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英文里说婚姻不是一个词，而是一句宣判（Marriage is not a word, it is a sentence).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妻徒刑”。“服刑”十周年之后，和被判“有夫徒刑”的腐败分子一起，从现实生活中暂时假释，一起去吃饭，去Red Lobster吃饭。

然后，我们决定大赦天下，将小孩交给外公带，允许他们晚上自己玩。费思问：

你们不在，我们可不可以疯玩？ （ Can I be crazy when you guys are away?）

我准奏。

费思于是说她要把弟弟的头发变成刺猬头。

我于是修正了我的说法，说： 可以玩，但是不要疯 。 (You can have fun without being crazy.)

费思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来：太复杂了，我没法听（That’s too complicated to listen to.）

结果听说他们也没疯，在家看《马达加斯加》卡通看睡着了。小孩子就这样，家长管着的时候就千方百计想疯，真正没人管了，疯着疯着也就没劲了。婚姻也有点相似，你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侯想象外头的自由，可是真自由着，日子久了也没劲。

我们在电影院看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是一个浪漫爱情片，构思奇妙，情节曲折，最后度尽劫波情犹在，大团圆结局，虽然太戏剧化了，倒是部颇适合结婚十周年纪念看的影片 。

看完电影，坐在空荡荡的商场Food Court中间的座位上，追忆十年的生活来。十年我们搬了五个地方，挺折腾。只是任何艰苦的经历，回过头去看，总归是一种美好。

十年了变的主要是心境。人年轻的时候，跟女方说“我爱你”, 说不定是为了勾引对方上床，听着人心里没底。婚姻十年后，再说“我爱你”, 语气再平淡，也是真心实意，听着心里踏实。可是这等肉麻话语，终归无法开口，于是牵着手，离开了巨大的Shopping Mall, 走向停车场的车子，在料峭春寒中，驶向十年风雨之后温暖的家。

人性与项目管理

去年我帮《开放教育研究》采访了一次教育技术领域的元老之一Alexander Romiszowski, 说到了“人性”对教育技术项目的影响。Romiszowski常年给各国际组织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部做事，对这个话题有很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什么项目的成败，不是受人性弱点的支配呢？Romi在下文中的论述，或许大家都会似曾相识：

南桥：在您发表于《教育技术》期刊的一篇文章当中，您列出了远程学习成败和优劣，你写道“人性的乖谬”（Quirks of human nature）会影响到远程学习的成败，可否详述？

Romiszowski: 这个词语当初出现在我的一篇论述教育革新成败的论文中，是我总结了一个预测、规避失败的模型之后提出来的。该论文最初出现于1981年出版的《教育系统的设计》，为此书第一章。这本书严格使用系统论为理论基础，以系统思维、系统方法为依据。关于“人性乖谬”出现的那一段我指出，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必要，但不 “充分”。其原因如下：对任何系统的分析，我们都带着一些假设，包括对项目目标和预期的假设。这些目标和预期往往是 “高层客户” （亦即签约开展这些项目的机构）提出来的，但是它未必就是真正的目标。另外，我们还假设这些目标能够被管理团队（客户组织中与教育技术工作者对应的部门）转化为具体指标和行动方案，而不是“无意”或者“有意”偏离“高层客户”的愿景。我们不妨就拿我自己参与过的一些远程学习项目为例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和广义上的组织、宏观经济和政治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通常都没有人说出来，也没有明确界定，事实上，这些问题客户或许故意瞒着不跟设计者说。我这里想到了一个国家，其规模和人口都在世界前十名。这个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对远程教育视而不见。它最终意识到了远程教育的存在，并认为它的存在对“全国教育系统十分重要”。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还制定新法律，在教育部下设立一个秘书处，专门负责“推广、激励、促进、管理”远程教育。
结果呢？在后来的多年之内，该秘书处非但没有促进、实施远程教育，反而增添麻烦，设置关卡。远程学习专家十年后才发现，这些人并非不称职，并非水平低，并非对付不了创新中的教育和技术问题，而是他们有自己的“潜在目标”（hidden agenda），而且他们一直在忙于实现这些“潜在目标”。有很多大型私有大学和中学的负责人担心远程教育的扩展，会减少传统课程的学员，最终会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亦即各自的腰包，因此他们游说该秘书处。该秘书处对待远程教育的消极态度，就是在响应这种游说。
因此，教育部该秘书处桌面上说是要鼓励、促进远程教育的角色，暗下的角色定位恰恰相反。热心的教育者和技术“大师”们 花了好大精力“引导、教育”教育部这些官员，结果好久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原来都是白费时间、精力。
第二个例子来自一个比较贫穷的发展中 国家。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它可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希望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上，通过网络学习，实现“大跃进”。不巧的是，在项目开始的时候，该国的互联网几乎只有首都可以连上，而且还是窄带。所以这个国际资助的项目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技术基础设施，以及“砖和水泥”的教室设施。但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我们继续开展课程重新规划设计和一些教育开发工作。
到了项目第二、第三年（项目一共五年期 ），宽带网络进入了所有主要城镇，而且公共上网设施也比较齐备了，供应者既包括私营的“网吧”，也有公有的“电化中心”(telecenter)，该国家国立电信公司的每个区域分公司都设立有这种“电化中心”。但是，教育部举办的这个全国性远程学习项目是要建立、装备自己的一流电化教育网络，用于该国的高等教育学府（以及一些中学）。可是，到了第三年，这些教育部自己的电化中心还是一个都无法运营。
这时候，我们面临的是日渐增长的教育需求，课程也已经规划完毕，已经局部设计完成，而且公立的、私营的上网场所也存在。项目的国际顾问建议，可以每周租用这些上网场所几个小时，或者由一个公用设施单位租借给另外一个使用，况且这些设施分布在潜在学员所分布的那些地方。照说，在等候教育部设施到位之前，能教一些东西给大家，应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这些建议全都无人理睬。国际顾问准备的报告(其中提出了这些建议)，甚至被扣押在项目的直接管理方哪里，根本都没有交给“高层客户。”
国际顾问深感困惑。大家在教育设计上投资巨大，却不见有人想着去做点实事，寻求一些投资回报，他们一无进展，二无兴趣。出于愤懑，该顾问离开了该项目。后来他仍通过自己的同事、熟人，继续跟踪该项目进展。后来他才意识到，项目中层管理者根本不在乎课程能否实施，根本不管能否给学习者提供急需的教育机遇。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考虑是此人想建设一批“砖和水泥”式的建筑物，好去参观、照相，作为职业晋升的“王牌”，和政治竞选中的资本。随着时间推移，转眼就到了项目第五亦即最后一年，教育部管辖下的电化中心基础设施只完成了20%，没有一个学生学习到远程教育课程。
这些例子说明了高层的“人性乖谬”，这是技术系统的分析分析不出来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项目经理、项目协调员的基层“人性乖谬”，这些也是暗下存在，无法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分析出来的，例如如下这些倾向：

“本地出品综合症”（ “not-invented-here syndrome”）：如果一项创新不是出自本地，哪怕其技术上十分可靠，也不会被使用，因为这不是当事人自己想出来的；

“人有我有综合症”（“keeping-up-with-the-neighbors” syndrome）：因为与之竞争的机构有某个具体的技术创新，于是跟着效仿，或者因为风潮而跟进，比如他们会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教育门户网，所以我们也必须有。”

“坑人添乱综合症”（ the “grind-the-bastards-down syndrome”）：当事人的决策就是为了给组织中某个人，某个部门添乱，添烦，决策的依据与项目毫无关系。

“推倒重来综合症”（ “baby-and-bathwater syndrome”）：这种状况美国教育家杜威曾经在二十年代描述过，他表示这个现象在教育系统中极为常见。一个新的管理者上任后，遇到一个组织中不合理的地方，便会完全推到重来，将好的东西也跟坏的一切丢掉，解决了一个问题，却会创造更多新的问题。

这些“人性乖谬”使得项目管理变得复杂，而且难以预测。另外，规避项目失败风险，光靠系统（甚至生态性）的程序还是不够的。我过去曾经在一大型绩效和生产力改进、管理咨询组织做事，记得当时那些有经验的顾问不断给新人提出的一个说法是：“成功的项目是20%的技术，80%的战术。”也就是说，学生在商学院教室（或者我们雪城大学教育设计、开发与评估系教室）学到的技术项目的管理程序，对项目成功的作用，反倒不如我们在工作当中，或者说“社会大学”学到的人员管理技巧。

我在荷兰特温特大学的同事约瑟夫·卡瑟尔斯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对教育开发的这个方面进行了正式、系统的分析。他的论文中体现了“系统、生态”的双重方法，还有他所称的“关系”(relational)方法。他认为这些对任何教育、培训项目的成功都很重要。可是，从系统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个不怎么完善、甚至很平庸的项目，如果实施得好，在“关系”方面做得好，这样的项目还能救得过来。与之相反，不管规划得多么系统，多么高质量，如果在人员管理上失败，在事实上失败，那么项目也会失败。关于人性在教育项目中的作用，参见约瑟夫·卡瑟尔斯和特耶特·佩洛普（卡瑟尔斯的博士导师）合写的有关章节，这个章节刊载于我所编写的《教育开发思想》(Dills & Romiszowski, 1997). 对了，顺便说一句，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人性乖谬”这个话题，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博客：
http://www.psychologicalscience.org/onlyhuman/

摘自《教育技术领域的内涵、外延及其探究方法》，全文请见（《开放教育研究》2008年12月，14卷6期）

大师鉴别指南

“国学大师”文怀沙被学者李辉戳穿年龄、经历造假，引起了舆论的密集关注。又有一个大师倒掉了。据说文老在搜集证据，准备答复。其实不答复也罢，越描越黑。我看了一些网络报道，发觉和文老自己的信口开河相比，李辉说得还算客气的。

李辉指出的问题，是文老自己亲口在不同演说、采访中说的，比如他爱好美女，他风流。不过，一般人顾及脸面，不敢说这些问题而已。可能是文老觉得自己都这一把年纪了，又是“大师”了，所以可以天马行空了，怎么胡扯都有人欣赏。这叫为老不尊。

大师经历中的好多疑点，其实是他自己抖落出来的，比如年龄，一会儿说1910，一会儿说1920，一会儿说1930，故意说每年减去十岁，越活越年轻。一番“佯狂”，是要留一后路，以免他日被人质疑。很多地方的报道中还说，文老一字万金，但是他轻易不题字。 是的，我也会一魔术，若表演，大卫科波菲尔也甘拜下风，可是我轻易不示人。

对李辉的说法给出最有力佐证的，是他的同龄人舒芜。别人不知道《屈原集》是怎么回事，舒芜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有朝一日汪教授被人封为大师了，我也一定会跳出来捣乱（除非他将欠我的50万如约归还，再者就是他来灭口，可是后者并不容易，一来这是法制社会，二来我天天锻炼身体好，他没灭我，我就已经将他烧成火鸟了。）可见要想做大师，为稳妥起见，得活得久一点，等同时代人都死光了最好。更稳妥的办法是自己死了之后，让后世追思自己为大师。人还活着，周围还有很多人活着，就要做大师，这是很不吉利的，就好比是魏忠贤在给自己造生祠。

一个屈原研究者的跌倒是一件很反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屈原是何等的清高和孤傲。而他的这位研究者却在年迈的时候跌倒在“大师”的浊名之下。如果说胡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就是一通缉令的话，“国学大师”的名号就是一黑名单，谁上了谁倒霉。 其实舒芜当年在“胡风案”中的做法，也一直颇有争议。但舒芜不回避这个问题，不回避这样的反省，也吸取了历史教训，不再往大师堆里钻，甚至连“红学家”的头衔也一推干净，反倒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这就是进步，是人老了之后获得的智慧。

这些年从医学到国学，大师一茬茬出现，又一茬茬倒塌，那么我们如何识别“大师”，以免再次受骗上当呢？我发觉真正的大师个个不同，假大师倒都还挺像的：他们什么都懂；他们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注意外在形象；他们喜欢讲你想说却一直不敢说的；他们与公众交流时不喜欢被人挑战，因为他们心里很虚；他们头衔很多，但是一些挂名的协会或许只有他一个成员；他们喜欢和领导人或者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拉上关系，真假难辨且无从查考；他们说话避实就虚，话题极具跳跃性，因为不敢往深处挖，否则容易暴露。最后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忽悠忽悠着，就把原形现出来了。其实文老如果安安心心颐养天年，与人交流，其真实的学识还能赢得尊敬，一提大师就完了。可是这年头，下至黄发小儿，上至八十老汉，都要跑出来抛头露面，争夺眼球，在穿帮之前，捞一把就歇，太浮躁了啊。

科技以懒人为本

伍迪·艾伦的一部片子中，伍迪扮演的Jack家淋浴器去开的时候没水出来，去打开洗脸池的水龙头的时候，浴缸水出来了，再去按按钮冲马桶的时候，淋浴的莲蓬头出水了。整个一指东打西。上次我和Longman去老师家，居然淋浴器无法使用。就那么几个控制的地方，转也不出水，拉也不出水，拧也不出水。Longman是教授、博士，我想总归比我聪明一些吧，让我高兴的是，他也打不开。夜深了，也不好吵醒主人，只好不洗澡了。不过，人生最悲惨的事不是放不了水洗不成澡，而是不小心打开了被烫伤。

看过《日常事物的设计》一书后，遇到这种问题，我从来不自责。按照书上的道理，我总是对的，厂家的设计总有错的。如需进一步了解这种歪理邪说，参见这一篇关于睡觉和床的科普文章。这几天在安装一套录像监控系统，发觉这个说明书也够呛。总之我按照它的指示拆来装去，后来反正是给折腾出来了，只是到现在为止，我并不知道多出来的两颗螺丝钉是从哪里来的。

以前我们看产品，大家看的是功能、性能，现在，都讲究个设计、用户体验了。这在手机大战中体现得最明显，从黑莓到iphone再到微软的Windows Mobile，现在大家争的是设计。设计得越来越白痴。年轻学生中有个说法：看说明书才能用的产品，我是不会用的。

我 发觉老师更是这样。去年有个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说有些课程是大课，无法知道学生出勤情况，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设计了一个点名的手机软件。用起来特别简 单：老师设置一个考勤时间，设置一个密码，上课的时候公布密码，学生用手机输入密码，输对了，他的名字就从“不在场”的名单里自动清除。我下午给一个老师 讲述这个用法，这位老师说：怎么这么复杂？能不能借助手机的GPS功能，自动感知学生是否在场呢？

怪不得爱迪生这么说呢：需要是发明之父，懒惰是发明之母。

从央视废墟到空中菜园

央视附楼着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央墟”。这个废墟如何处理，现在成了一个很惹人关注的话题。王晓峰建议养鸽子，或是变成遗址，等等

我想起了奥运会前夕我写的一文章“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人”来，文中写道：“哥伦比亚大学环境科学和微生物教授Dickson Despommier博士建议，解决气候变暖，一个治本的办法是开展skyfarming（摩天大楼农业）。他设想建立30层高的摩天大楼，里头种菜种水果。…我在想，假如北京的三环内搞这么一批三四十层的绿色摩天大楼来，里头蔬菜水果一应俱全，一层楼办公一层楼种菜，那么多好。甚至直接来个生物圈3号，4号，可以在北京市区直接养奥运特供猪，解决猪肉紧张问题。很多客人来是要吃北京烤鸭的，所以每户居民都在自家阳台上养鸭。大家要把奥运会办得呱呱叫。”

可惜我的远见卓识被人视作玩笑，无人喝彩。怀才不遇的我只好继续写博客消遣了。

现在央视的附楼烧了，农民工回乡没事干，返城又找不到工作，我想旧话重提，说说这个摩天大楼农业。Despommier提出的 skyfarming, 一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创意。当初有人提出这个想法，是因为美国的农业由于历史布局关系，并不像中国那样大部分是就近供应的结构，而是纽约人吃加州橙子，加州人吃纽约苹果，南菜北调，西粮东运，这么运输来运输去，人们一餐饭十块钱，里面四五块都是汽油钱。

油价下跌之后，人们对此兴趣有所降低。另外人们或许也担心，搞一个摩天大楼农场起来，又能生产多少食物呢？因此，很多人在创意，在设计，但是真正落实的我还没有听说过。但是这个想法从来就没有断过，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Google Image去搜索vertical farming, 或者skyfarming, 一定会找到大量效果图。北美地广人稀，其实并不缺少土地，以至于我们这个小镇上四层楼就是摩天大厦了，尚且在打天空农业这个主意，我想这个思路对土地紧张的中国，意义更大了。

今天又看到加拿大多伦多规划的一个“天空农场”（sky farm）,也和纽约的规划是一回事。文中说，多伦多的剧院区在规划一天空农场，规划58层，总建筑面积270万平方英尺。让我吃惊的是，这一农场如果完工，可以养活三万五千人，生产诸如扁豆、黄豆、菠菜、胡萝卜、莴苣等蔬菜。

我想央视附楼着火后，黑糊糊竖在大裤衩前，收也不是，放也不是，重新改造为办公用楼或者酒店都难。不知有无可能变成一个空中菜园，在里面种植蔬菜，一来解决一部分人的蔬菜问题，二来也在北京的商业中心造这么一个巨大的绿肺，改良环境，三来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和“农民工”相对，形成一个“城镇农”的新群落，四来也可以让央视员工没事来歇歇，种种菜（简称歇菜），五来可以借此有效处理城市废水等不便安置的东西。这个建议如果失败了，反正这也是废墟，又能损失到哪里去？假如赢了，人们会感谢央视给土地紧张的中国烧出了一个新思路来。

规划的多伦多天空农场

室内农业将不受旱涝灾害的严重影响

室内农业会给首都增添一道新景观

再不济墙上种草也是个好办法（Living Walls)

小学生的“情人节”

费思学校老师通知让小孩子每人准备22张情人节卡，互送同学。昨日我连夜去购买，在沃尔玛遇见另外一个中国家长，告诉我该买什么样的卡片和糖果。她说她儿子上五年级，年年到这时候都要买这卡片，以备孩子们的情人节Party之用。“到了初中就不用了。”

为什么学校让小孩子过这种节日呢？这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家很不习惯。但是这个文化差异，不过是翻译的一字之差。

在英文当中，2月14日的“情人节”是“Valentine’s Day”，直译为“瓦伦丁节”。这中间并看不出“情人”二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小学里过一个Valentine’s Day在英文的语境里才不显得那么荒谬。

据维基百科的解释，瓦伦丁是一圣徒，天主教历史上曾有多个“圣瓦伦丁”。2月14号纪念的瓦伦丁到底是哪一个已不可考。一说圣瓦伦丁被罗马皇帝抓获，皇帝试图劝他放弃基督信仰改信罗马人的宗教，瓦伦丁反而劝皇帝皈依基督教，后被皇帝所杀。又一说罗马皇帝为壮大军队，鼓励年轻人独身，但圣瓦伦丁私下给年轻男女举办婚礼，因此被抓，在监狱中爱上了典狱长的女儿，并行神迹，让这位瞎眼的女子复明。瓦伦丁与其鸿雁往来，直至最后被处决。看来伟大的爱情都以悲剧告终，如黛玉丧命宝玉出家，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罗密欧、朱丽叶殉情。

“瓦伦丁节”第一次翻译中文的时候，不知为何成了“情人节”。两个说法内涵上大同，但是使用上有差异。这一天也是美国小学生的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孩子们护送卡片、糖果，表示大家互相关爱。准确地说，这不过是小孩子找个乐子吃巧克力罢了。

情浓于血

在中国领养儿童的父母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群落。2007年春节，我还去参加了这些家庭的聚会，在西弗吉尼亚那个小小的地方，来参加的家庭居然有七十余家，让人瞠目结舌。他们组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小组（ support group），经常交流邮件。春节这种中国节日的时候，这些美国父母就带小孩一起聚会，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中国传统。他们还都说等孩子长大以后，带他们回去“寻根”。这就是生活的讽刺：中国来美国的人要“融入”，从中国领养走的要“寻根”。

我还记得一对夫妇，让领养的福利院写信介绍孩子当时的情况，比如从哪里捡的，某某火车站，他们让我将信翻译成英文，然后说给我钱，我说这个我不要。作为一个旁观的中国人，目睹这些家长在等待领养过程中经受的等待、折腾，然后对孩子的百般宠爱，真是十分感动。有些家长还特意挑有疾病的孩子，带回来治疗好。在他们看来，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之一，就是改变另外一个人的一生。

中美两国的领养父母都一样有爱心，但对待领养子女的方式十分不同。美国父母从小就告诉孩子他们被领养的事实。用圣经上的话来说，这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美国家长领养中国儿童，这个肤色各方面的差异，无法回避。但是即便在同一种族的领养父母和被领养儿童之间，他们也是这个做法。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一朋友Terry一家，领养了三个美国小孩，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领养的。有个小孩甚至问：费思是什么时候被领养的？在我看来，这些孩子丝毫不觉得受压迫受歧视，大部分生活得很阳光。我看有些还有些被惯坏了的样子。

但是中国领养的儿童，一般家长从小不告诉孩子，寄希望于孩子长大以后，懂事了再告诉他们，有些是怕孩子知道了不亲，或是怕孩子自尊心受损，在学校或是在外，心理受伤害。一样的爱心，两样的做法。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呵护会走火。有一对中国夫妇领养的孩子长大后，通过他人，得知自己原来是领养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对领养父母反目成仇。

这是个案，是不是其他情况下也是这样？不得而知。我想这得看父母会不会谨慎处理了。家庭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生态环境，环环相扣，你按照一个方法行事久了，突然改变过来，也有可能让人无所适从，孩子半大不大的时候来说，对孩子伤害可能更大。要是问题那么简单，那么世界上哪里会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一个大体原则，是一些“艰难的事实”，再难开口，也还是自家人说出来好，让孩子从其他渠道“发现”了，会破坏关系。

一代一代地下去，随着交往与交流的频繁，我们会看到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方式。这时候，过去好多传统观念都会重新洗牌，尤其在我们70后这一代。前不久陈志武教授的“养儿防老不道德”一文引起轩然大波，但是类似的争议，才刚刚开始。当然，传统并没有变，不过社会变了。

童谣

译林的编辑韩老师来信，质疑我的一段译文。这段译文出现在《布鲁克林一棵树》中，描述小孩在一起玩耍，边耍边唱儿歌，或者对歌的情形，有一边玩边唱的儿歌是这样的：

Mother, Mother, I am sick.
Send for the doctor,
Quick, quick, quick!
Doctor, Doctor, shall I die?
Yes, my darling,
By and by.
How many coaches shall I have?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oo.

我又看了一遍我原来的译文，发觉确实有些不顺，意思上也不能衔接。但是问美国人，说这是很早时候布鲁克林那一带传播的一个游戏。时移世易，而且地理位置不同，他们也没有听说过，网络上更是没有。不过，小孩玩的游戏，很多时候就是比较无厘头，比如我女儿跟我玩一个游戏：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Berlin。她又问：天是什么颜色（what’s the color of sky?）我老老实实地回答：blue。她又问：“下”的反义词是什么？(What is the opposite of “down”?) 我回答：up. 她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你刚说你自己炸了？ Why did you say “Berlin blew (blue) up”? 小孩的游戏，就是比较silly, 但是也有的比较好玩。至于儿歌，有的有很古老的来历，如Humpty dumpty has a fall就说的是英国大革命期间一个名叫humpty dumpty的大炮倒塌的故事。Ring around the roses, pocket full of posies.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这时候一起牵手的小孩一起倒地）. 说的是欧洲黑死病期间人像倒桩头一样一个个栽倒，不知为什么这么忧郁的故事成了儿童最喜爱的童谣兼游戏。

找医生这个游戏应该是小孩三个三个一起（扮妈妈、小孩、医生）玩的。小孩玩的时候说话尽量押韵，比如sick如quick, 这我在女儿的一些游戏中也观察到，但是押韵押得好不好，也没个准，比如后面两句就没有发挥好。为了做到一定程度的形似，我想用打油体对照着翻比较好。

Mother, Mother, I am sick.
Send for the doctor
Quick, quick, quick!

这里是小女孩说给妈妈听的，sick和quick押韵，可按动态对应原则，译成：

“妈妈妈妈我病了（“了”重读），
快快去把大夫找。”

接下来小女孩说：Doctor, Doctor, shall I die?

说到这里的时候，医生来了，小女孩问医生她会不会死？“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

医生用了一句有些哲理也颇幽默的说法： Yes, my darling, by and by.

意思是：是的，人迟早都会死的。所以我译为：姑娘且听老夫言，黄泉路上无后先。美国人说起死亡来，没有中国文化中那种忌讳，说人死就好象要诅咒人死。再者，医生跟小孩说： Yes (we are all going to die), by and by. 这里的by and by英英词典里的解释为：at some eventual time in the future（未来的某个时候）；an indefinite time in the future(未来不确定某个时候)。这样说来，倒是有些宽慰了，人固有一死呢。

这时候小女孩没有听懂医生的玩笑，以为自己真是很快就要死了，便问会有送葬马车会有几辆：

How many coacher shall I have?
送葬马车有几辆？

医生将错就错笑答曰：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family, too.
你和你家都够了。

别看这话说来好像残酷，其实对一个儿童的心灵来说，还是有些宽慰作用的。孩子知道自己最后，是和家人一起（来送葬也好，一起走也好），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对小孩来说，和家人分开，有时候是比死还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样来看，这段儿童游戏就像个黑色幽默的短剧，打趣中透出一点悲凉。而此段出现的那个章节，就是描写儿童游戏、游乡串户的民间艺人在布鲁克林街头的场景，欢快与悲凉交织，让人笑中带泪。这段儿歌正符合这样的整体氛围。整个游戏中的对话，如果标出人物可能更清楚些：

女孩：“妈妈妈妈我病着，
快快去把大夫找。”

女孩：“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医生：“姑娘且听老夫言，
黄泉路上无后先。”

女孩：“送葬马车有几辆？”

医生：“人人皆有全家齐。”

可是这样有点多余，可能基本保持原状比较好，所以最终是这样：

妈妈妈妈我病了，
快快去把大夫找。
大夫大夫我来问，
这回是否要送命？
姑娘且听老夫言，
黄泉路上无后先。
送葬马车有几辆？
人人皆有全家齐。

山寨机石榴机

现在的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超现实，比如iphone, 可以用来当乐器弹奏，下载一些应用软件，你还可以用它来识别音乐。Google能造就一批知道分子， 这个能耐，iphone也有，也可以。

还有一种手机比苹果的手机还厉害，这叫石榴机(pomegranate phone)。该手机不但能当手机接听电话、当浏览器上网、当GPS找路，当MP3播放器放音乐，当口琴吹奏乐曲，还可以用来当投影仪播放投影，可以用来刮胡子。更妙的是，它可以用来煮咖啡！这石榴机这几天刮起了一阵全球旋风，昨天听到了NPR的介绍。据说Steve Jobs看到这个介绍后，长叹一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石榴。然后他黯然宣布退休。

这个完美的多功能手机，其实并不存在，而是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一次旅游广告。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将所有功能整合进一个手机，但是你可以在同样一个地方找到各样的生活，这就是新斯科舍省。”这就是经济危机当中，这个省的一项旅游促销活动。

这简直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营销活动，大胆、新鲜、美观，且符合患上了“新新工具饥渴症”的现代人的审美习惯。“石榴手机”之后的新斯科舍省的相关介绍也制作得十分精美。新斯科舍这地方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根本不知道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石榴手机的广告虽然让一些“手机发烧友”慕名而来后大呼上当，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对该广告十分喜欢。石榴手机网站的访问者来自193个国家。 在“新斯科舍生活”网站上，创意人员毫不讳言这是一次争夺注意力的尝试：

“这次广告是让人用一种新的、正面的方式，思考新斯科舍 、讨论新斯科舍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如今鱼龙混杂，我们想吸引人的注意力很难，但是‘石榴手机’的创意吸引了全世界工具发烧友的注意。”（“The campaign was launched to get people thinking and talking about Nova Scotia in a new and positive way. So how do we do that?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hard to stand out from the clutter these days and get people's attention. But the Pomegranate Phone caught the eye of thousands of gadget-hungry people worldwide.”）

这创意中很宝贵的一点，是让人用正面的方式去谈论促销的对象。我们的一些商家现在做法相反，比如脑白金之类广告。我出国多年后，想到 还是恶心不已。这些商家采用的就是宁可让你厌恶，不能让你忘记的流氓营销策略。听说恒源祥广告也一样，将12生肖屡屡重复，洗脑一般对你轰炸。

另外，石榴手机几乎成了一个隐喻，让人不得不去想缺乏创新的“山寨手机”。韩浩月说得很透彻：“在有不少人为山寨品辩护，认为它们的存在，拉低了高端品牌的价格，更被赋予了反对暴利、对抗强权和主流的文化含义。但无论怎么美化山寨产品，都遮掩不了其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且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的真实面目。”在营销上，新斯科舍省的旅游部门的创新和创意让人耳目一新。

营销和广告本可是最富创意的活动，但愿越来越多的创意人员，选择远离拙劣模仿的山寨，远离流氓式疲劳轰炸的促销手段，把创意用在点子上，而不是把点子用在如何当营销流氓上。

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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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小镇遭受龙卷风袭击，损失惨重，好几个朋友关心地来信问我们的平安，我们没事，但是方圆十里，多家房屋被刮倒，最近的一处离我们一个街区，还有我常去散步的Mitch公园附近，也有多家房屋被掀掉。我们家这里下了冰雹，乒乓球大，气象员说有的地方比网球还大。

费思所在学校正好就在龙卷风的路上，学校老师真是不错，警报拉响的时候，孩子们全部被召集到真正铜墙铁壁的safety room里。老师说外面飞沙走石，有闪电劈到操场上，把秋千架附近石子打得漫天飞。电也停了，孩子们很害怕，老师就用电筒，跟他们讲故事，看录像。再后来 应急供电的空调也停了，屋子里人多很热，老师就教小孩子折小纸扇子，直到警报彻底解除。

中小学都有龙卷风的应急措施，龙卷风刮来的时候，孩子们都撤退到安全室，家长等警报解除了才能来接，所以这时候一家人不管散在什么地方，要就地寻找掩护。你要是冒着风雨去救人，结果就是添乱。

警报拉响后，学校立即通过邮件、短信、网站告知各楼掩藏的地方，我们楼是在图书馆的流通部后，还有楼梯间。我在流通部后看电视。这里的龙卷风预报精 确到每一条街。今天的龙卷风有四个，一个接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有两个龙卷风相互碰撞，撞出几个洞来，自己将自己做了。由于预报准确、频繁，十年前这里 有一次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龙卷风，风大得将树叶树枝扯得一干二净，几千间房屋倒塌，只死亡四十来人。

我打电话给腐败分子，说家里停电了。一停电，说明电视也看不了，用电的那些收音机也没有了。腐败分子用车上的收音机听。但是报这种天气预报专业术语 很多，语速又快，光是听没有电视看，我也不知能否听懂，我于是说托福听力的办法听管用，一听到Edmond, Oklahoma City, tornado这些关键词，赶紧就闪啊。

都怪我。昨天写的博客中，我问了一句：这吹的是啥风呢？

当低俗被折腾

这几天，连续收到豆瓣删除小组、文章的通告。豆瓣的难处我理解，但我们这些个人博客能低俗到哪里去呢？也太抬举了。看了几遍我被删的文章，也看不出哪里低俗哪里不和谐了，比如有一篇是一书评，写的是纽约时报语言专栏作家萨福，我还觉得挺高雅的呢，这吹的是啥风呢？把人家新一代的风纪警察吓成疯鸡，什么都删了。

中国过去的很多政治运动，往往是一个还有些好意的初衷，渐渐扩大化，搞到最后人人自危，家家鸡犬不宁。因此，在论改革开

放三十年经验的时候，胡提出了“不折腾”的主张，受到了各界的肯定。可是折腾不折腾似乎由不得他了。

现在的反低俗运动，出发点也是好的，一些门户网站的擦边球色情内容，早该灭丫的了。可是到现在，已经是扩大化了。就比如我吧，过去写东西不是没有低俗过。唉，好好的，没人来修理。现在想高雅点，清高点，都开始说主谓一致了，却被人盯上了。

咱们打文明礼貌仗。美人赠我“低俗”兮，回她什么？“莫折腾”。

主谓一致的一天

周末去了一趟印第安纳，和Longman一起看望当年的外教Barbara. Barbara 所在的是个小镇，离Indianapolis一个小时左右。镇上有一印刷厂，美国版的《哈利·波特》就是在这里印刷的。这里还出了一个名人，亦即小说 《宾虚》（Ben-Hur）的作者路易·华莱士。华莱士就是在这个中西部的小镇上写出了此书。可惜周末，故居关门了。

镇上有一所迷你大学，是全美仅有的两所男校之一，学生900多人，不过转了一圈过来，发觉学校的教学楼和兄弟会的那些房子都很好，只是再好，一个女生都没有，这日子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过？这个学校盛产共和党的生意人，由于校友很有出息，学校捐款很多。所以反过来一想，上上纯男校也挺好。人修炼到一定境界，那就是一个平。

小镇上百分之百是教堂比饭店多，午餐吃了些猪肉汉堡包，吃不惯美国食物的Longman终于受不了了，跑到Krogers 我们自己买了一只印州扒鸡，还有一些青菜，回去Longman变魔术一般，给整出了几菜一汤来，然后就着啤酒，畅谈人生前途和家庭，仿佛又回到了南苑餐厅一般。Barbara 的家里很中国，有丰子恺的画作挂在墙上，书架上有《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英译，还有各式各样关于中国的书。她曾经在中国任教9年，回到美国之后，反倒有了很强的“文化反差”。这位老师对学生特别好，当年她给我们教书，学校不报销她复印材料的费用，她居然自己掏钱，每个月花在复印材料上的钱就占用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她教我们西方文明史、希腊罗马神话、圣经、高级阅读和写作。毕业多年，我每次遇到英语问题都找她，她是有求必应，实在是我的恩师，也是一位很有才干的老师，她特别擅长将复杂的问题用浅显的、中国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出来，这天生就是做老师的料。

和师兄Longman也好多年不见了，真是没有想到能在这个中西部的小镇上会面。Longman之所以叫Longman, 是因其词汇量实在太大，就跟一朗曼（Longman） 字典似的。十年前，他曾经跟我介绍过一个项目，要根据各种英英、英汉字典，编出一汉英大辞典出来。我随便问了一下这十来年他还有没有在做？他把我拉到阳台上，掏出一包玉溪烟和一包红塔山出来，就像一个牛仔掏出了手枪，在寒冷的印第安纳的月光下，跟我说起了他的辞典来。事实上，这十年他一直在积累。这些年来，好多所谓学者在争权争利，难得还有Longman这样的哥们在脚踏实地做着这些工作。我感动得又把烟抽上了。这十年大家变得都不多，Longman的包甚至都和以前差不多，但是都有了孩子， Longman还有了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主谓一致。有这么一位主谓一致的师兄在边上，我发觉自己就好像一张老卡的CD遇到了超强纠错的DVD一样。

为了次日赶飞机，Longman将手机闹钟调到6:30, 我调到6:45。Longman现在在美国是一孔子学院负责人，可是他的行为不像孔子像庄子。他本该躺在那里梦蝶，可是早晨5:58的时候，他梦见闹钟响了，这梦中的闹钟将他闹醒了。于是我们吃了点早饭，便迎着一轮硕大的红日奔向机场。印第安纳机场的A 区和B区分开，我选B, 他选A, 然后我们乘坐各自的时光穿梭机，从十几年前，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恐龙展

费思所在的二年级老师布置作业，让小孩在家长的帮助下，制作恐龙生态的手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作业，因为老师的尺度很宽，随你们怎么去整，拿出来好作品就行。小孩必须从无到有地想象出一个环境来，然后在父母帮助下实施出来。接着还要附上说明，介绍这种恐龙，以及其周遭环境。从学习理论上说，这很符合建构式学习的特征，有真实任务，但是界定模糊，学生必须依据自己的想象、经历、资源去完成作业，老师允许你去借助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为了了解费思要做的这种恐龙的有关知识，我还和她一起去上网上wikipedia查找资料，然后费思用浅显的文字给说明出来。

老师总是很鼓励，说费思想象力不错，把一颗绿花菜变成了参天大树，还插了一些竹子，这是所有小孩中没有的，咋走的是生态、自然的路线。不过呢，本人是标准化考试培养出来的，倒是头一回和他们一起做这种界定模糊的手工，狗咬刺猬不知从何下手啊，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很差。不过咋这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也不知道大家这么认真，下回看我怎么折腾！

一看别的家长帮小孩制作的作品，很是佩服。他们不但想象力丰富，而且还认真地去帮小孩去Hobby Lobby购买各种材料，做得十分细致，有些小孩做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放家里作为工艺陈设。整个班上20个学生，各个做出来的都不一样，用的材料也截然不同，有用橡皮泥的，食物的，乐高积木的，塑胶的，甚至还有一个家长用陶土烧了个恐龙，还带了上釉的。有位家长更牛，居然买了岩石，用切割机切割得好好的，做得真像山石一般。

范德彪兵败实打

今天中午和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大家说起了某关系单位聘请的管理顾问来，其实在一个单位呆久了，到头来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顾问，他们的玩法是类似的，收费的昂贵也是类似的，一说起来，发觉大家感受特相似。管理顾问做生意，就好比《马大帅》里的范德彪打架。

先说说范德彪。范德彪其实当厨师挺好，但是就是想干点别的，但是在江湖上混，经常是要打架的。如果看看彪哥主打的几架，你会发觉这家伙虽然没有什么真武功，倒是挺机灵，挺能咋呼。彪哥打架的经验之一，是事先找个便宜的东西摔一下，把对方镇住。管理顾问一般情况下出去做事，也一样是要把人镇住。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公司顾问出去做事之前，总要送一个人小传出去，罗列个人的辉煌学历和经历，也不管这些背景用在客户的项目上好不好使。小传末了，通常还要补充一句：某某某先生持有美国绿卡，能操流利的英语和汉语。一看到这些，我就哭笑不得，不知道他持有不持有绿卡跟这个项目有个什么关系。可是有些土包子客户还就信这个，还就外来和尚好念经，哪怕是出口转内销的假央和尚也可以，这个牛皮烘烘的小传一来，土包子老板一下子就被镇住了，就好比小地痞碰到伪黑社会的彪哥一样。

彪哥还有一个跟社会人打架的著名片断，是在发廊遇到了壮汉，壮汉要跟他打。彪哥嘴上好不示弱，说要打“文明礼貌仗”，要打出去打，不当女士们的面打。壮汉觉得也是这个道理，于是就让他出去，彪哥边走边狠：瞧我整不死你！结果一出门，拦上了一出租车就溜了。做顾问这一行的一个诀窍也是这样，你得知道什么时候开溜，不然你的方案真执行起来，那也是血淋淋的。其实你要问彪哥能不能打架，我发觉他比一般人虎背熊腰一些，还是能打一打的，可是遇到更虎背熊腰的，他的头脑又机灵一些，所以80％情况下能给他忽悠过去，就怕像在维多利亚酒楼时那样， 遇到个软硬不吃跟你真来的，那就要兵败实打了。

彪哥第三场著名的战役是混上了“常务副校长”后，无所事事，和体育老师抢课。体育老师说你打得过我你就上。德彪镇也没镇住，咋呼也没有咋呼住，于是拿来一块砖，在体育老师周围划了一个圈，然后又给自己划了一个圈，说谁要是被打出圈谁输。结果彪哥在自己的圈子里吓比划，急性子的体育老师一下子就冲过来跟他真打了，结果被判“输”掉，因为出了圈子。这个游戏首先体育老师就不该被忽悠着去玩， 可是范德彪一会儿把周围人撂倒一会儿又去拿砖，那体育老师好像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被这范德彪的花招搞晕了，结果跟着去玩，一玩就输。体育老师为什么会输呢？输在他不小心在玩别人的游戏了。管理顾问提建议，一般也是有一套游戏规则，比如什么“高层支持”、“中层参与”之类，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局面，你按照他的游戏规则去玩吧，你等于将成功的责任转移给了自己，自己找了一紧箍咒套上了。如果不按照他的规则玩吧，失败的过错也转移给了自己。 无论怎样，怎么就不长个脑子，怎么就让人划好圈然后才来打架呢？

任何一个单位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其实自己人往往是知道症结在哪里的，如果真是大家坐下来反省的话。问题是内里关系错综，找个外人来更好说话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顾问还是有用的，但是就要看你会用不会用了。你用它的方案，又放不下与之矛盾的固有传统，这就好比同时看几个钟调手表，你哪里能把时间调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