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的时代

看到艾小柯写的“我们这个时代”，我也照葫芦画瓢写下一写，看看不同年龄段长大的人，如何看时代的变化。

我在家排行最小，但有幸生在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前，混到了世上，不久，开始计划生育了，一开始是鼓励，而不是政策。推行者之一是妇联主任。妇联主任很有趣，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有时候会把安全套给小孩子玩，小孩子用它吹气球。家长看了劝阻，说是干嘛干嘛的，妇联主任也有意思，说这是包雷管、包炸药用的套子，孩子们信以为真。

邓小平、刘少奇还是被打倒的，有天鹅从天上飞过，孩子们就说：雁鹅啊，一样齐啊，打倒刘少奇啊。

唐山地震期间，我们在外用高粱杆搭地震棚，在外头睡了几夜。那时候资讯不发达，也不知道唐山地震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一个姓吴的同学爸爸在唐山，从二楼跳下，捡了一条命。

接着四人帮被打倒，村里搭了戏台唱戏，我们小学数学老师扮演张春桥。

孩子的主要娱乐是下河抓鱼，上树，上山挖映山红，摘毛栗。那时候打猎还没有怎么管制，偶尔还能买到猎人卖的野物。

家家户户墙上都有毛主席语录。

大队发放“实现四化”的指示给各家各户张贴。

计划生育渐渐变成了国策，村干部开始强令推行，不乏使用暴力手段，比如交不出超生罚款的，扒稻，牵猪，都有。

我最后一批上了复式教学的小学一年级。生产队一二三五年级学生在一个教室里，我大叔一个人当老师给所有学生上课，我那时候一年级，四年级没人，我们隔壁是牛栏，这注定了我长大后会变成一个牛人。

复式教学没拼音，未来的牛人没法子，只好在拆掉复式教学后，去正规小学留级一年。啊，那漫长的一年级。

土地联产承包到户，记得全生产队的人一起跑到稻床上分“大集体”的财产，我们家抓阄分到的东西不多，其中包括一只里头有只公鸡的闹钟。我家分了一片很好的山。由于一包三十年，到目前为止，这山还是挂了我的名字的，应该还有我的一份。

公社拆了，改称“乡”，有了“乡长”，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总想起万恶的旧社会，乡长保长。

生产队和大队也拆了，变成了村和庄。生产队、大队领导不服大集体土地被分，领导家的人到私人土地上拔菜苗，拔瓜苗，全生产队陷入公与私的大争吵。当然，那都是当时，现在大家早和好了。

家门口池塘被承包给了私人，钓鱼不行了，但是我偷偷钓过，钓了大半桶，直接就扔院子里。那时候鱼很多，后来就没有了。

化肥过度使用，环境日渐恶劣，家门口的小河断流了。

上二年级我们成了唯一一届使用第二次简化字的学生，大雪的“雪”可以写作“彐”，数学的数是左边是“由”。如果有人想考古这第二次简化字，我倒是还有一些印象。一学期后，第二次简化字就没了。

大约三年级的时候，四处都在搞民兵训练，到处都有射击、打靶的，我们学校附近是一手榴弹训练基地，老听到扔手榴弹爆炸的声音。部分村民被抽调到县里训练。

不久，越战爆发。姨妈家表哥参战，打到了越南境内，我在家听收音机，听人讲参考消息上关于攻打谅山的消息。

四五年级的历史很空白，只记得小学挖了一口井，倒是挖到一般没钱修，就一个大口子在地里仰望苍天。新校长上任前酒后大哭，说要去的学校有个“万人坑”。我的大部分老师都是民办老师，那时候转成公办是一件大事。学校经费很紧张，有一年下大雨，我们正上课，有个老师咚一脚把门揣开，叫我们全出去，因为有件教室倒了。

初中时流行武术。体育课上，老师在操场教我们打醉拳、青年长拳，下雨天他在教室里给我们念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孩子们开始看《霍元甲》。《少林寺》也出来了，我那时候很想习武，跟小伙伴们想了个办法，将日历捆在树上，嘿嘿哈哈地打，一天撕一张，希望一年之后，一掌下去，树就给我们劈断。20多年后，也就是昨天下午，我在院子里收拾，想将一些杂树砍掉，我还气力不减当年，啪，将一小松树连根拔起了。

那时候农村孩子出人头地有两条路，考试、当兵，家家对教育都重视。父亲给我订了好几份报刊，如《中学生学习报》，《英语学习》。《英语学习》其实那时候对一个农村中学学生来说太难了，但是我不知道，以为是我水平太差，所以啃啊啃，看懂一段话后高兴不已。我英语是这么学出来的，有点偶然。

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我们远远地为一块块金牌喝彩。

脑膜炎很流行，很多孩子胸口挂一大蒜。顺便说一句，据说常吃生大蒜可以抵抗猪流感。

参加了中考，那时候要填志愿了。我成绩很好，志愿填错，父亲、姑妈奔走多时，改了过来。

在高中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他们古文都颇好，还有个老师教我们吟诵《归去来兮》。

那时候学费大概是70多，学生要带米到学校搭伙。周末回家，骑个破自行车，后头扛一袋米去上学，经常米袋被车轱辘刮破，一路走一路洒，到学校都快洒差不多了。

高中遇到汪教授，此人是一奇人，练气功，饭票撒一床，没事想校花，高考前人人都瘦，他却越来越胖。

那时候高考入学率很低，但我们学校很好，比如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后来全部考走了。由于学校水平高，一些高干子弟也通过关系来入学，使得这么一个县城高中成了一个很古怪的地方。高干子弟中还包括一个后来被我们称为“国舅”的同学。有几个高干子弟常和本地学生打架，学校很伤脑筋，经常开会，纪律是大问题。

很多女孩看琼瑶，男孩在写朦胧诗，朦胧得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包括北岛、舒婷，甚至还有汪国真。

学校里充满了过剩荷尔蒙的气息，打架的打架、恋爱的恋爱，除了看书学习，大家也不知道干嘛，晕头晕脑的。那时候没有网络。文学青年满地跑，每个班级都有一份油墨印的刊物，人们在上面写诗写文章，有时候还办诗朗诵。会写文章的学生是很酷的，大家都羡慕。

总的来说，八十年代确实还比较有意思，我很想看看《闪开，让我说说八十年代》这本书，老六的描述我一定会感到共鸣。

班上有个成绩很好的女同学自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都很难过、郁闷。

市场化越来越严重，开始有了一些“钢材生”，也就是因为家长的后台，能给学校建设搞到紧缺物资钢材从而入学的学生。我们班也有了很多花高价进来的学生。

英语已经开始走红，一个叫扶忠汉的人很出名，报纸整版整版登他的消息。学校英语老师张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学外语的好处，以至于我们那年的班上，很多学生后来学了外语。入学后，我们那所师大学校的49个学生中，居然一下子有九个桐城人，桐城方言成为我系官方语言之一。

刚进高三那年正闹六十四，我们收听美国之音新闻。

进大学后，我们成了第一批被军训的学生，第一次射击，打了五发子弹，三十九环。大一那年还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每个星期三下午都有。

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一个来自美国伊利诺州的外教，他教我们打棒球，结果把一个同学的眼睛打肿，远看像熊猫，近看像乌鸡。

安徽发生大洪水，不久，战胜了洪水，英模报告团来学校做报告。

由于在外语系，男生少，女生多，可是外语系女生也不稀罕外语系男生，肥水流到了外人田，尤以体育系为甚，外语系男生义愤填膺，可是又打不过体育系的，只好以泪洗面，或寄情围棋、吉他、朱光潜《谈美》以及叔本华的哲学等。

学校那时候还有不少好老师，如张春江、刘珠环、衡孝军、蒋道超、仝晓红。师大的老师教书都很厉害，比一些名校的老师强。有个老教授是板门店谈判翻译，成天跟我们讲各样的掌故，甚至讲这些掌故超过了正题。我记得他创造了一个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能打破的记录，用了一个学期时间，只讲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的一幕。因为他每讲一个字话题就发散得收不回来了，我恐怕也受其影响不小。

那时候学校外语系只有英语、俄语二专业。我和俄语系的几个哥们关系很好，称兄道弟，见面就是“哈啦绍”，分手就是“打死鬼Daniel”。俄语系有很多新疆学生。毕业后，有很多去了独联体国家跑生意，发了。

城里突然来了很多俄罗斯老毛子。

来中国留学的学生也多了，一伙日本人，中国话说不利索，跑学校附近一地方照相，被当成民工，照相的小贩狠狠地教训他们。

后来埃及人来了，好像还是埃及高干子弟，很流氓，见到中国女孩就问：“你知道金字塔吗？我可以带你去。”有个埃及人闹得不像话，喝醉酒了用刀子架日本人脖子上要他们跳迪斯科，又跑美国人房间里呕吐，学校将他开除。

那时候外国人还少，稀罕物，所以统统都是外宾，遇到什么菊花文化节或当地其它重要活动，都要将其请过去撑门面。

那些年广东经济发达，我们系有了个三水班。

后来海南建省了，系里多了个海南班。

很多人在准备考研，热门专业是国际政治、外交，双学位很流行，也有不少学生考上了法律、外贸类双学位。

后去南京读研。那时候有了浦口校区，给一本科班代课，很早很早就得起来赶去浦口的班车，所以我一般用两个闹钟把自己弄醒。晚上没什么事，主要是写日记，后来都一把火烧了。周末看五块钱三场的电影。后来经常打牌，在过道一喊：一缺三，人很快就齐了。

开始翻译一本传记，开始使用机房的电脑，第一次发电子邮件。

97毕业，去了深圳。人们扛着麻袋装身份证买深发展的日子已经过去，我来晚了。那时候深圳还需要用边防证才能进去。那时候深圳还挺好的，感觉挺自在。我在深圳遇到了刚去那里工作的腐败分子，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嘱咐我多照顾照顾她，结果我将她照顾到家了。

香港回归了，在深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在深圳一民营企业呆了两年，故事很多，我特别怀念那些天南海北来的同事，大家在一起相处得挺好的。觉得他们比外企那些过度职业化而显得乏味、做作的员工有趣多了。企业每年组织旅游，去肇庆、韶光。岭南是中国一片特殊的地方，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韵味。

99年去了上海，那段时间房价还便宜，郊区的一些地方，不过三四千一平方，地铁只有两条线。

进新单位后不久，网络股高涨，员工纷纷辞职，去开各样dot.com. 每天都收到管理顾问们用煽情的言语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舍，但终于还是要离开的邮件了。

管理咨询那时候特别受欢迎，他们把很多新概念和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带入中国。好多企业刚刚改制，急需要专家来帮他们找一找北。

我不大喜欢管理顾问的装腔作势，和他们只顾初一不顾十五的做事风格。一管理顾问给银行顾问，为提高效率，建议人家裁员，“分流”。银行说社会问题怎么办？一管理顾问说：你得决定是要做社会主义者，还是做银行家。他们帮一些操蛋保险公司设计了很多跟国外模仿的险种，后来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中国社会的改制，有很多是这些国内外的专家背后策划的，可是当这些改制失败的时候，人们往往想不到背后的那些推手。

几个月后，跳槽去了一培训公司，很喜欢这里的环境，从此开始了教育和培训的生涯。后来产生了兴趣，就开始去学教育。

再以后的遭遇，好像都写博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