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瓦辛格终结纸质教材

因高达28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预算危机，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和该州学监欧康奈宣布开展免费电子教材方案，向该州公立高中学生免费提供电子版数学和科学类教 材。这些学科由于教学标准比较统一，教材的内容也相对一致，容易电子化投放市场。但施瓦辛格所终结的，或许不仅是这几个学科的纸质教材。

以电子教材取代纸质教材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很久。就在去年，控制教材成本还是马里兰州议会审核的一个热门话题。早在2000年，《麦肯 锡季刊》就曾登载过以按需定制的电子教材取代纸质教材的文章。可惜长期以来，由于需要改革的人缺乏去改革的动机，所以一直没有本质性进展。希望“终结者” 施瓦辛格在困局下的振臂一呼，会歪打正着地打破纸上谈兵的局面。 美国的教材费用奇贵。这一点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可能都深有体会，普普通通一本教材，动辄上百美元，而且有些课有三四本教材，一个学生如果一学期学上四五门 课，教材费用上千元是常事。所以我们那时候读书，学生各显神通。有的找老生买旧书，有的去Half.com或者ebay.com淘旧书。有的几个学生合用 一本书。还有的学生更神奇，居然用数码照相机，将教材一页页照下来。后来工作后，我有个实习生是经济专业，索性上网从中国买教材，因为诸如《经济原理》之 类著名教材，在中国也以英文出版，但是价格低廉得多。高校非义务教育，成本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考虑，所以教材问题也会比中小学更为突出，因此，加 州的改革，其影响会超出加州。

根据美国政府2005年发布的一项报告，自1986年到2004年间，美国教材的费用就上涨了186%，上涨速度远超过同期内的通货膨 胀速度。在公立高中，由于施行免费教育，该费用皆由纳税人承担，改纸质教材为电子教材，可立竿见影地降低相关费用。施瓦辛格的计划刚一宣布，便引起了国际 社会广泛的关注。比如英国《卫报》随后就预言，加州的做法一定会被其它地方效仿，包括英国本身。

教材费用居高不下，说到底还是因为教材市场的特殊性。该市场背后有着各利益集团，他们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主动放弃即得利益。这个市场 并非完全市场化。最终的消费者（学生和家长）对教材的选择并没有支配权，就如同病人对自己的用药没有多少支配权一样。支配权最大的是老师，就如同看病的时 候开药的是医生一样。选择教材时，老师可以在学术自由名义下，自由选择教材，他们可以去为学生着想，去考虑成本，但是这种考虑是一种选择，而非义务。教材 出版商有时候为了让老师选择自己的教材，会邮寄一些“免费试用版”。一旦采用该教材，老师可将这些免费试用的教材转卖，换些所谓“带配偶出去吃饭”的小 钱。另外，有些教授本人是教材的编写者，希望更多出售自己的教材，没有理由去帮学生去寻找价格低廉的教材。我以前的一个教授，写了本很受欢迎的教材，该教 材几乎一两年就出一新版。新旧版内容出入不大，但页码出入很大，学生上课用旧版很不方便。这就是为了让一届一届的学生少去市场淘旧教材，而一直不断买他的 新版。但这些收入毕竟稀少，越来越多的老师开始站在学生一边，呼吁降低教材费用。可是经营教材的学校书店，一般都有利润上缴给学校，学校也没有理由去降低 教材费用。那么最终的受害者，在私立学校，是学生。在加州公立高中这样的地方，受害者其实还是纳税人。

这个不正常的模式显然不可能长久支撑。一些有远见的出版商在做纸质教材的同时，逐步提供电子版本的辅助材料，以预备教材无纸化的未来。 在加州提出电子化教材计划后，美国最大教材出版商之一皮尔逊公司就出人意料地表示欢迎，甚至主动提出要配合加州的改革，提供更多的电子材料。从事网络教育 的这些年间，笔者也越来越多地发现出版商越来越注重提供“电子包”（epak）的电子课程材料，从单纯卖教材，到更为深入地介入到教学过程当中。可以想 见，这渐渐的改变，最终会汇聚起来，形成更为深远的变更。

当然，成本因素只是改革影响的诸多方面之一。环保也是电子化的诸多好处之一。要知道，印刷一张A4纸，光是用水，就要耗费10升。而电 脑、各种电子设备和网络在普及过程中，已经成为沉降成本，不用白不用。在“泛在计算”的时代成长大的孩子，人们常称其为“数字原居民”。在阐释其改革原因 的时候，施瓦辛格说：“如今的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就好比我自己用铅笔和蜡笔一样得心应手。既然这样，为什么加州的学生还要背着过期的，沉重的教材呢？” 更为重要的是，教材的修订周期一般是六年，在这电子时代，六年无异于一个光年。网络教材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更新，宣告一分钟前美国一个黑人总统的产生，而根 据六年前修订的教材，冥王星还是一颗行星呢。

电子化是大势所趋，开源也大有可为。希望施瓦辛格给学生教材“减负”的做法，在问题重重、利益纠结的中国教材和教辅市场，同样能引起关注、思考和行动。

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5日思考周刊

父母的四种

记得费思刚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家里睡觉。因为腐败分子生了半天没生下来，便嘱咐我回家等消息。第二天早晨，正睡得香，突然电话铃大作，有护士叫我立刻来医 院。我说我马上过来，马上打马，不我是说打的，就过来。小护士又问，那十分钟能不能赶过来，我说从我家到妇幼医院，十分钟，坐火箭还差不多。说完我电话一 撂，就飞也似地出去打的了。结果腐败分子等不及，自己签字打麻药生了。

就那么一天早晨，我突然变了，变成父亲了。这中间没有见习期，也没有岗位说明书，直接上岗就业。

最近在给一个老师开发一门课程，是关于家庭的，我想要是我早些年上过，倒是会有些启发。这课程把平素我们自个儿摸索的东西给整理成语言 了。要说经验，或许最后都能摸索出来，可是有了一套相应的语汇，我发觉上路子可能更快一些。比如平时说孩子要不要管，管得松还是管得严，当然这个讨论没 错，这个老师告诉我，其实大体说来，育儿的方式，管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支持不支持。他说的支持是support, 指的是引导、辅导、培育、鼓励这一切牵引孩子走向理想言行的行为。

根据“控制”和“支持”而论，有四种风格，这里不妨写出来和其它父母共享：

第一种为集权型（Authoritarian style），属于严格控制，但是很少支持的那种（high control, low support）, 对小孩管得很严，纪律很严格，但是很少帮助孩子，支持孩子，引导孩子往好的方面走。换言之，你告诉孩子“不可以做什么”，但是你不告诉他“可以去做什么 ”。这种孩子长大以后，如果当了父母，他还会这么对孩子。孩子会听话，可是这种听话是出于恐惧，而非尊重。这种孩子长大一不小心当官，要是进了工信部，宣 传部，他就只会封堵，过滤，强令安装绿坝软件等等，他不晓得用支持(support)来平衡控制(control)。

第二种孩子为民主型（permissive style）， 管得少，支持比较多（low control, high support），基本上是Spock博士教育大的那一代。现在美国的育儿又很多是这样，对孩子鼓励多，支持多，但是管得比较少。长大后，孩子们以为自己 是宇宙的中心。但是稍微碰些钉子，不合适的言行倒也可以改正，孺子尚可教。

第三种为权威型（authoratative style），管得多，但是支持也强(high control, high support)，和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父母就是父母，孩子还是孩子，规则严明，不和孩子讨价还价。这样孩子长大后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知道如何尊 重权威，也知道如何合理使用权威，因为看过父母的例子。这是最好的方式。圣经上也教导人成为这样的父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指教)。”（箴言1：8） 从这里看，训诲（control)和指教（support)是应该结合的。或许可以在父母二人之间结合，严父慈母，或者严母慈父。

第四种为放任型（neglectful style），这种最可怕，控制低，支持也少（low control, low support）.和孩子没有建立关系，没有情感交流，对孩子也没有指引，孩子们只得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决定何为正误。他们没有规律，没有榜样，没有规 则，长大后很困惑，不知道何为正确何为错误。信仰、价值、行为方面，他都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体系。这种孩子长大后，没有教养，不负责任，和家庭关系差，为 人处世很散漫。由于一直没人管，内心很希望有榜样，希望有人替自己拿主意，所以一遇到黑帮之类比较威权的角色，一下子如鱼得水，很容易加入。

其实说来说去，就是“管教”二字。管教管教，是管和教的结合，管而不教，为集权；教而不管，为纵容；不教不管，为放弃；既教又管，才叫育儿。

引申开来，为人父为人母，种类何止万千？因此这也只是个粗线条的大道理，因此这位老师也没有说出很多“实施细则”来，说完反而开始“自我 解构”，说也不要太迷信包括他在内的“专家”角色。因为“建立良好关系比一些所谓‘技巧’更重要。”。另外，你“知道得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自己心里是有本帐的。比如有些做生意的人把孩子丢家里给保姆，既不去管，也不去教，典型的放任。那他们内心是不是知道这种做法不对 呢？肯定知道，肯定内疚，就是不去改正而已，或者只是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弥补（如买东西，给钱），这样的父母其实是缺位的，以后的孩子，可能只有别人去管 教了。

动物学校

辛辛那提大学一助理学监写过一个著名的动物学校的故事:

The Animal School: A Parable

Once upon a time the animals decided they must do something decisive to meet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ir society. They held a meeting and finally decided to organize a school.

The curriculum consisted of running, climbing, swimming and flying. Since these were the basic behaviours of most animals, they decided that all the students should take all the subjects.

The duck proved to be excellent at swimming, better in fact, than his teacher. He also did well in flying. But he proved to be very poor in running. Since he was poor in this subject, he was made to stay after school to practice it and even had to drop swimming in order to get more time in which to practice running. He was kept at this poorest subject until his webbed feet were so badly damaged that he became only average at swimming. But average was acceptable in the school, so no body worried about that – except the duck.

The rabbit started at the top of her class in running, but finally had a nervous breakdown because of so much make-up time in swimming – a subject she hated. The squirrel was excellent at climbing until he developed a psychological block in flying class, when the teacher insisted he start from the ground instead of from the tops of trees. He was kept at attempting to fly until he became muscle-bound – and received a C in climbing and a D in running. The eagle was the school’s worst discipline problem; in climbing class, she beat all of the others to the top of the tree used for examination purposes in this subject, but she insisted on using her own method of getting there.

The gophers, of course, stayed out of school and fought the tax levied for education because digging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They apprenticed their children to the badger and later joined the groundhogs and eventually started a private school offering alternative education.

试译如下： （因时间充裕，添油加醋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曾几何时，动物们决定干出点丰功伟绩，于是开始组建一个学校。动物们觉得人类凶猛，为了对付这个天敌，他们必须强化奔跑、爬行、游泳、飞行、外语等多项技能。动物们本来想各学各的，但是校长猫头鹰不同意，觉得操作麻烦，不便管理。教务长，一只名叫墨哥哥的猪，患猪流感在家休假半年，所以也没有去管。猫头鹰校长平时都是夜间上班，也不知道白天都发生着些什么事情，所以只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认定所有技能必须齐头并进一起发展。由于猫头鹰向来是智慧的化身，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按照他的课程表来。

鸭子的游泳课学得很好，事实上它比教练学得更好，它的飞行也得了个及格。可是它跑步课上得很差，由于跑步学科偏科严重，它留了一级，后来放学后又留下来继续联系跑步，两个鸭脚爪都跑破了，结果连下水游泳都困难，可是这个也没有人管，因为大家都是按照教学大纲奉命行事，鸭子自己痛自己知道，天天叫唤个没完。

兔子跑步课上一直名列前茅，可是一想到要游泳，立刻就崩溃了。后来有一天，精神崩溃的兔子跑到一个悬崖顶上跳下来自杀了。

松鼠跑步课很不错，可是飞行课让它十分紧张。它提出从树顶上往下飞，但是老师说，由于鸭子和兔子反对，这种从高处飞的“高考”已经废除了，学校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叫“不然一个孩子落下”（No child left behind）, 要求大家一起，从地面同一个起跑线起飞。松鼠从地面“飞”了很多次，摔得鼻青脸肿。另外它爬树的姿势不够标准，得了C, 跑步得了D.综合成绩不及格。

老鹰是班上的调皮生，被整得够呛，比如爬树到树顶一项，它其实是最快的，但是由于它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到树顶，不理学校意见，结果被开除。老鹰于是转学到一飞行专科学校，学有所成，日后自己创业，开了一个空中飞的公司，发得一塌糊涂，可惜后来得了禽流感，早早死了。临死之前，老鹰仰望苍穹，长叹一声：虚空啊虚空。

公鸡飞能飞一点，跑能跑一点，扔水里扑腾扑腾也淹不死，所以综合成绩都很好。但是它的外语成绩不过关，它有个毛病，发音不大标准，老是说：“个个个。”狐狸老师说它发音不饱满，也不是标准的“美音”，应该叫：Cocka doodle doo。老师叫它每天清早天不亮就起来，不管天冷天热，站到高处练习Cocka doodle doo. 而且最好一起晨练。在把其它动物吵得神经衰弱之后，公鸡终于练会了标准的Cocka doodle doo, 想学点别的，哪知道狐狸老师溜掉了，去教鸭子说Quack, quack, quack了。这个老师总是捞一把就走，不会教你超过三句话。

土拔鼠因为平时不在地面之上，被动物们看成外来户，学校拒绝开挖掘课，它上不了学。于是开始了反抗运动，联合田鼠等，组织了拒绝交贡粮的活动。学校本来是要靠这些贡粮来存活的，所以一度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学校后来找了一些蛇来维持秩序，让土拔鼠们又恢复了供应。

一只八哥，由于参加歌唱比赛得了第一，被学校破格录取，免试跑步、游泳、爬行等，直接读发声学博士。但是业余这八哥必须给学区主任公牛身上啄虱子。

由于学校管理混乱，各种飞禽走兽无不怨声载道。猫头鹰被革职了。学校想请一个见过世面的动物来管理，于是找了一只见过很多世面的海龟。

海龟上任后，卖石灰的见不得卖面粉的，把两个尽职尽责的土鳖老师开了，请了一只原来在海里一起玩耍的大虾来一起管理。大虾不懂跑步、飞行这些，但是它很会夹人，于是开了一体育课，专门教大家夹人。海龟自己最擅长的技艺是在海滩孵蛋养小海龟，于是它开了一门课，教学员如何用海带等，将一串海龟蛋连起来，拖到沙地里藏起来。这门课叫“扯蛋学。”

海龟、大虾都不适应这陆地环境，不久自己死的死，逃的逃。

老校长猫头鹰官复原职。但是这时候学校的学员已经七零八落，流失得差不多了。老校长想了个办法，想搞搞远程教育。他请来一直蜘蛛，蜘蛛名叫夏洛特，说：“ 唉，你不是会网络教学吗？”夏洛特于是开始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让学员一个个上网。学员上去之后，蜘蛛采用游戏教学手段，让它们角色扮演，比如公鸡扮演自己是老鼠，鸭子假装自己是猪，等等，都说这叫“第二人生”，蜘蛛小姐说这里无所不能。你要月亮就有月亮，要星星就有星星，Sky is your limit. 这位老师说。

一直鹅愣愣地过来说：老师，我要星星。

蜘蛛说：你将头往墙上撞，撞几下星星就出现在你眼前了。

鹅撞一次，眼前就全部是星星了。鹅说：噶噶，我好幸福好幸福喔。

于是皆大欢喜, 原文结尾是…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The end.

但愿如此。

高考：独木桥下有扁舟

高中学历，8个月前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的蔡伟，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就凭这一点，得为复旦叫好，因为它的做法，为一些特殊人才的选拔，打开了一条通道。它的做法不是空前的，也一定不会是绝后的。龚自珍曾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才是不拘一格地被降下来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教育的十项全能。十个指头有长短，人都是独特的。考试是选拔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是necessary evil, 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办法。

与此同时，教育部最近有人提出要改革高考，说日后不再一考定终身。从该新闻的网络留言上看，改革引起的反对居多，因为整齐划一的高考是普通家庭唯一出人头地的机会，你要是稍微放开，那么腐败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个担忧有一定道理，可是不能因为有失公平的风险，放弃选拔的多元。不然的话，一考定终身，考试就会成为最终的指挥棒，教育整个沦落为应试教育，从长远来看，这样的祸害更大。上次回国，去逛一个小城的图书市场，此市场绵延数里，里面绝大部分是应付考试的图书、教辅材料，这么一个城市，哪里消化得了这么多教辅？似乎违背常识，可是它存在，说明市场还是有，这书市谁看了都刺激。所以，是沦落为应试的战场，还是腐败的温床，两害相逢，如何去选？ 要是考虑儿子女儿，或许不要改最好。要是考虑孙子孙女，那还是要改进的好，哪怕要经历一定的混乱和弊病。

如果是我，我宁可冒着有可能滋生腐败的风险，去选择改革。第一， 只有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社会才会进步，而不是陷入“绝对公平” 捆绑下的平庸，这跟经济改革一个道理。 第二， 只有开始去改革，才可能去改革绝对公平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公，比如区域的不公。 第三，意识到有可能腐败，就有可能同步去思考规避的办法，若是如此，问题或许根本不会像人们想象地那么严重，而收获则十分明显。第四，现有体制之下，一样会有不公的可能，只是比较隐蔽一些，不那么容易看出来而已。不知统计部门有没有做过相关调查：即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去分析考生的成绩。我们的常识是，寒门出学子，可是我在这边经常看到这样的研究，就是将学生的家庭收入等因素和学生平时成绩相比较，其结果往往成正比，不是这些学生更聪明，而是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供支配。所以为了避开这些问题，考试才尽量使用SAT之类的能力测试，亦即尽量不受应试（test preparation)的影响。在应试教育下，有钱人有更多资源投入，补习，上辅导班，会不会更多地提高学生考分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觉得值得去研究。无论如何，我无法轻信现有做法对考生最公平的说法。就像我以前看到的一本论教育公平的书里说的那样，一些表面上的择优录取制度（meritocracy), 深究起来是择家长录取（parentocracy). 第五，我觉得目前来说，最有可能了解学生的中学老师在人才选拔上发言权太少。比如现有的体制，可能会把蔡伟这种严重偏科的人才给漏掉，中学老师可能很了解此人才干，但是面对高考的总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事实上这不是极少数个案，而在相当普遍。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专业课成绩第一，但是政治差一分，从而无缘他心仪的研究生学习。当然，政治课要不要考，根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但是并不需要什么讨论，请允许我直接跳到结论上：除了相关专业，根本就不应该去考。

还有，不能将所有老师都想成一个个潜在的腐败分子。我上大学、读研究生，都是保送，侥幸逃过了高考。如果参加高考，有可能考得更好，有可能根本考不上，可见这还是机会。我一农家子弟，什么背景都没有，要钱没有，要势无势，要色无色，可是当时的班主任、辅导员，还是让我去上，今天看这是境界，可是当时这些事情并不希罕。我再举个例子，上大学时，我一同学为了考试过关，送了几条烟到一老师家，这位五十好几的男老师一看，居然眼圈一红，掉下眼泪来：某某，我是你老师，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位同学事后和我一起喝酒，十分纳闷地一再说：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哭了。

我想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还多呢。人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可以把他想得再坏一点，也可以把他想得再好点，本来就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就看社会向其发出什么信号了。事实上我回顾来路，发觉一生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除了父母，就是老师了。担心中小学老师或者学校腐败，我看是过了一点，几乎就要因噎废食了。

高考改革要不要改几乎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改。任何改革，如果不能解放学生的潜能，如果不是减轻而是加大压力，那一定是失败的。怕就怕将高考的大一统地位取消，行成多元测评体系之后，一个大高考成了三个小高考的局面，学生更苦了。哈佛大学教授加德纳发明多重智能一说后，本意是要老师、家长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可是他自己在书里说，到了亚洲一些国家、地区，变成了八种智能一个都不能少的局面，学生压力更大了，这就违背了他的初衷了。现在在美国，小孩升学，家长就常常困惑，因为我们家长大多都是高考考出来的，也不知道美国的游戏怎么个玩法，好像社区参与、 平时参加各种比赛都会计入评估范畴。所以家长经常发愁，说不象中国，准备一高考也就完了，现在得全面去耕耘。不过发愁归发愁，我看大部分家庭出来的孩子上的学校都还挺好的，毕竟中国人很能学习和借鉴。所以，改则改也，怕他做什么。问题是逃不过去的，不如早日行动，早日面对。

安能辨我是雌雄

昨天遇到两件小事，毫无关系，却又相互关联：

下 午和副校长以及“技术与教学委员会”主席三人一起开会讨论网络教育问题。这里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是网络课程，学生考试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判断 张三就是张三，而不是李四在代考？新出台的美国一高等教育法规定，网络教育必须采用一定的监控手段，确保网络测评的真实性。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成见，我觉得如果教育者总担心学生作弊，那么不如就因势利导，你就采用一些比较另类的测评方法，比如合作项目（collaborative projects）、作业展示（electronic portfolio）这些测评方法，这些测评方法根本不怕你“作弊”，甚至索性鼓励你去找，去找人合作。彪悍的学生不用作弊，彪悍的老师不怕作弊。

比如，假如我这门课的作业是让你出去观察，找人访谈，根据你提交的访谈稿等评分，我怕你作弊做甚？可是高校老师是不是真会这种测评的创新呢？未必。我上次去开会的时候，有个人说美国的小学讲究的全部是“教学法”（all pedagogy）, 到了中学，教学和内容一半一半（half content , half pedagogy），到了大学，全成内容（all content）了。所以大部分大学老师不是不愿意用另类的测评方法，而是不会。所以目前很多还是在用考试这种传统的手段定胜负。虽然很多人鼓励e-portfolio这些测评方法，很多教育者自己并不会使用，所以只是大家口头说说，倒是学生为了找工作，把自己的portfolio做得很好。

既 然很多人仍然在用闭卷考试类型的测评，那么《高等教育法案》的要求就有些道理，不要说你全程监控了，最起码你得知道对方是他所说的那个人吧。怎样才能完成 新法要求，对远程教育中的学生进行身份认证呢？很多学校在探索这个问题。有个大学，和一家摄像器材公司合作，定制了一种摄像设备（“远程监考系统”），能360度监控考试时的学生。有趣的是，这家大学名叫特洛伊大学，和“特洛伊”木马的“特洛伊”一个名字。

该系统另外还有指纹识别功能。这个可别用在中国人身上，因为一提指纹，就想起了黄世仁和杨白劳。政府要求（比如驾照、护照等），那没有办法，考试要打指纹，可不太好。

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或许我们得去问问王帅，他是怎么匿名发帖被人抓的。

下面说个同样是昨天发生的小故事，非常能说明问题，只是请汪汪的目光不要越过如下分界线，否则视为军事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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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昨天下午早些时候，Vanderbilt大学一个老师举办网络讲座（Webinar）, 我 们以前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他对我当时的发言（关于电脑在课堂里的干扰）印象很深刻，所以让我做特邀嘉宾参加一起主持一网络培训。在四五十个学员的名单当 中，我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好像是我以前的一个女同事莎拉（为了避免被搜到，我要越来越多地使用译名），但是我想重名的很多，也就没有贸然打招呼， 也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泪汪汪。

但是过了一会儿，有人来了条标记为“私聊”的信息过来：南桥，我是某某大学的弗洛伊德啊！

这下我想应该没错了，弗洛伊德我认识，也是这学校的。我想是我以前的学校派了两个人在参加这次用视频会议软件操作的网络培训。我想从下拉菜单中找弗洛伊德的名字，没有找到，很纳闷。我想马上我就要发言了，赶紧准备准备，先跟莎拉打个招呼吧：

“你好，莎拉！！！”我问候了一句。由于是打字，没有表情，我用了三个感叹号，以示友好。

这时候“莎拉”回答说：我是弗洛伊德，她今天有事没能来，我代她参加培训。

我晕了。弗洛伊德肯定在想：我开始跟你打招呼，你不理，倒是跟莎拉套近乎，你这色鬼！流氓！重色轻友的家伙！全世界光头的敌人！我在想，网络那头一定是这样在骂的。我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光辉形象轰然倒塌。

确 实，莎拉是个美女，弗洛伊德是一光头男，这不假。但是这次，弗洛伊德的想法肯定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反正他想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他 想的那样的。对我来说，我很冤枉。是他代莎拉出席，名字没有改过来，我找他弗洛伊德的名字又找不到，才先跟莎拉打招呼的。当然，解释这么多没有意义，也没 有必要，他又看不到，我总不能追过去一封邮件解释是怎么回事。但是仔细想想，我倒觉得我的做法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我是说女士优先。

想想网络真是有意思。前几天，看到纽约时报一评论，说有了Facebook之类东西，很多过去的文学选材怕是要完蛋了。过去的经典文学，最喜欢身份错误啊、亲人不能相认啊之类话题。而今，这位纽约时报作者说，用Facebook一查，全明白了，大不了还可以验DNA。 是的，如果早早使用现代科技，罗密欧和朱丽叶还可以互发短信，也不至于一场误会，双双死去。

可是，如果李鬼代李逵去考《中级板斧操作》，又如何去验证呢？

考试的通胀

前几天朱老师回国，我送他回家。之前我们聊到的国内教育问题。他说现在奥数简直成了祸害，小小孩子的考题，他，一个英语专业博士生导师，居然不会做。当然我们可以说反正又不是数学系博导，怕什么？但是总的来说，一个小学生做的题目，不应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人都不会做，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奥数是个特殊的例子，好在还可以选择不上。其它各样的考试，比如升学考试，题目还不一样是越来越难？以前高中的题目，现在属于初中生的题目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人越来越聪明了？不是。是因为本意要检验学习成果的考试，变成了一个筛选的工具。

考试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将一个人跟一个特定的标准比（criterion-referenced）。比如二位数加减，你会了就会了，不会就不会，达标了就达标了，不达标就不达标。但是目前大部分考试却不是按这个绝对的成绩定胜负，而是把一个考生，放在一个人群里，看你在人群中的分布，从上往下截，或是按平均值和标准差来定一个人的水平，属常模（norm-referenced）型考试。高考就是这种基于常模的选拔考试，分数线不是按照答题对错的绝对值来定的，而是按照在人群中的相对水平来定的。这样的话，人一多，如果选择的数量不变，那么势必会越来越难，通货膨胀于是在所难免。过去或许六十分就万岁，而今95分还挨打，因为同学们也都考90多了。

然而教育本意是要塑造一个人，让人学会一些东西，或是掌握特定的学问、技能、态度，从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叶圣陶、晏阳初能成为教育家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舍本逐末，他们直接发力于教育的最终目的。但是考试却遵循另外一个轨道，不是要考人“会不会”，而是考人“比其他人多考对了多少”。关系到考生命运的不是考题，甚至不是他们对答案的掌握，而是那看得见看不见的千军万马。这样的对比，家长很急很操心，孩子很累很痛苦。

让这种类型的考试主导，会造成教学手段和目的分道扬镳。英语就是个极端的例子，一个考试考得很好的人，其考分和实际使用能力可能毫无关系。因为考试有考试的游戏规则，你把这套规则掌握就好了。那么英语运用能力本身，则又是一套规则。学习规律要求老师使用达标式的测评，但升学却又是选拔式的, 更关注你比其它人多考几分，那么你到底运用能力怎样，这考试体制并不关注。所以一个很极端的情形，可能是所有人相对使用能力都很差（或者都很好），但是大家都考得很好，那么一分上下，就能决定几千人的命运，而实际上，考79的人，说不定运用起来比考80的人还强。

这个问题美国也一样有，比如费思前不久就参加了一个Cogat考试。考试就跟GRE一样，分Verbal, Quantitative, Non-Verbal几个部分，学校的汇报，就是说比同龄的全美所有儿童相比，她在verbal上，分别比百分之多少的小朋友强。这一点各地皆同，但是他们的做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借鉴：第一，是有个全国的数据库，而不是分州分地区。中国教育不公平，就是各省各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如果你不幸生在人口大省，那么算你倒霉，没有什么地域公平可言。北京一个很平庸的考生可以上名牌，河南出色的考生，或许一般本科都上不了。第二，这考试不是这种定胜负的终结性测评（summative evaluation）,也是一种帮助学生改进的反馈式测评（formative evaluation）. 终结性评估是要决定一个人上还是不上，成还是败，但是反馈式评估是为了让学生改进。其实教育当中，应该越来越多地使用反馈式评估，让人得到不断改进。比如我刚才说的cogat考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终结性考试，因为只有95%以上的学生才可以进入“特殊才能班”，但是它同时也是反馈式评估，因为考完了会出来一个各人的 情况（profile），告诉学生的各方面发展的好坏，以及改进或扬长避短的办法。

说到底，教育到底是要做什么？老师是要干什么？要“传道、授业、解惑”，终极目的应该是让人过一个富有成效的美满人生。和这些目标比起来，现在的考题到底是要做什么？它压根不是考你学会什么了没有，而是要把大部分人考倒，好让小部分人脱颖而出。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传道、授业解惑，那么现在的状况，是十分失败的。它是一种侧重于让大部分人失败的教育，而不是让大部分人成功的教育。我记得以前我们高中语文老师的一个说法来：现在考题，是要把人一棍子打昏再说。解个什么惑？简直就是在布迷魂阵。

在家学习群落

上海好不容易弄个“孟母堂”，再三被取缔。一二十年之后，这件事是要被人拿出来当笑话讲的，就好比当年穿喇叭裤被人当流氓抓一样。我想大的趋势，是各行各业都在开放化，多元化，这是少数行政行为阻挡不了的。

腐败分子教一美国小孩中文。这个小孩在学校被老师拧了一下下巴，于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后来又遇到一个小孩，骂了他一下，他的自尊心又受到了更大伤害。这个小孩于是自己回到家，和千千万万美国小孩一样，在家教育了(Home school)。当然这个孩子也太娇气，但是由于类似原因放弃学校，回家让父母教的十分常见。其原因不一，有一些是因为宗教原因（例如公立学校不教圣经），有一些是行为原因（比如多动症），有的原因更简单，就好比上面说的这个学生一样，纯粹是不喜欢学校。

美国在家教育（从来不上学校的），是一个惊人的群落，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约有两百万。我这里两个实习生都是“家里蹲小学”和"家里蹲中学"毕业的。

为什么这个在家教育能行得通呢？这有几个原因。第一，父母双方一方不工作，通常是母亲，可以全时间奉献在家里教育。第二，有十分配套的资源，由于人数众多，在家学习社区有很全备的教材和材料、录像等。第三，美国学时比较短，比如我儿子上学前班，中午12点半上学，下午2:30下课。女儿上二年级，8:30-2:45, 反正在学校里学的内容也有限，搬回家里效果说不定更好。我有个朋友Dan的孙女，就是在家里教育出来的，二年纪的年龄，就在学习初中的课程了。如果家长足够厉害，在家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好的。

第四，社会活动的多元化。中国学生的社会活动空间多半只是家庭和学校，如果切断和学校的练习，那么孩子在社会交往上发展会严重受阻。美国的儿童还有教会、公共图书馆、社区服务中心之类场所可供使用。

最为重要的一点，我看是考试，因为大学入学，统考是用SAT考试。这种SAT考试，属能力测试（aptitude test), 未必和某种教育方法和教材直接有关，所以说到底，怎么教怎么学，理应是个人自由，条条大路通罗马。

选择

费思的学校选上她上一个班，叫Enrichment Class, 我以前以为是强化班，但后来发觉里面的作业五花八门，从数学题到手工，好像都有，比如曾经做过一些我发在这里的思考题，各种各样的puzzle, 还有小小的“研究”项目，还有手工制作，如编了一只篮子，还用毛线给我打了个茶杯垫子。

最近我看到她们在做一个这样的练习，说爸爸妈妈要买车，让学生去帮着选，然后告诉老师是怎么选的？首先，用什么标准，第二，如何根据标准，对不同车辆打分。这堂课后的作业，是选餐馆，比如制定标准：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等。然后自己打分，比如中餐馆价格、环境、服务、音乐，Apple Bees价格、环境、服务、音乐等等。

我自己是典型的标准化教育出来的，所以最擅长的练习是选ABCD, 以至于后来不管是找餐馆还是找工作，在如何选择的方法上，反应都很慢，关键还是缺少一个便于使用的程序、方法。比如：

“今天晚上去哪里吃饭？”

“随便。”

美国基础教育的一大长项，是有很多这种“目标模糊”的作业。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题目出得太清楚，老师讲得也太细，反而束缚了儿童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根据我阅读的很多文献，建构式学习的一大特色，是任务真实（比如是选餐馆，而非池子里一边放水一边装水），问题模糊（poorly defined problem), 而老师和家长的角色不是去带着他们一步步走，而是充当脚手架和资源（resource, scaffolding).不需要的是时候，不要插手，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因为长大以后，进入工作岗位，是没有多少问题，领导会给你明确的，一步一步说明的。不但过程你得自己去摸索，甚至目标你也得自己去订，成功的标准（rubrics)，也是你自己定出来的。

从小就这么训练出来的美国学生，虽然我们经常说他们在某些方面基本功不扎实，无知，但很少听说有几个高分低能、“不适应社会”情形的。

三人同行

因为上次在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开会的缘故，认识了“同伴教学”（Peer instruction）一书的作者Eric Mazur. Mazur教授其实并非教育系教授，而在哈佛教物理，但是实践出真知，他在教学中摸索出来的方法，比教育系教授有时候的凭空想象更有价值一些。他说要送我一本他的著作，我无以为报，便告诉他“同伴教学”的中国版：“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我尽量直译给Mazur老师：Whenever there are three people walking together, there should be one that can be my teacher. I follow the strengths of them, and I…

到了这里，我发觉问题来了，其实这是孔老夫子自己造成的一种混淆。他老人家说话，就好像是在饭否或者twitter上发言似的，都是短短的，几句几句的。如果孔夫子和我一样这么长篇大论地写博，一定也会露出很多破绽来。话“点到为止”的一个妙处，是没有明显的毛病；一个明显的坏处，是它也不会有太多的益处。一般大师们都深谙此道，如“正、清、和”、“真、善、忍”，等等。柏杨说中国是酱缸文化。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是这种捣浆糊的浆糊文化。

当然，这与中文本身模糊、概括、含蓄的有关属性也有关系。这“其不善者而改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于丹老师一定有答案，可惜我没有机会听到。在翻译当中，“改之”究竟如何处理呢？这关系到对原文的理解，这有如下几种可能：

1. 我看到对方的不足之处，我想将其改掉，这会造成的结果有：
   
   
   
   1. 你足够强势，或者有足够的说服力，成功地将其改掉；
   2. 你想改但是对方不愿意去改，结果大家最后不欢而散；
   3. 你想改对方，但是对方也想改你，结果你反倒被对方给改掉了；
   4. 你改了对方一点，对方也改了你一点，也就是双方“磨合”了。
2. 我看到对方的不足，以此为镜，改掉自己的毛病，这有几种结果：
1. 你成功地改掉了，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对方如何与你无关。
2. 对方因为你的改变，自己也改变了，由此皆大欢喜。
3. 对方不为所动，但是你改变了，你层次提高了，你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了。
4. 对方不为所动，但是你不和他多打交道了，你换了个圈子，不与此人为伍了。
5. 对方不为所动，你的改变成了你新的弱点，你觉得改了白改，很后悔，又恢复原状了。

如果是2e 这种情况，那么可就苦了，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而如今社会，很多时候，正是苦于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又名“社会风气不正”。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费思昨天还问了我这个问题，她说有个小朋友，对她老是很坏（mean），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不能因为他坏，你坏回去，那么大家越来越坏，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

费思说她不懂。

关键是我也没有搞明白这些情况到底怎么解决。我总是建议她学会体谅别人，原谅别人，不要因为别人不好，把自己变成一个同样不好的人。人要见贤思齐，这样才会越来越好，不要被人扯着一起往下赖。但是有时候，原谅对方，对方我行我素，也是很让人生气的，但我想这种情况是长久不了的。靠威力抵挡威力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另外，还有一点，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不止两个。

孔子说“三人同行”可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很容易出现2e这种情况。那么为什么要引入第三个人呢？以为当有了第三个人的时候，这中间的关系就更加多元化，也更微妙了。有了第三个人，那么同伴教学无法奏效的时候，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就来了。如果仅仅是教育问题，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学问总归是有高低，那么就“必有我师”。可是人是复杂的动物，教育不是全部。要真正形成改变，得有一个社会环境。

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家里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很孤独，有两个孩子的时候太吵闹，看来要想真正稳定和谐，得再有一个。

看来，不止是教皇不鼓励计划生育，孔子也是反对的。

为什么中国人数学好

以前在西弗吉尼亚的YMCA洗澡，在更衣室看到一个白人父亲教训儿子：儿啊，不是为父说你，你校到处是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不好好学，看你数学怎么办！那个白人父亲边说边看我家总统，可怜我家总统大人那时候还数不到二十。我自己数学更是要命，可是居然也做了一回人家的假想敌。

马里兰的一个朋友也曾跟我说，我们Richard想在学校出人头地恐怕是难，咱们又不是姓Wang啊Zhang什么的。他们所在地是美国最好的学区之一，素有“孟母三迁”传统的中国人在这里很多，还有不少韩国人。确实，当你去看每年的西门子科学奖的入围名单时，确实发现很多亚裔学生入榜。这和数学好不无关系。我自己的数学虽然不大光彩，但从学习角度去思考，常对中国人在数学基础阶段的扎实赶到好奇。当然我想关键是家长抓得紧，但一定也有些其它原因。有的家长抓得不大紧的，我看孩子们数学也不错。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无所谓，但是我发现美国人在琢磨这个问题。

NPR曾经采访过一个“专家”，问亚裔在数学和科学上的出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专家的解释说，亚洲很多国家是耕作文化，向土地要粮食。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你得实实在在，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基本心态。这是我听过的最为奇怪的解释。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比喻，这个说法并非荒谬：美国人时时在琢磨有什么办法，改进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的方法，就好比他们摘棉花也琢磨弄个什么机器来摘一样。在教育创新上，美国一直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涉及到诸如九九乘法表之类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办法投机取巧，有时候想赶巧，反而走了更多弯路，就好比一些愚蠢的单词记忆法一样。在弗吉尼亚，一个叫Sabrina 的老师跟我说过以前她的老师教数学的方法，老师在阿拉伯数字1的顶端标出一个点。而2则是开始和结束各两个点。3则是三个点，那么1+3的时候，学生就先把点画出来，然后数1，2，3，4， 得出1+3=4这个结论。这有点像财主儿子学一二三，真不知道来了个个姓万的客人怎么办呢？

从读品走私上看到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小孩念数学比英美小孩快，因为用中文记数字比较快，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事实上在英语语言环境下生活多年后，我记电话号码这些，基本上都还是用中文，用英文记不住。

比如3.141592653589用中文很快就能记住，因为都是单音节，多少数字就多少音节，念起来很顺也很块。要是英文，够你吃一壶的：three point one four one five nine two six five three five eight nine…老天爷！关于用中文算算术比较快，费思也给我提供过证明。她说有一次老师问six times seven多少，费思念念有词说“六七四十二”，边上小孩问她什么意思？老师也问什么意思。费思说她忘了，在说中文呢。老师于是让她翻译成了英文。如果用英文背乘法口诀表我看麻烦得多。现在小孩默认的语言就是英文，平时在家里，你不提醒，她就一口英文，那么为什么算算术的时候，在她的班级里，在一个没有任何中文环境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她倒用起了中文呢。很简单，她在家这么背过，腐败分子就这么教的，费思就算是脑子里翻译了一下，还是改成中文来得快。

例如，六七四十二，也才五个音节。而一旦换成Six times seven equals forty-two. 就变成了九个音节。六八四十八，还是五个音节，改成Six times eight equals forty-eight，还有八个音节。这种记忆的技能属于简单的技能，基本上是脑子和嘴皮一起上的，所以当然是中文快。而且中文的九九乘法表它像朗朗一样上口，英文它不行。

大学·大款·大众

美国是一崇尚学术自由的国家，但是《大学不是公司》（University Inc.: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这本书，让人看到了它不自由的一面，可是败坏自由的，不是政府，不是军方，居然是企业。这本书的作者曾写专栏文章称，企业经费是科学研究的最大敌人。
1965年，美国的研发基金60%来自联邦政府。到了2006年，美国的研发经费65%来自私营利益相关的事业。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德国化工企业Hoechst公司曾出资五千万美元，与哈佛大学下面的一家医院合作。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时任田纳西参议员的戈尔质问：该研究公众已经支持了二十年，现在因为这五千万，而把研究成果专利，拱手让给一家德国公司，“这对美国纳税人来说有点不公。为什么把这一成果的精华卖给一家外国公司？”这就像我们民间故事所说的恶婆婆，嫌弃媳妇烧水半天烧不开，结果自己抢过去，扔进几把柴，水一会儿就开了，因为媳妇本来就已经把水烧到了99度。私营企业支持大学研究，换取成果，很像这么一回事。如果你认为这是合理的，那么孙中山的革命之后，袁世凯抢到总统宝座也是合理的。

大部分研究其实都是一场持续的对话，是科学家和研究者一个接一个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叠罗汉一般，协作成就高度。不看别人的成果，则有可能重复劳动。这也是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有“文献回顾”（ Literature Review）这一章的原因所在。这里的老师经常会告诫学生，我们不需要你去remake the wheel。你只要去将前人的成果进一步拓展。

基于基础研究的成果，为某些赢利组织所用，就有可能背叛公众。假如一家大学，发明了一种能够治疗白血病的药，作为一个大学，一个纳税人和国家经费支持的机构，它理应公开这样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越来越按照赢利机构的方法来运营的结构，它则可能不公开这样的研究，而是让自己的附属企业赢利。换言之，在产生一种新药的10块钱当中，可能是公众出过看不见的9块，某校办企业出了看得见的1块，买走这价值10000块的东西。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犹他大学一教授发现了一种导致遗传性乳腺癌的基因。该成果若为公众使用，则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可是该大学却把该发现的专利权给了该教授创办的公司 Myriad Genetics，且不允许其他研究者使用该基因，严重违背了公众利益。1955年的时候，有人问约拿斯•萨尔科，他所发现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有无申请专利，他回答说：“怎么说呢，各位，没有什么专利。你难道能对太阳申请专利？”可惜如今的教授像他这种境界的是少数。更为关键的是，很多大学都希望孵化自己的企业，与其他学校展开竞争。那么知识领域的游戏规则，则越来越让位于市场的游戏规则，直至导致学校被私营企业败坏。

按照《大学不是公司》（University Inc.: 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詹妮弗•沃什伯恩（Jennifer Washburn）的说法，大学最宝贵的，是公正无偏袒的研究（disinterested research），是与公众的信息交流，而私营经费进入之后，或许可能造成偏瘫的研究，让研究半身不遂。大学非大楼也，非大款也，大学要的是大众。

大学的公正，无偏袒，则是大学维系公众信心的一大原因。随着业界的渗透，大学的公正被人质疑。本书作者指出，一些科学领域的论文其实是业界的枪手所写。要知道业界也有很多高人，其中不乏一流院校的杰出PhD。 他们并不是写不出来，但是他们不能署名。如果署名，则因利益攸关，在可信度上受到质疑。所以业界会去写论文，署名找某校教授。这是一种新型的软文。

沃什伯恩是个独立记者。她质问：为什么新闻界强调独立客观，人们不希望他们偏袒某一方；法官则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避嫌，而大学里的瓜前李下嫌疑重重，却无人过问呢？

很有趣的是，在2008年1月21日西弗吉尼亚一份报纸上《先驱快递报》(Herald Dispatch)上，我看到两则新闻，一是西弗吉尼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艾略特·梅纳德（Elliott Maynard)在一桩涉及到某大煤矿公司的案件中，被人发现丑闻。这位法官和这个公司的CEO曾在摩纳哥的时候合影。最近，照片被人公布出来，作为二人有私交的证据。法官提出避嫌，但是媒体不依不饶，要求他辞职。而在这份报纸的背面，我看到的一则新闻中说，西弗吉尼亚州州长乔·曼钦（Joe Manchin）提出拨款1500万给我们学校作为研究经费，另外3500万给西弗吉尼亚大学。但是双方都必须拿到同等金额的融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校不能另筹资1500万，那么这笔经费就有可能流失到西弗吉尼亚大学，反之亦然。学校的一部分经费将出自私营成分。而私营企业则会根据自己的利益，索取自己的回报，这无疑会改变学校事项的优先顺序。

看过《大学不是公司》这本书后我在想，为什么大学的腐败更能得到公众的宽容？在国内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一些高校的“能人”其实并不是一流研究者，也不是好老师，可是他们有“能耐”骗到研究经费。学校本身的价值观已经倾斜了，在按照市场价值在评估老师，在一定程度上这已违背了当初的办学理想。大学慢慢变成大公司。

在这样的大公司里，由于和高效的实际利益挂钩，能给学校创造实际效益的老师，如管理、计算机，能拿到六位数的工资，可是一些人文学科，因为“效益”和“产出”低下，其工资待遇明显不如“高效益”的老师。一个人文学科的大师，其收入或许还不及一个其它学科新来的助教。在市场的游戏规则面前这是合理的。可是学校不是大卖场，或者说不完全是大卖场，退一万步说，它起码还得担负一些教书育人，从事公共研究的任务。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1982年，麻省理工、哈佛、加州理工、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以及六个业界领袖在加州Pajaro Dunes会谈，希望找到一个合理方案来解决产研合作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自发制定方案，外界就有可能制定法规来限制自己。然而这次会谈无果而终，只是发布了一个“各大学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跛鸭声明。

大学自己是不可能自己监管自己的，那等于让狐狸去看鸡窝。1980年代后期，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HHS）发布了一套利益冲突的指导原则，并公示，征求公众意见。结果各大学的抗议如雪片般飞来，纷纷谴责这些原则侵犯学校的自主和自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最终妥协。但是迫于公众压力，联邦政府于1995年再次制定规避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要求任何接受卫生和人类服务部（ HHS）和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基金的教授，都必须披露其收入状况，包括在赢利性组织的任职所得。问题是这个规定的最终执行权还在学校。实际执行中，各个学校要求不一，其实从松的多，从紧的少，因为稍微紧一紧，杰出教师就会流失到其他院校。哈佛大学在解释其放松利益冲突管制的原因时，就表示希望能够招聘、挽留一流学者。如果哈佛都需要这么做的话，别的学校就更不用提了。好在还有沃什伯恩这样的独立记者，把一些丑闻给捅出来，好歹也起到一点舆论监督作用。

大学的利益冲突，还不限于公司和公众之间。在学校和学生之间，公司性质的经营方式也会造成矛盾。我们最近常听说的一些师生矛盾，人们常从师生关系这一个方面去解读，忘记了大学里现在师生的关系有时候并不单纯是师生关系，有时候真正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受制于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是两种游戏规则有时候会在一些灰色地带“打架”。

学校和学生的矛盾，有时候很戏剧化。南佛罗里达大学生彼得•塔波尔斯基（Peter Taborsky）发现了一种废水除氨技术，具有商业价值。该学生公布自己的发现时，竟被学校控告“窃取学校财产”，送进大牢，直到被州长赦免。后来美国专利局认定该学生为唯一的成果所有者。

但是更多年轻学子，还是“倒霉的大多数”。论文署导师的名字这还不算什么。很多学生在做研究生的阶段，或许会遇到一个在外创业的“老板”导师。这样的导师的公司的经营，很有可能正是其研究内容，这样研究和公司业务之间的界限就变得很模糊。原来在斯坦福读书的大卫•扎波尔（David Zapol）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他的导师盖瑞•诺伦（Garry Nolan）是该学校一个学术新星，掌管着一个实验室，可是他也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这时候无数尴尬局面就出现了。有一日，扎波尔的另外一位同学罗森博格(Rothenberg)去公司开会，发现他和扎波尔的研究成果，赫然出现在公司的投资人会议上，而演示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两个学生的名字。在二人提出此事后，反倒被导师责备。而实验室其他人则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失声，因为有不少人已经在诺伦的公司任职，或担任顾问。扎波尔与其导师分歧严重，矛盾无法调和，无奈离开实验室，也终止了自己的博士学位。

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小题大做。可是再看暂时还没有离开的罗森博格的遭遇，就有可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了。众所周知，学生在学校，不过短短几年，这期间他们或许能产生重大成果，但是很有可能被学校占用，尤其是在导师开公司、公私不分的情况下。罗森博格后来发觉自己如果一旦公布自己的研究计划，作为公司老板的导师就有可能让人去做同样研究，以其人力物力，会很快拿到结果。这样一来，自己的导师原来成了自己不对称的竞争对手。另外，作为一个学生和新入门的学者，罗森博格要和学术界内同行交流成果。比如他联系过的教授凯特•林（音）就是一个学术同行。 而这林教授也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和诺伦的公司是竞争对手。诺伦老得知此事后，严重警告自己的学生不要和林教授联系，透露可能帮助该公司的思想。罗森博格后来也无奈离去。

这个事件中的扎波尔的父亲，是哈佛大学教授。虽然扎波尔无奈终止了学业，未能改变斯坦福的做法，但是哈佛提议放松利益冲突规定时，老扎波尔教授以自己的儿子为例，指出学校和导师的贪心，是如何毁掉了一个前途似锦的科学新人。

一本书看下来，简直感觉学校被企业一刀一刀给剐了。在不同时代，学校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作者自己也写道，在美国大学开始的时候，很多学校是宗教性质，比如普林斯顿是长老会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布朗大学是浸信会办的，Rutgers是改革宗办的。而在后来，工业发展、二战、冷战的需要，则不断在变更学校的功用。如今产生这种公司性质的学校，也是市场力量使然。

不过，不能只讲企业对教育的败坏，也没有想到和企业的合作给学生带来的机遇。大学（University）在当初的设立，目的是单纯的，是统一的，是unified，现在有人说大学不应该叫university, 而应该叫multiversity, 其职能在变化，其利益日趋多元，它服务于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利益。这会制造越来越多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好事。我们经常在大学的使命宣言上看到大学如何要将自己变成一个“产、学、研”基地。研和学自然是分不开的。可是产研不分，产学不分，当然有好处，比如给学生提供实习甚至就业机会，创造额外收入。只是不要忘了这中间的利益冲突和道德困境。

记得《新概念英语》第三册有篇文章，说人人都有东西可以出卖，乞丐尚可出售尊严。那么大学卖的是只是知识和智慧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学生、公众和良知，岂可动辄出售呢？

黏线

在Educause会议上，听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V.S. Ramachandran谈脑神经学科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他说到了一个奇怪现象，说有一些病人由于中风或是其它原因，一只手臂会失去知觉，会成为“幻影肢体”（phantom limb）。他的疗法是拿出一面镜子，让另外一只好手臂在镜子前活动，利用镜像，重新激活脑神经中与那只“幻影手臂”对应的部分。他还给一些独臂病人作过试验，病人失去左肢后，左脸受到相关刺激的时候，脑海中会产生对应的反应，与左手的各部位对应。可见当外部刺激产生变化的时候，人脑也会产生相应的改变。如果说失去一手臂的人，脸部会对不同手指产生对应，我们可以猜测，中医所说的人体穴位、经络等与人体部位的对应，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没有像Ramachandran这样，通过实证的方法去研究而已。

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幸运，是什么样的科学发现，我们总能从五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点古已有之来。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古已有之，却并没有继续拓展，眼睁睁看着它停留在古之所有状态。

这位教授说人的大脑皮层，不同区域对应不停的符号，有时候，出于遗传等原因，这些区域之间会“打通”，形成所谓cross-wiring的现象，比如有一些人看到一些数字，会觉得这些数字对应着相应颜色，比如5对应着红色，2对应着绿色，这种时候，此人已经打通任督两脉，黏线了。

因此，特有创意的人，有时候反而是这些广东骂人时说的“黏线”（cross-wiring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是从看似不相关的概念中看出联系来，比如“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一个“黏线”的人看了，会抽象出“不能看表象”这种结论，而这种概括（abstraction）、比喻(metaphor)的能力，都是人类十分宝贵的能力。一个思维单一，无法再两个概念之间形成关联，更不能熟练地去用比喻。看到“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只能想到“以后去金店买东西要小心，或许有假货。”

晚上和得克萨斯一个兄弟院校还有一些供应商在Ming Court吃饭，遇到一个小CEO。这小伙子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却穿着球鞋。他看上去不过25岁，在加州办了一个公司，一年前拉到了风险资金，和无数美国的IT创业者一样，他的新创业务就这么小作坊式地做了起来。

他的业务，是生产一种产品，将学校的学生管理系统（如banners, datatell等）和Facebook结合起来，帮助学校提高学生的校园体验，从而帮助学校提高学生的驻留率（retention rate）.他对其业务的解释是，一般情况下，学生喜欢到facebook这些地方找朋友扎堆，天天在那里泡，而学校的一些系统，比如课程管理系统，学生管理系统，有很好的学生资料，也能够将学校活动“推”给facebook. 他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些社会网络系统，和教育系统之间，寻找到一个结合点，这就是他的生意。

想来这小子就是脑子里cross-wired了，在两个看似无关联的系统之间看到了联系。我记得以前设计一门关于创意的课程时也看过资料，说一个系统内思维的枯竭，往往是因为系统内的人嘲笑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的联络，从而使得一些原本很好的创意胎死腹中。这个25岁的CEO，换了个不宽松的环境，没准就被骂成黏线。