局外人》写过评论。《局外人》在阐述存在主义哲学上，比萨特还萨特。

两个人都是政治活动家。加缪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抗法，后来跑到巴黎治病，谁知道治病期间，法国沦陷，德国人关闭了法国边境。抗法的加缪竟然有家难回，只好有帮助法国抗德。此间顺道去看仰慕已久的萨特。萨特的戏剧《苍蝇》在演出。加缪向他自我介绍，从此开始了一段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恩恩怨怨。

两人站到一起，一定就像匪兵甲和匪兵乙。加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相貌堂堂。萨特是个小矮子，发色浅淡，皮肤苍白，而且左眼还是斜眼，到了晚年，这左眼因为高血压充血，最后干脆失明，认了一干女儿整理文稿。嗯，双目失明认一干女儿整理文稿不错。

出人意料的是，其貌不扬的萨特，在情场十分得意。法国著名才女、《第二性》作者、女权运动的倡导者波伏娃居然一生拜倒在风流成性的萨特脚下。我们感谢萨特，他让丑男人看到了希望。当然，光是丑还不行，还得绝顶聪明。波伏娃就是服了萨特这一点。当然，我操这心干嘛？我又不是丑男人。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加缪一表人才，却不如萨特那么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能要回到一个古老的存在主义哲学问题上了：存在先于本质，女人啊，你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有一回，萨特和加缪两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作家的妻子。加缪是阿尔及利亚农村的小子，做人比较正直，爱上这个作家的妻子但是爱她在心口难开，因为他有道德底线。萨特是留恋于巴黎酒吧与咖啡馆的花花大少，所以敢于公开与作家的妻子调情。作家喝得烂醉，出门骂萨特。萨特不理。加缪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过去劝慰，结果被作家饱以老拳，暴打，眼睛打得就好像功夫熊猫，小个子萨特挥挥手走了，不带走一丝云彩。中东有句俗语：不要相信小个子、中年男人和突然一下莫名其妙对你好起来的女人，这话看来是有道理的，三者的共同之处，是大大的狡猾。萨特就是这样。

萨特的为人，很让人鄙视。他喜欢撒谎，能周旋于多个女子中间，却总能全身而出，这是加缪办不到的。加缪是一个实诚人，过着踏踏实实的生活，能够平心静气地写小说。论文学，萨特其实是比不过他的。连波伏娃出门坐火车，都听人说加缪的小说比萨特的好看。萨特首先是哲学家，然而才是文学家。作为哲学家，他骂加缪思维懒惰、愚蠢，一说深入点就躲，两人在思想上不是一个层面。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这就好比一个车手在骂作家老舍的赛车水平太差。为打击加缪，萨特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招数。他请了一个三流作家写文批评加缪的小说《反叛》，发表在他自己半的杂志上。加缪气得半死，因为这是在玩姿态，首先是在说加缪不值得他萨特亲自动手修理。加缪果然中计，私下写信责怪萨特。萨特这时候来函照登，将这私人信件登出来，同时附上措辞强硬的反驳，说加缪愚蠢、虚荣、脆弱，云云。等于是二次修理加缪。

加缪待萨特不薄。加缪办《战斗报》的时候，曾请萨特当记者，并第一时间送萨特访美。萨特访美之余，继续寻芳猎艳。两人为何闹得水火不容？

两人后来的分歧出现在政治上。用今天的话说，加缪是右愤，萨特是左愤。在冷战期间，这些热心政治的作家无可避免地要作出取舍。加缪选择亲美，萨特亲苏，但是两人都亲一个名叫玛丽亚·卡萨雷斯的女人。加缪和玛丽亚私通，但玛丽亚和萨特也有一腿。因加缪不肯离开妻子，玛丽亚与之分手。三年后，她和加缪重归于好。他们的恋情一直持续到加缪去世。我想可能是萨特感到最为挫败，乃至于在杂志上修理加缪的原因吧。正是一对墨客，两个骚人。

《布鲁克林一棵树》译后记

2008年，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山姆大叔开始束紧裤腰带过日子。由于这些原因，一些描述艰难时代的旧时经典，又重新热门起来，例如斯坦贝克的作品《愤怒的葡萄》。次贷危机中不少美国人面临自己的房屋被银行没收风险，看到《愤怒的葡萄》中主人公丢失房屋的场景，想必百感交集。如今，很多美国人开始收集折扣券省钱。感恩节后的大减价，甚至造成一些商场的踩踏伤亡事件。美国电台、电视台开始播出如何用一块钱活一天之类的节目。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繁荣，萧条说来就来。这种时候，大家一边寻找出路，一边寻找意义，寻找独自和解的方法来。

也可能因为这一原因，描写艰难时代的成长小说《布鲁克林一棵树》在出版五十多年后，于2008年被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推荐。作为一部成长小说（coming-of-age novels），它还曾当选为亚马逊网站评出的最佳儿童图书之一。在好图书网站（Goodreads.com），这部1943年初次出版的小说仍不断受人关注。截至本文写作时（2008年12月3日）为止，有16955人给予评分， 评论多达2528 条。

此书1943年初版便大受欢迎，长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连好莱坞和百老汇也搭起“顺风车”。1945年，著名导演卡赞（Elia Kazan）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电影随后获奥斯卡奖。小说还被改编为音乐剧，上演267场。 如今，在我所在的美国小城，小说的海报和《小推销员之死》、《瓦尔登湖》等书一起，挂在附近巴恩斯-诺贝尔（Barnes & Nobel）书店的墙上。它还是这边图书馆的暑期推荐读物之一。无疑，它已经成为一部现代经典。

这部小说影响了很多作家。《大海的深处》作者杰奎琳·米查德（Jacquelyn Mitchard） 就曾生动描述了她与此书多年的感情：“几年前，在我生日那天，挚友兼代理人简·盖佛曼给我寄来了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之后，我顿时热泪盈眶。里面装着我最喜欢的书《布鲁克林的一棵树》的第一版，而且还有作者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写给自己代理人的题字，书里还夹着作者的亲笔信，信件保存完好，丝毫不见60年来风雨洗刷的痕迹。目睹此情此景，连围坐在餐桌旁的孩子们都不禁眼眶湿润了。他们知道我心中对这本书、对该书作者和书中的女主人公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关于城市
贝蒂·史密斯（1896-1972）生于布鲁克林，是德国移民后裔，童年家境贫寒。她没有上完高中，但是后来和小说主人公弗兰西斯·诺兰一样，在大学修课，后终身从事写作。她虽然写过其它作品，也有其它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但是她的名字，始终和《布鲁克林一棵树》联系在一起。

小说中的布鲁克林位于纽约，这里分片居住着来自各国的移民：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个社区生活五彩斑斓：犹太老头当街卖老咸菜；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圣诞夜在各自对歌较劲；意大利乐手和歌女在街头卖唱…作品对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生活给出了百科全书似的介绍。有些介绍，我们今日看来仍会会心一笑。比如德美交战期间，德国酸菜不准叫“德国酸菜”了，变成了“自由菜”。不久前，美法两国因为伊拉克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也曾有人建议将薯条（英文French fries）改称“freedom fries”.

小说把二十世纪初的布鲁克林，写成了一部风土人情长卷，将一个原本普通的地域，再造为一个人文景观。贝蒂·史密斯笔下的布鲁克林，就如同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因此，文学批评家艾尔弗瑞德·卡增（Alfred Kazin）写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鲁克林一棵树》是布鲁克林的完美写照。”卡增写道：“布鲁克林是一个所在，是纽约城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教区之一。可是布鲁克林本身，‘布鲁克林’这字眼，却又在纷杂的美国体验中凸显出来，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它集朴素、简陋、庸常和可爱于一身。在无数人心目当中，‘布鲁克林’这个词本身，和难忘的早期家庭体验联系在一起，渐渐成为一种化身，象征人生早年的贫困，象征着邻里生活，象征着青春本身。同样，它也象征着渴望、追求，象征着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梦想。”读罢此书，我很难想象我还难对周遭事物熟视无睹地走过布鲁克林，或是我们居住的其它城市。确实，一本好书会触及一个人的灵魂，深刻地改变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


关于尊严
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小女孩弗兰西，她还有个弟弟叫尼雷。姐弟俩生活在20世纪初布鲁克林的一个赤贫人家。妈妈是清洁工，靠给人打扫卫生，换取免费住房。爸爸约翰尼是一个打散工的歌唱侍者（singing waiter）好酒，好幻想，能歌善舞，迷倒姑娘一大片，唯独缺乏挣钱养家的本领。两个孩子于是也就常常挨饿。他一辈子穷愁却也总不潦倒，总是把快乐播撒给所有人。小说中的凯蒂，在丈夫过世，家里几乎上顿不接下顿之时，酒吧老板故意“还钱”给她，她坚辞不受，不受嗟来之食。这个清洁女工人穷志不短，她的作为，一定会让蝇营狗苟的势利者汗颜。

没有人希望自己贫困，但贫困未必一无是处。它可以磨砺性格。这部小说中有个地方十分耐人寻味。苦水中泡大的弗兰西和尼雷一起谈到不用吃苦的小妹妹，反而表示出同情来，说可怜的劳瑞没有了那苦，也没有了那苦中的甜了。相信从困境中走过，后来又超脱了困境的很多读者对此都有同感。人可以受困，受穷，却可以不失骨气和乐趣。

《布鲁克林一棵树》中说的树是臭椿树。这臭椿树有个美丽的英文名字，叫tree of heaven，亦即天堂树。这是一棵少有的连水泥地上都能长起来的顽强的树。小女孩弗兰西星期六的时候，会去图书馆 ，想把图书馆里所有的书从A到Z, 每一本都看过。星期天下午，她会拿着借来的书，在布鲁克林，坐到太平梯口，藏在浓浓树荫里，在这里看着书，做着白日梦。这样的闲暇，让她超越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困顿。穷人是怎么快乐起来的？他们的快乐是那么少，所以当他们拥有的时候，就千百倍地去享受，以至于你给他们一棵臭椿，他们能看到天堂。

艰难时代给人的另外一个馈赠，是让人产生悲悯情怀。小说中提到：人们对待自己贫困的背景通常有两个办法：“一个通过自身艰苦奋斗走出了社会底层的人，通常有两个选择。脱离当初环境后，他可以忘本。他也可以在超出这个环境之后，永不忘记自己的出身，对残酷拼搏中不幸拉下来的人充满同情，充满理解。”未必所有人都有这种同情和理解，小说中写道了好多“站在玻璃房里扔石头”的人，明明自己也是穷苦出身，却以践踏同类为乐。小说中写到一个布鲁克林的护士，本来自己家出身也很贫寒，却附和着势利眼的医生，骂穷人的小孩。

而弗兰西后来处境改善后，却不忘回到糖果店，默默做个好事，给某个幸运的穷孩子一次摸中大奖的机会。人可以有同样的经历，但未必有同样的心态。人与人的差别，大抵就在这里。

关于成长
贝蒂·史密斯的小说有点“大女子主义”。小说中的男女对比鲜明。弗兰西的妈妈坚强似铁，爸爸柔情似水。她的几个姨妈也是一样，姨妈贤惠能干，姨夫则软弱低能。弗兰西妈妈凯蒂在生活重担之下越来越 坚强。而弗兰西的爸爸却更有女性那种好交际、软心肠等特征。这位父亲为了让女儿上她想上的学校，不惜造假，冒充他人地址，好让女儿能上她想上的学校。弗兰西和爸爸更亲，和妈妈疏远。但是最了解女儿的，却正是这个母亲。在生产第三个孩子，几乎要死掉的时候，她吐露了心声，说是儿子本来不喜欢读书，如果停他的学，他永远都不会再回去。“而你不一样，你会拼，会斗，你还会回去的，就如同太平梯那里的那棵臭椿树。”这再一次彰显了这个家族女子的坚强。

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会不断吸收父母的精神传承。弗兰西的坚强像妈妈。这坚强让她超越前人：外祖母连字都不识，母亲上完小学，弗兰西则要去上大学。她的坚强，让他超越困难，实现家族的美国梦。如女作家佩吉·奥伦斯坦（Peggy Orenstein）在评论此书时候说的那样：“生活并不公平，可是总能应付过去。”

弗兰西的想象力来自她爸爸。她的想象力让她超脱了生存的艰难。老师也表扬她的想象力，人类正是由于想象力，才活得不那么困顿。小女孩弗兰西的想象，有时让她不切实际，可是也使她摆脱了现状对自己思想的捆绑。她的外祖母没有文化，连字都不识，却建议凯蒂给自己的孩子读圣经，读莎士比亚，讲述民间故事和各样童话，好让孩子处在困境当中，也不至沉沦。弗兰西姐弟在物质上几乎一无所有，却意外地拥有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可是成长，也是“天真之歌”无可逆转地向着“经验之歌”转换。小女孩弗兰西在楼梯间遇到色狼，差点受袭。稍大后，她在感情上又受人欺骗。世界的玫瑰色彩在一点点消退，少女弗兰西带着童年练就的坚强，迈入未知的未来。

小说中记载了成长当中的一个个小故事，作者写得不厌其烦。很显然，她这是一部纪念年轻时光的纪念碑式作品，这是贝蒂·史密斯自己的故事，一个一定在她心头酝酿已久，乃至于不吐不快的成长故事。作者似乎是想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要把成长一寸寸铺开在我们面前。因此，小说到了后来，显得有些拖沓，不如童年部分那样精彩。即便这样，它仍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小说，一部老式的小说，看过一些当代过于“炫技”的作品之后，这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上都让人怀旧。这是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的小说，一本看了会哭也会笑的小说，希望各位读者和我一样喜欢。

你看你看那水中的月

艾小柯最近与我谈到一翻译问题，提到 “天凉好个秋”。顿时想到了A Tree Grows in Brooklyn中的一个故事来：一日小主人公弗兰西和父母受人邀请去乘船去游玩。在甲板上，弗兰西的妈妈凯蒂看到一个颇有风度的警官，有些爱慕。她丈夫约翰尼说警官的夫人卧病在床。约翰尼是一软心肠的人，表示同情，凯蒂则由于吃醋，莫名其妙说了一番狠心话：

“我才不管！我不能怪她嫁给一个混子，和混子生孩子。这是她的权利。不过我怪她为什么到了时间不吃药? 为什么把自己的烦恼转嫁给一个好人？”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 　　
“她早死早好。” 　　
“别说了，凯蒂。” 　　
“我就要说。她一死，她丈夫就可以重新娶别人，娶一个快乐、健康的女人，给他生孩子，生了能活下来。哪个男人都有这个权利!” 　　约翰尼一言不发。弗兰西听着妈妈这么讲，心里生出莫名的恐惧来。她站起身，走到爸爸身边，抓住他的手，紧紧贴在自己身上。在月光下，约翰尼的眼睛吃惊地瞪得老大。他把孩子拉过来，紧紧搂着她。嘴上却说：“你看月亮在水上跑呢！” 　　

最后一段说的是一旁听着的女儿弗兰西对这段对话感到恐惧，妈妈的过度现实和硬心肠让女儿无法理解。约翰尼有很多情绪在心头，不想让女儿对妻子有什么反感，可是妻子的说法又与他的人生观抵触，这种时候，他万千话语无法跟女儿说起，于是便叫她看那水中的月亮。好小说就是这样，没有过多解释，却让那复杂而纠结的情绪跃然纸上。

能说出口的愁多不是大愁，人到了投鼠忌器，最后竟要谈秋论月的时候，未必就是浪漫，没准是识尽了愁滋味，到了欲说还休的悲秋了。

文化强势与翻译弱势

由于操作简单，人工便宜，国内翻译行业动作特快，很多图书要不索性是同步出版，要不是国外刚刚上架国内立刻就有。一个月前，城市出版社冯编辑给我送了一本《橘子和柠檬》的成长小说，由于看着颇有意思，我想找原著Private Peaceful来读给孩子听，居然没有找到，我们图书馆没有，还必须通过馆际互借。到货之前，我给孩子读中文译本，他们听不太懂，他们现在的英文已经超过英文不少了。我于是一章一章地，看中文读英文，就这么半通不通读完了，原版书还没到。

我一直给国内出版商做事，其实美国这边的翻译出版还有很多处男地有待开发。法国人Le Clézio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美国出版商还不知道此人是谁，因为译本少啊。好不容易一出版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才发现了此人，还说“瞎松鼠也会撞到活栗子”（Even a blind squirrel eventually finds a nut），也就是有眼不识泰山，遇到一个还是瞎猫撞到死老鼠遇的。而与之相比，中国翻译市场应该规模大得多。此人的作品，八十年代的时候，许钧教授就翻译过。这也是文化的弱势使然，我们甘当小学生，不论是香花还是毒草都大量引进、翻译。

美国不知是文化上的傲慢，还是什么原因，翻译作品占全部出版的比例非常小。既然企鹅办到了中国，译林怎么不到美国开一分社来？这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啊。

由于译作少，笑话就多。我前一段时间听过一故事，也叫“迷失于翻译”（Lost in Translation）。内华达州一高中生，选学法语课，学得很不好，眼看就要毕业，就要通不过了。学校这时候法外开恩，准许学生写一法语作文，或是翻译一篇有一定长度的作品，就可以毕业。那时候还没有turnitin这种防止作弊的软件，所以这位同学便去图书馆，问图书馆员要一本“没人知道的冷僻英文作者的法文译本”。图书馆员也不怎么识货，给找了一本，尤奈斯库的作品给他，法文的。其实这剧本本来就是法语写的。哥们回去誊抄好，交给法语老师。法语老师一看，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红晕。后来他这“译文”被学区选去参加内华达大学的外语比赛，并正式上台演出。三个评委中有两个干脆不识货，第三个知道尤奈斯库的作品本来是法文的，只是不解这位高中生这到底是要干什么，是不是用这种荒诞的行为来演绎一种荒诞的剧本？若不是这位教授的慧眼，内华达大学就要把这高中生的抄袭，当成“美国人”尤奈斯库的“法文译本”给出版了。

中文不好没药医

周围很多中国人，处在英文环境下，出于现实需要，一头扎进英文。或是日子久了，与英文耳鬓厮磨，日久生情，和英文越走越近，中文日渐生疏。我旧习难改，心在俄州身在汉，始终用中文读写。

去他娘的融入主流。

说到底，这是一直在做翻译造成的。翻译离不开好语感，不能话说得不是人话。当然，理解是第一要务。随着时间推移，理解好解决些，会在接触中提高。语言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与之唇齿相依的文化。身处这样的文化之中，自然认识会逐渐加深。（但话说回来，人未必非得到国外才能学好外语。安师大以前有一大翻译家力冈，一次俄罗斯没有去过（据说去世前不久才去旅游一次），可是他翻译的《静静的顿河》，无人不赞。）

再者，说到理解，好多不懂的地方其实可以问人。我有一老师叫Barbara，人特好，我问什么问题，她都千方百计给我找答案。前一段时间我告诉她，现在的问题，您也解决不了啦。说的都是您出生前的事呢！

她说甭急，“最近我参加一读书俱乐部，里面我最年轻（她也六十来岁了吧）。”所以她说：有什么世纪初的语言疑难杂症，例如女人装束，餐后甜点，尽管放马过来。

还有一些搞不懂的东西，如果网上查不到相关资料，我可以去问身边的同事。他们往往给我解释一番后，我就考虑在中文里面如何表达，有时候会纳闷一下：这个在中文里还真没有对应的。同事就说：这我可帮不上你了。
是的，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也会堵得慌。总统上学前，腐败分子告诉他：去学校学点东西，从你这边耳朵里进去，从嘴巴里出来教给妈妈。总统放学回来说：妈妈，东西是跑我头脑里去了，可是怎么出不来呀？更多时候，不是出不来，而是出来之后七扭八歪，不能见人。英文不能理解我可以问人，中文不好没药医。

我以前有一翻译老师叫古绪满。古老师除了教学外，也是一翻译实践者，曾翻译《牛虻》等著。他上课时，能大段大段给我们背诵中国古典诗文。他说他平时一有空就看中文书，背中文。翻译过程中，他不是一句一句翻而是看完一段，把原文甩到一边，去翻成中文，回头再核对。这样他至少能暂时脱离一下英文的语境。我的做法和古老师有些颠倒，但是本质上我想差不多。我先是一句句翻译，尽量保证忠实。完成之后，将原书丢到一边，再不管英文原文，而是去大改中文。通常情况下，我每天晚上翻译，一个劲往前翻，翻得不顺也不要紧，反正就是往前翻。然后去睡觉。早晨闹钟一闹，我蹭地跳起来，跑到书房，手持钢鞭将“因为”、“所以”、“的”、“地”、“得”一一打死。幸亏中国翻译的稿费是象征性的，我们才有这个奢侈去猛删，删得一早晨下来，一篇文字就如同进中国股市滚了一番一样。要是码字儿能赚钱，我会不会往里头搀点三聚氰胺呢？

万灵节

去年翻译的《万灵节》（All Souls' Day )已经由译林出版。此书曾被德国一家报纸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50本小说之一。这是一本荷兰作家Cees Nooteboom的作品，故事主要发生地是德国首都柏林、西班牙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是一部欧洲的思想小说（novel of ideas)，此书的阅读对象包括：
欧洲文学爱好者；
旅游文学爱好者；
历史爱好者；
小资；
刚刚失恋的人；
摄影师；
录音师；
女博士；
女博士的男朋友；
即将前往德国柏林、或西班牙的留学生；
已经被我的广告折磨得不胜其烦的读者；
...
摘录：
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会把死亡和苦难，变成温和的追忆，叫那已经死去的人，音容笑貌重新出现？
你不相信艺术的不朽。真可笑。写作的人总信这个。他们是不朽的大师。完全相信他们会流芳千古，却不知文字印出来会被发霉，会被虫咬。即便真有什么存留下来了，我们说的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呢？3000年？我们通过今日眼光阐释的作品，和当时写作者的原意有天壤之别…
…你为什么不拿本黑格尔的著作，来换那条鱼呢？
阿诺举起了杯子。“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阿诺说。“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拥有（拥有是他的说法）主要语种的人，不管说的是德语、英语，或是西班牙语，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不幸说着小语种的人，不管一开始多么费劲，总是有义务让全世界其它人听懂自己的话。
(论欧洲语言中的阴性阳性）“你们的词语一跨过莱茵河就变性了。月光一照到斯特拉斯堡，就变成了女性，时间变成了男性，死亡成了女性，阳光变成了阳性。”
荷兰语和德语是远亲，只是分道扬镳了。你们德语本该和我们在一起的，不过却变种了，荷兰人觉得它听起来古怪。有时候声音太大。因为你们这个国家山多，谷也多。这声音带回声的。荷兰的地比较平，什么都在表面上。我们缺乏深度，不过好处是我们更清晰。你们德国人总是在寻找隐密的山洞，黑暗的森林，阴暗的山谷，茂密的山坡，怪不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瓦格纳式的迷雾，...女孩就是个例子。我说的是“女孩”这个词，在德文里，虽说的是女孩，你却得用its这样的代词：’Das Mädchen hat seine Puppe verloren.’女孩把自己的布娃娃丢了。你得承认，这听起来很古怪。好像女孩真是遇到了多大的不幸。在我们的荷兰低地，这种事情就不可能发生。每个人都会看出这一点。荷兰过去被大海覆盖，我们将海水抽干，晾上一阵，然后在上头盖房子，现在你可以从窗外看到一切。我们没有什么可藏匿的，没有迷雾，没有秘密，只是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在我们那里，‘女孩’这个词我们用阴性。你有没有听过翻译成荷兰文的歌德作品？
有知识的人遍地都是，不过很少有人既有知识，又能这么深入浅出讲解出来，且不居高临下，而是让你感觉到你能听懂所有细节 —— 至少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后来，你在脑子里回忆的时候，你发现你其实懂得太少，不过总能记住一星半点。
一个体系设计的时候只需几个人，其余的人得一直受其害。
他的希腊课老师谈到奥德修斯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才有可能问：“我应该走向那一边？”
统一，他们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
现在是西德给他们的梦想埋单，不过是咬牙切齿地给他们埋单。
大部分人只是手气不好，拿了一手坏牌。不过就像人类常做的那样，他们尽力而为：他们遭封锁而自由，受操纵而清醒。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参与这样一个恐怖的误会，一个类似现实世界的误会：一个腐败的乌托邦。等钟摆摆向另外一边的时候，这乌托邦终告结束。不变的只有那痛苦，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得承受另外一半人的自高自大，而他们只不过是拿了一手好牌而已。
一个城市之所以是城市，靠的都是建筑和声音。包括已经逝去的建筑和声音。每个城市都充满声音。
阿瑟说，“我昨夜的酒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呢。要是再喝，今天又废掉了。”（阿诺回答:）“你这一天废掉总比把酒废掉好。"
“是谁的书？”“我的。”“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谁写的？”“啊，你猜猜看？”“我知道作者的名字吗？”“我不知道，不过他知道你的名字。”阿瑟把手伸到报纸下，把书拿出来。是一本圣经。
“欧洲人还没有转换到欧元呢。要是我们说了算的话，永远都不会转到欧元。我们辛辛苦苦一点积蓄都被见钱眼开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给浪费了。更不要说波兰人和捷克人。他们已经在敲门了…”“不过你也得想想，五十年前，你们（德国人）还巴不得把他们占领过来呢！”
"我自己翘辫子前，现在的政府也倒不了。““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喜欢他们。你不是老骂他们‘这伙混蛋’吗？”“是啊，不过也算是我的混蛋。我习惯他们了。"
人总是两个方向都可以跑的，你只要告诉他们去哪个方向便可。
她根本不屑去纠正他。男人无法容忍他人来纠正自己。
原来这位就是和自己睡觉的女子，不，是睡了自己的女子，只是这种事情谁主谁次也看不出来。
这位仁兄看起来活像一根穿着正式西服的胡萝卜。
他感觉好像是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骑着个自行车，从心上人的家门口路过，却又生怕被她看见。
在当初构思出这些话语的城市，当年的奴仆成了主人，却又牢牢陷入另外一种奴役，一种更糟糕的奴役！奴仆们投票选举自己的主人，好去继续做奴仆，他们和主人只有名义上的平等！哪个白痴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来？可是这样的疯狂却在扩张。成百上千万的人甚至为此而死。
人们都陷入了致命而肤浅的无思考状态，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体存在，去看同样的笑话，猜同样的字谜，买同样的书（通常买了不读）。他们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地做这一切，叫人郁闷不已。她认识的所有人都在练瑜珈，去巴厘岛休假，做指压按摩。他们忙忙碌碌参加各种活动，在家根本呆不住。很少有人能够享受独处。
“科学家要不就是计算工具，要不就是神秘主义者，你自己挑好了。"
真有恋爱这回事吗？我们只是听说有人被刺杀，被暗中跟踪，或是妒火中烧时互相开枪射击，可是爱情在哪里？
从前，女王和英雄们才是神话、悲剧的的题材。比如受罚的俄狄浦斯王，复仇的美狄亚，反抗的安提格涅。你们已不再是国王，或者公主。你们的故事对自己或许重要，对他人十分琐碎。不断持续的片段，新闻，肥皂剧。你的的哀痛不会再产生大量的文字，叫他人去潜心研究，直到你被人淡忘。这使你更趋肤浅，更趋短暂，照我们的看法，更有悲剧性。你没有回声。没有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